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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年：1917—1927）》在世界文学语境中用肯定的方式确立新文学肯定的历史意义。

所谓语境（Context），是指支撑发话者立论成立的相关知识命题，这些命题最终表现为帮助主体话语形成意义的预设命题、帮助主体话语补充意义的补充命题以及帮助主体话语推导言外之意的前提命题这样三种形式和划分为上下文语境、现场语境和背景语境三种类型○2。世界文学语境不同于单纯的“上下文语境”、“现场语境”和“背景语境”中的一种或两种或三种。这一种或两种或三种语境只是文学行为的客观的依据，相对于文学主体而言，只是一种外在的因素。

第一，新文学置身于世界文学语境中，以西方为主体的世界文学提供的“知识命题”，无条件地成为人们理解和接受它的必然的预设前提。可借用“借壳上市”这一时髦的金融术语来形象描述语境的这一作用，亦即在无条件地认同近代西方文学的基础上，借用近代西方文学这一套业已发展得相当完备成熟的体制，达到建立新文学的目的；近代西方文学的理论和创作成就，也就必然地继承过来，成为解释和证明新文学合法性的预设前提。

这种“借壳上市”的现象，不管是在新文学的创建过程，还是在编选《大系》对新文学发难历史的描述总结时，都自觉不自觉地显露出来。

在《大系》中，西方文学（文化）的发展线索通常被用来推导新文学的线索。这种沟通西中的努力，蔡元培的《总序》最为典型。蔡元培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比拟欧洲的文艺复兴，通过欧洲的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来牵引中国文学的发展。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文艺发展的史实，直接成了推导新文学发展远景的逻辑依据，把新文学在中国文学附庸式发展所带来的“非正宗”的“寤生”，在“奔秩绝尘的猛进”中，期待获得“以十年的工作抵意大利的百年”辉煌业绩。对于蔡元培的这种期待，胡适的《建设理论集》或许可算作一种回应。考察胡适编选的这个集子的总体框架：导言；一、历史的引子；二、发难时期的理论；三、发难后期的文学理论。我们会发现：一、“发难时期”的是“理论”，其入选文章所讨论的问题是基于“文化”这一框架的，这些文章通过对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和史实的输入来建构新文学本土的文化基础。这些思想和史实的输入是简单、直接和广泛的，并无需论证、无条件地作为新文学立论成立的佐证；他们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在“新文化”中催生“新文学”。二、“发难后期”则专注于“文学理论”了，这些文章讨论的问题显示出本土特征来，有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谈新诗》和《怎样做白话文》等理论建构，把新文学从幕后推向了台前，对西方文艺理论进行了有选择的“吸收”，而不是无条件的“输入”；他们开始关注：如何在“新文化”框架中建构新文学。这是由“文化”到“文学”的线索整理，与蔡元培《总序》的构思相似。只是欧洲文艺复兴文学的发展线索作为比照物，从台前转向了幕后。简单、直接的比照退隐为隐含的比照，这表明了西方文学的发展线索开始内化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线索；新文学在西学输入下被催生后，开始显示自己的创造能力，表现出自主发展的态势。

在另一个方面，从《建设理论集》收录的文章，则可真切看出这种“借壳上市”的具体情态。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叙述欧洲的“‘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史实过程中，就已先决地证明白话文必然会取代文言文；陈独秀阐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所赐也”，则直接成为《文学革命论》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的立论基础；胡适的《建设的革命文学论》提出“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傅斯年总结《怎么做白话文》时，指出要“直用西洋词法”；胡适《谈新诗》通过“近几十年来西洋诗界的革命，是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直接推导“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问题的解放”，等等。在新文学创建过程中，理论的阐发几乎都是通过近代西方文学发展的史实简单而直接的输入，而获得必然成立的前提。欧洲文艺复兴先驱创造的伟业，被无条件地纳入新文学的话语系统中，预置地成为在“文学革命”中诞生的新文学必然合法的前提。

