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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系》确立新文学的范式，建构新文学的历史发展体制

新文学的范式确立和对自身历史发展体制的构建，是通过经典确立来完成的。它包括确立《大系》本身作为具有文学史性质的经典的文学选本和在选本中确立新文学的经典作家作品两个方面：

（一）《大系》经典地位的确立。它把文学作品的选编与具有文学史性质的导言叙写结合起来，使它构成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的意义系统。

1．《大系》的“系”不应仅仅视作从日本舶来的对“选本”的新的称谓，而应该包含“系列”的意义。这种意义的生成，集中体现在蔡元培《总序》中对“第二个十年”与“第三个十年”等一系列“十年”的希望。而事实上，“第二个十年”的计划曾经被初步执行了，只是这个计划后来由于良友图书出版公司的倒闭而被迫取消。这样“第一个十年”、“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的延续性，标示新文学发展性，使它具有未来的现代取向，同时达成新文学“十年断代式”发展共识，这为多元的新文学格局重新整合提供了同一性的可能基础，也为新文学后来者提供一种批评参照：新文学的发展是阶段性的，评论其功过得失应该把它放置在当时的历史情形中，即所谓的“以五四的标准评价五四”。文学这一种批评方法亦即后来的“文学分期研究”的方法模式，只是《大系》的分期除了新文学自身发展历史的原因之外，还体现着一种超越功利与目的的历史价值取向：超越当前的历史局限造成的分歧，把当事人对当代史的叙写放置在一个超越的意义基础上，尽量客观地把当代史叙写归置在超越的未来史的位置上。这种分期和努力，与后来直至当前的文学研究为了取得所谓的突破或社会政治原因而不断进行的分期重构，是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2．《大系》的“系”还包含“系统”的意义。《大系》是一个有“系统”的整体，是按一个具体的编辑意图有意识地进行组稿而完成的，这使它具有了系统的逻辑框架。²⁴

首先，《大系》的这个框架，是新文学自身框架的建构。这个框架囊括了当时新文学的所有领域和文体类型：文学理论、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文学史（史料索引和导言起这样的作用），新文学以后都基本上是在这样的框架中发展的，只是在小处作些修修补补。这可谓是对新文学的经典建构了。其次，《大系》分文体编选并由编选者撰写两万字左右的导言，这一创举使编选与叙写相结合，使选本与文学批评相融合，开创了经典的“分体研究”的文学研究方法。《大系》通过对各文体独立编选，用导言进行独立的批评研究，使评论与作品相互参照，共同展示新文学发生的真实历史图景。在分文体编选的同时，又划分社团流派，让各个社团流派的权威完成社团流派自身的历史叙写，使《大系》编选当下的各个阵营在《大系》中都能找到一个可接受的同时较为客观的历史位置，促成他们认可《大系》这个“新文学起点”的总结，使《大系》成为他们达成同一性的可能基础。这种分体研究和分社团流派的编选，体现的是对新文学整体力量重新整合的努力，促成新文学同一性的再次建立，其目的指向是新文学范式的建立与自身历史发展机制的构建；这与后来直至现在的在某个预置的理论框架下，分文体和分社团流派进行批判，给文学涂上某种色彩，以把文学归置到这个预置的理论框架底下，也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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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度决定影响力，《大系》强大的编选阵容，强化了它在人们心目中权威性的印象。《大系》的编选者都是新文学（包括编选当下左、中、右阵营）的权威人士：蔡元培、胡适、郑振铎、茅盾、鲁迅、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洪深、阿英等，在他们的身后都有着大批的追随者，或者他们本身就是某个阵营的领袖人物。因此，《大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重新整合新文学的力量，确立新文学的范式，它所依靠的正是这些对《大系》价值及其权威性认可的新文学团体。

因此，《大系》不仅是展示新文学实绩的选本，而且本身就是一个意义阐发的系统。它表明：新文学的文学形象，就是由《大系》所描画的。《大系》的编选和导言的撰写中所展示的方法，连同编选者把作家作品编选和导言的文学批评联系起来的所使用的逻辑运作，就是新文学方法的典范。这种典范有共时性和历时性的作用。在《大系》的指引下，不仅青年读者不会觉得“迷茫”，而且新的新文学者将能从《大系》中学会新文学创作，《大系》由此获得了文学史和新文学教科书的多重意义。这样，《大系》出版的当时就被称为“最近的两大工程”²⁵，它的经典地位在当时已经开始确立起来了。

（二）经典作家作品的确立。《大系》这种标榜的苦心经营确实也表现出开创的先见性。在它所编录的作家作品中，很多都是被列为现代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家作品。

这些作家作品在《建设理论集》、《文学论争集》和各集导言中或是被列为某一时期的代表，如胡适及其《应该》、田汉及其《获虎之夜》；或是被列为某个流派的代表，如冯文炳及其《竹林故事》、闻一多及其《死水》；如或是被列为某种思潮的代表，如李金发及其《弃妇》、郭沫若及其《地球我的母亲》；或就被列为是新文学的代表，如周作人及其《人的文学》、胡适《谈新诗》、鲁迅及其《狂人日记》、郁达夫及其《沉沦》、朱自清及其《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戴望舒及其《雨巷》等。这些作家作品在当时已有其“定评”，或者已经被视作经典。当然，像胡适的《终身大事》、康白情的《窗外》、冯至的《我是一条小河》、洪深《赵阎王》等作品，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在当时是很重要或优秀的作品，但是随着新文学的进步，它们逐渐淡出文学经典的行列。

这样，《大系》通过“角色的匀称搭配”²⁶，使新文学内部达成一种动态的平衡，在这样的动态平衡中，新文学各阵营有了达成“共同承诺”的可能；《大系》经典地位及其对经典作家作品的确立，标示了新文学的共有范例，为新文学者提供者关于新文学典型的问题和解答，确立了新文学的范式。新文学范式自身的认识和规范功能，构成了新文学自身的历史发展机制。只是在新文学后来的发展历史中，随着文学的政治化程度越来越高，单个团体的文学立场借政治的力量，替代了《大系》所建构的同一性基础，使新文学范式发生了转换，把新文学除了整体框架之外的内部结构重新进行了构建，呈现出我们今天见着的现代文学面貌来。

24 25 26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J]．新文学史料，1984（1）：167：185：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