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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系》对传统文学采用否定的方式实现新文学本土地位的历史认同

（一）用“否定”方式破坏传统文学

在《大系》导言的叙写框架中，新文学初期的理论建构，从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起，继之有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而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可以算作是新文学讨论了两年的一篇总结论和“文学革命”的最堂皇的宣言。这三篇文章举其大旨，则可以归纳为“八事”、“三大主义”和“八不主义”：

无论胡适的“八事”、“八不主义”，还是陈独秀的“三大主义”，这种“口号式”的主张都是从破坏传统文学方面着力的。新文学开拓者都自觉地用“说不”的方式，从形式到内容上明确表达了对传统文学否定的意向，通过对它的批判和否定，继而构建起新文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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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革命”是从务实的语言、文体革命这一务实的行动中，取得新文学这一辉煌实绩的。不管是“八事”、“八不主义”，还是“三大主义”，在胡适和陈独秀构建的新文学的这一理论框架中，提倡“白话文”，进行语言革命，这是他们的首要工作。

语言决定着人的思维方式，形式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文言使国人的思维束缚在旧的感知模式中，也构筑了统治者的文化垄断地位。那么把国人从“文言”的“僵死”的思维方式解放出来，改造成“白话文”的“活的”思维方式，摧毁统治者的文化垄断地位，这不仅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降低了“引车卖浆”者进入新文学领域和学习与接受新文学的门槛，拓展了新文学的接受时空，而且使新文学的开创者和广大的民众有了“共同的语言”，消除启蒙者与未启蒙者之间的对立，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从而汇聚与传统文学相抗衡的群众力量，使新基础稳固。

周作人排斥“非人的文学”主张的明确提出，把“八事”、“八不主义”和“三大主义”对传统文学的局部破坏转向了系统的否定。“八事”和“八不主义”和“三大主义”等在于从语言、文体等外在形式对传统文学否定，这些主张都甚为明确。但是对传统文学思想内容的批判，只在于对“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等文学观念提出“口号式”的破坏主张。在从新发现“人”、“辟‘人荒’”的对人性肯定的基础上，周作人从文化制度和道德观念两个方面，颠覆了“非人的文学”存在的制度基础和哲学根基。他强调“人”是“从动物进化的人类”。一方面，肯定了人性的多重构成，否定了人的“灵肉分离”二元假设，以及由此推衍出来的宗教禁欲文化、宗法社会的三纲五常和世俗的纵欲主义等，进而否定以此为根基而构建的“不自然的制度”和“畸形的道德”，把人从“人身的撤提”和“人心的撤提”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肯定人的平等，否定封建社会传统中“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统治禁锢，以及由此而构建的“贵族文学”、等级制度观念和庸俗的慈善主义等。这样，周作人把“人”从外在制度和内在心理的囚笼中解放出来，生成一种向善、向美的“理想人”来，描绘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的人的生活”，提倡人道主义以及以此为本的“人的文学”，并把“人的文学”划分从“正面”写“理想生活”和从“侧面”写“平常人的生活”两类来，具体落实到具有“普遍”和“真挚”的文学精神的“平民的文学”建设上来。他把“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非人的文学”，在“主义”上统统加以排斥，并把这样的文学从“纯文学”角度大体上分了“十类”¹⁶，而从“儒教”和“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在这“十类”当中，中国传统文学中一向所标榜的“道德文章”也便被一扫而空。

如果说胡适和陈独秀从“文学革命” 第一步——文字改革——上着力，那么周作人则在第二步——思想改革——上着力¹⁷。把对传统文学外在形式的全方位破坏，转向对它的本质内容的否定，把“八事”、“八不主义”和“三大主义”的单维度否定置于“非人的文学”的逻辑框架中，把这些否定之外的肯定明确纳入“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的建设中，从而使对传统文学的否定形成内在的逻辑系统，完成对传统文学的系统否定的。