在新文学的反对者那里，这个预置的前提也同样起作用。胡先骕自称“寝馈于英国文学，略知世界文学之源流，素怀改良文学之志，且与胡适之君之意见多所符合，独不敢为鲁莽减裂之举，而以白话推倒文言耳。”○3胡先骕不是对“文学改良”不理解，而是不赞成“推倒文言耳”。他的理由是：“欧西言文何尝合一，其他无论矣……何莎士比亚之戏曲，所用之字至万余，岂英人日用口语须用如此之多之字乎”，“今试读Charlotte Bronte 之著作，则见其所用典雅之字极多。”○4到了“甲寅派的反动”，章士钊批评胡适的“旧文学者。死文学也。”，“无当于理者也”，其理由是：“凡死文学……废兴存亡不系于世用者也。今之欧人。于希腊拉丁之学为然……韩昌黎差比麦考黎。（英十九世纪文学家）而元白之歌行且易于裴Byron（裴伦）谢Shelley（谢烈与裴同为十九世纪诗人）之短句。莎米更非其伦。”○5这样，无论是“学衡的反攻”还是“甲寅的反动”，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在输入近代西方文学的思想和史实中，为传统文学辩护。反对者与支持者一样，把西方文学作为比照物。如此一来，不管是反对者，还是支持者，他们试图以各自的文学立场作立论前提来为这种立场辩护时，其论证过程都清楚地展现出，近代西方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它将给中国文学带来的影响。这种展开极具说服力，常常令人不能不信服。因此，反对者无疑在民众中普及着近代西方文学的知识，传播支持者所希望传播的某些观念，这着实是帮了支持者一个大忙。

与此同时，在“第一个十年”里，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茅盾、傅斯年等，通过《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等报刊杂志，召集了一大批知识分子，通过“文学革命”，颠覆了传统文学的固有形态，切实地剥夺了传统文学者的话语权。○6这样，反对者也只有招架的份了。当然，新文学的胜利靠的并不是使它的反对者信服和领悟，而是接受新文学观念的新一代成长起来。
证之以前人，示之以后人。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西方文学的发展历史，为中国新文学短暂的十年预置了一个已成史实的发展图景，它不仅无条件地证明新文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必然辉煌发展的前景，而且暗示了新文学将来在世界文学的历史方位。在世界文学语境中，借助强势的“话语权”，新文学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扩大了其势力范围。

第二，借助世界文学语境，全新建构新文学的意义体系，并不断地为这个意义体系补充新的内容。

“文学革命”的显著范例，是那些在文学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著述和文学作品的发表。因此，叙述新文学的创制史，将会反复地讨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尝试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等文章。这些文章推动了“文学革命”发展，初步建构了新文学的框架。其中每一篇文章的发表都在社会上引起热烈的反响，“文学革命”所探讨的问题为之转移，问题探讨的深度为之加深，新文学意义体系也相应地完善发展。在这样的创制史中，存在着一个内在的革命过程，那就是新理论的同化需要，重建先前的理论，重新评价先前的事实。新文学的这一内在革命过程是置身于世界文学的语境中的，通过创造性的本土化而完成的。

我们首先来考察《大系》关于“文学”定义的讨论，亦即新文学关于“什么是文学”的解答，这是新文学早期反复论述的问题。这不仅是由于新文学创制之初打破传统文学的理论框架，重建自身理论的需要，而且这是一个非常迫切的现实问题，那就是新文学者确实感到需要辨别“文学”的内涵、外延，也就是搞清自己所要建设的究竟是什么。

五四时期，人们对文学这个概念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其一，文学在汉语词汇中并非新造之词。“文以载道”自“昌黎以讫至曾国藩”作为刘半农关于“文学”定义的所谓“甲之说”延用千年。然而，“所谓文以载道，不过钞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7，“则文之一字，何妨付诸消灭。”○8刘半农认为“欲定文学之界说，当取法于西文，分一切作物为文字Language与文学Literature二类……至如Literature则界说中既明明规定为‘The class of writings distinguished for beauty of style，as poetry，essay，history，fictions，or belles-letters’自与普通仅为语言之代表之文字有别。”○9这个“文学”与土生土长的那个“文学”不同，是外国移植过来的，它的意义的生成是通过“西文”对“文学”与“文字”的区别来完成的，这样全新建构的“文学”概念对于人们来说是陌生的，需要一个理解和认同的过程。其二，“文学特精神之产品一耳。（Genus 必为复数）它若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皆群类精神上出产品也，以群类精神为总纲，而文学与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为其支流。”○10傅斯年把文学从“文以载道”的附庸，提升为与政治社会风俗学术地位等同的独立学科，而且是中国古来未有的学科，它的方法规范、语言概念全部源于西方，这对人们来说是陌生的，新文学也就是在这样的“陌生环境”中创制的。