（二）故意制造论敌，推翻传统文学权威，以树立新的文学形象

新文学的开拓者设置圈套引诱反对者反攻的“苦肉计”，在《大系》中是作为重要的历史事件来叙写的。这除了《大系》编选者“秉笔直书”的史家精神之外，还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

其一，这是实然的历史，它对新文学的创制有着重要的意义。新文学开拓者自“从他们打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以来，始终不曾遇到过一个有力的敌人们……因之，有许多见解他们便不能发挥尽致。旧文人们的反抗言论既然竟是寂寂无闻，他们便好像是尽在空中挥拳，不能不有寂寞之感。”¹⁸新文学若招不来反对者，它的发展将会变得延宕，就像没有狼的森林里的鹿群，它们自身越强壮，群体越发展，面临群体性毁灭的危机越大，他们必然要招惹几只“狼”进来。

一方面，新文学虽借着文学革命“横空出世”了，但是在强大的传统文学权威统治已久的文学的“天朝上国”里，新文学还是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他们要通过“班门弄斧”来获得跃升为权威的机会，但是他们却遭遇了“闭门羹”，“他们便好像是尽在空中挥拳”，不仅“不能不有寂寞之感”，而且面临着得不到权威的认可（或打倒权威而得到社会认同）而自生自灭的危机。

另一方面，没有传统文学的权威对传统文学领地的指认，也无从完成新文学的领地的指认（或是完成对传统文学系统的否定），从而完成新文学内在系统的建构。“王敬轩的那一封信，便是把旧文人们的许多见解归纳在一起，而给以痛快的致命的一击的。”¹⁹新文学开拓者制造“亡是公乌有先生”，让他指认他们希望指派给传统文学的领地，通过强势的话语，给“亡是公乌有先生”致命一击，试图完成对传统文学的围剿和抢占它的领地，同时给真正的“王敬轩”们造成利益受到侵犯的威胁，从而使这些权威“开门迎敌”。果不其然，“不久真正有力的反抗运动也便来了。”²⁰这正中新文学者下怀。

其二，这是精心构建的历史，在这叙写的背后蕴涵着叙写者创造历史的诉求。

有研究者指出，《大系》的成功的出版是“由于编辑构思对应着和切合着这批文学权威人士的一种内在的欲望，一种表现自己、辩解自己、清理自己、解说自己，使个人踪迹历史化的欲望，从而使得一种富有想象力的编辑幻想，成为举世瞩目的出版现实。”²¹我们现在暂且不考证《大系》是否真的是“当事人对荣誉的进行再分配”和“个人踪迹的历史化”的“内在欲望”。《大系》的编选事实表明，编选者们都一致认同的是：他们所要精心构建的是新文学如何发难、发展与登峰造极和推翻传统文学而获得正宗的历史，他们所“表现、辩解、清理、解说”的“自己”是新文学者整体或指向新文学自身，使新文学的踪迹历史化，同时，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要在《大系》中剥夺文言改良乃至文学守旧者在文学发展中的荣誉分配权。

《大系》的编选是要彰显新文学的实绩，除《建设理论集》、《史料·索引》和七册作品集外，还包括《文学论争集》。这《文学论争集》不仅是要展示当时新旧两派对文学改革上的论争的实况，而且更是要彰显新文学在论争中的胜利者形象。《大系》的编排构思与别出心裁的“苦肉计”，是有着同样的自觉不自觉的精心设计的。编选者要把《大系》从汇编新文学作品的选本转化为叙写新文学发生的历史，他们动用了各种历史叙述策略和历史修辞手法。