新文学的早期开拓者往往扮演着西方学说的“搬运工”角色。刘半农就是把英文对“文学”定义全数搬运过来的，不过这种“搬运工”工作持续的时间不长，他们开始消化着西方的学说，尝试给出自己的定义。傅斯年的“文学”定义显示出这种努力了。到胡适回答钱玄同“什么是文学”时，就说文学要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他解释这三条的核心就是“达意表情”。○11很明显，胡适的“文学”定义是基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在很大程度可算作本土化的新“文学”的定义了。周作人是鲜明地提倡中国的“人的文学”的，给新“文学”立了个“主脑”。他在“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二元区分中，以普世的态度，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人道主义。所谓“人的文学，则是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12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建构逻辑已把“西方文艺——新文学”的线索内化为隐含的背景，把理论外来输入的生成转变为普世的同步建构。他指出，这“人道主义”，欧洲是在15世纪第一次“发现”的，并结出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两个果子，中国的“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现在发现了“人”，当是要把进入“兽道鬼道的人”引导到“肯体人类的意志的正道”来；新理论的生成是一种“发现”，“人的文学”并不是欧洲舶来的时髦品，而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立论应抱定“时代”这个观念，不分中外，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和欧洲文学的发展都应见着世界的人类这样一个广阔时空，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因此，“人的文学”是普世的，新文学是世界文学一个独立建构着的主体，只是因为中国“人”的发现比欧洲晚，而见出当前中国文学的落后来。周作人把“人的文学”置放在普世的时空中，以独立主体的身份参与世界文学的建构，显示出新文学自主创造的形象来了。
在“文学”定义讨论的这一历程中，刘半农借西方文学定义来获得新“文学”范畴的生成与界定；傅斯年从学科建制上，构建新“文学”的独立体制；胡适从语言、文体到创作方法、技巧等外在形式方面，对新“文学”作了系统的阐发，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给新“文学”的补充了内容和构筑了哲学基础。《大系》把这些个体的单维度阐发转化为共同的系统阐释，初步完成了新“文学”的意义体系本土重构。

与新“文学”的重构相比，话剧的“舶”来则是艰巨和曲折得多了。作为新文学的一个门类，话剧在刚被移植入中国时，被称为“新剧”。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翻译出版《西洋文学丛书》的构想，要翻译三百本西方文学第一流的戏剧名著，作为新文学戏剧模范；当这种从新文学整体构建的考虑转向新剧具体建设的方法时，胡适在《文学进化观与戏剧改良》中，提出要扫除旧戏的“遗形物”，采用西方最近百年来继续发展的新观念、新方法和新形式；他的《终身大事》的发表，是胡适也是新剧“弃中用西”主张的第一次实践。新剧要在“西洋式戏剧”的全盘输入中进行构建，并要取中国传统戏剧而代之。《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和“戏剧改良号”的刊行，迅速形成了介绍西方戏剧、翻译和改编外国戏剧创作的热潮，推动了新剧全面移植的历史进程。但是新剧“输入”的急切与它水土适应的缓慢，在“南橘北枳”的困扰中陷入了“新/旧”取舍的论争泥潭，新剧在“第一个十年”并没有取得辉煌的业绩。虽然1925年的“国剧运动”提出了“我们建设国剧要在‘写意的’和‘写实的’两峰间，架起一座桥梁”○13，但是由于它保守主义倾向和新剧全盘输入的激进取向，这种试图把外来形式与本民族传统相融合，以生成新民族形式的本土化意向，在当时遭到了否定。洪森在《导言》中详细地叙述和分析了新剧这部分的移植历史，给舶来的话剧叙写了自己的本土历史。《大系》这种具有史性质的导言叙写和作家作品的编选，初步给话剧建立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在后来的重新阐释和实践意义的发现中逐步完善；这给话剧“由枳而再橘”的 “本土进化”架起了一座桥梁。

新文学中，最早显示出业绩的是散文。在《大系》编选中，编选者试图建立现代中国散文体制。郁达夫在《导言》中，开篇就讨论“散文这个名字”。他从追述“中国向来只说仓颉造文字”的中国文学的历史开始探讨，推导“正因为说到文章，就是指散文，所以中国向来没有‘散文’这一个名字”，大胆地“臆断”：“所用‘散文’两字，还是西方文化东渐后的产品，或者简直是翻译也说不定。”○14郁达夫历时地追述“散文”发生史，叙述中全然没有“输入”的急切和粗糙，倒是带有审视借鉴的从容。他以一个审视者的姿态，考察本土文学与西方文艺思想和理论相融汇的历史过程，指出中国文学的历史上有散体或散文等成语，用以与骈体骈文等对立的；但它的含义和轮廓，并不是十分确立；他提出“当现代而说散文，我们还是把它当作外国字Prose 的译语，用以与韵文Verse 对立的。”○15郁达夫没有强行地把中国古代文学与“骈体和骈文”对立的文章硬塞进“散文”这个概念，或把它作为当下的一种界说或引证，也没有极端地把“骈体和骈文”文章痛斥为“桐城谬种，选学余孽”，而是在回溯中国文学历史的话语背景下，还原“散文”这个新词被吸纳进来的历史原貌，把外来的“散文”还原到“Prose 与Verse 对立”的初始状态来。显然地，郁达夫不是要用西方的“散文”学说来催生中国的“散文”，而是要把习得的西方新词汇融入到现代中国散文的话语系统中，创立现代中国散文体制。这种理念是贯穿《导言》全文的。当讨论“散文的外形”时，郁达夫用全新的眼光评价王洋渔的“神韵”，以西方文学“Rhythm 的回味”补“神韵”之不足，构建起“散文音律”的新意义；他在“重新评价先前的事实”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熔融西方文艺理论，重构现代中国散文本土的意义体系。

这样，新文学置身世界文学语境当中，先是通过对西方学说简单的“输入＋ 扩展”的模式，建立新文学的雏形，继而在不断的论争中对西方文艺理论有更深入的理解和对西方文艺的方法规范与语言概念熟练掌握的基础上，返身本土，开始新文学富有创造力的本土化了。按一个具体的编辑意图有意识地进行组稿而完成的《大系》的大规模出版，把新文学的建构由零散的个人论说，或单个团体的主张，整合成的系统构建，用新文学发生史的“真实图景”去完成开拓者对新文学意义体系的阐释和本土构建。新文学的开拓者把新文学纳入世界文学这一开放性的广袤时空中，赋予了其理论的可生成性和历史的可解释性；在世界性的“语境”中完成新文学的“民族性”构筑，而“民族性”的生成，也就使其具有了世界文学的意义，从而在世界意义上获得它的合法的历史地位。

○2徐墨凡．论语境科学定义的推导[J]．语言文字应用，2005（2）：54
○3○4胡先骕．中国文学改良论（上）：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Z]．郑振铎编选．赵家璧主编．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5．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影印本：103-104
○5章士钊．评新文学运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Z]．郑振铎编选．赵家璧主编．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5．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影印本：222
○6戚真赫．《新青年》暨现代文学高层论坛会议综述[J]．文学评论，2005（6）：195～198
○7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Z]．胡适编选．赵家璧主编．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5．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影印本：45
○8○9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Z]．胡适编选．赵家璧主编．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5．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影印本：63-64
○10傅斯年．文学革新申议：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Z]．胡适编选．赵家璧主编．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5．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影印本：112
○11胡适．什么是文学——答钱玄同：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Z]．胡适编选．赵家璧主编．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5．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影印本：214
○12周作人．人的文学：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Z]．胡适编选．赵家璧主编．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5．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影印本：196
○13洪森．戏剧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Z]．赵家璧主编．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5．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影印本：77
○14○15郁达夫．散文二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Z]．赵家璧主编．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5．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影印本：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