胡适在《导言》中叙述了“古文运动”这一个“文学革命”的重要背景，指认严复、林纾、章士钊等为“古文最后挣扎时代”的古文权威。郑振铎则明确指出了“古文学家的林纾来放反对的第一炮”，尔后，都在南京的东南大学教书的复古派受了胡先骕、梅光迪们的影响，仿佛是要和北京大学形成对抗的局势。²²他似乎在客观地描述这些论争发生的真实图景，但在结末我们却发现了“时势已非，他们来得太晚了一些”的预设结果。这样的叙写模式在安排他的《文学论争集》的编选结构时，同样是有效的。在集子中，第二编是《从王敬轩到林琴南》，第三编是《学衡派的反攻》，第五编是《甲寅派的反动》。反对派是随着新文学的推进而不断产生的，并从“单兵作战”到结派来发起“群而攻之”的反击。但是在《文学论争集》中，无论“亡是公乌有先生”的王敬轩的《文学革命之反响》，还是章士钊的《评新文学运动》，在他们的文章后面都集结着一大批如《老章又反叛了！》的文章，支持者批驳的文章数倍于反对者的文章。在似乎是反对派发动“群而攻之”的假像下，新文学者对反对者“群而攻之”；编选者在制造着一种强大的话语攻势，显示着他们论争胜利者的姿态，表明反对者虽然强大，但却是不堪一击的。在阿英的《史料·索引》的总结中，这些反对者成为了“反对党”，并且他们是“薪火代代相传”的。他指出，如果林琴南是反新文学的第一代代表，那么胡先骕是第二代代表，而章士钊则是第三代代表了。²³事实上，林琴南、胡先骕、章士钊等的反对，当放置在《大系》的编选和叙写框架下，的确是这么一种历史。但是，他们根本不会同意他们是代代相传的“反对党”的代表。《大系》编选者隐藏了在新文学开拓者就“文学革命”提出的问题和他们觉得能接受的答案中，发生的一个不大但是却是决定性的重新表达的效用。但是，就是这种表述的变化，解释了新文学从“白话文运动”到“文学革命”以及当下的进步。这样，《大系》中对这些仍然可见的史料安排暗示了一个历史进程，这个历史进程如果真的发生了主导作用，就会推翻“文学革命”的作用。但是，现在“反对党”破产了，这个历史进程是不可能发生作用了。所以，《大系》不仅是要叙写新文学的发生史，而且还要为“反对党”撰写“破产史”。

“反对党”的“破产”预告着新文学的胜利。《大系》通过编选者的自觉不自觉的编选安排，把传统文学的“最后的挣扎”的情态勾画出来：一方面按照自己的意图给传统文学安排了林琴南、胡先骕、章士钊等一代又一代的权威，为推倒传统文学权威在对象上作了准备；另一个方面，用“选家”似乎“客观”的编选态度，选录他们的文章，并在“史料”中进行“索引”，给这些权威安排了最后演出的舞台。实际上这些都是与引林琴南放“反攻第一炮”而精心设计的“苦肉计”一样，这些所谓的传统文学的权威将会在这个舞台上被施以“致命一击”。这“舞台”安排的是给传统文学的“送葬仪式”。

因此，这段故意制造论敌，推翻所谓传统文学权威的实然的历史，不是被还原为与反对者进行辩驳、争论和斗争的过程的历史，而是通过《大系》精心构建，使这些“权威”结成一个“反对党”，通过对这个“反对党”的“致命一击”，“尽致发挥”他们的见解，把反对者对新文学的批判转化为新文学系统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传统文学的权威应声倒，新文学的形象便在这些旧权威的倒下中树立起来，从而获取文学正宗的社会认可。

16“十类”的划分详见：周作人．人的文学：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Z] ．胡适编选．赵家璧主编．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5．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影印本：196~197

17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中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详见：周作人．思想革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Z] ．胡适编选．赵家璧主编．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5．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影印本：200~2001

181920茅盾．小说一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Z]．赵家璧主编．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5．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影印本：26：2：6

21杨义．新文学开创史的自我证明——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所作导言[J]．文艺研究，1999（5）：63

22郑振铎．文学论争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Z]．赵家璧主编．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5．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影印本：13

23阿英．史料·索引·序例：中国新文学大系[Z]．赵家璧主编．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5．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影印本：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