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秀一枝百鸟歌

中国史学史

中国史学史-简介:
本书是蒙文先生关于中国传统史学的集中论述，着重于史学思想、史学方法及其与当时各种学术思想的关系，在以梁启超、金毓黻等为代表的书目解题式研究之外另辟蹊径，自成一家之言。本版除收录《中国史学史》稿外，另收录多篇相关论文，其中有的系首次出版。蒙文通（1894－1968），原名尔达，四川盐亭人，现代著名学者，主要著作有《古史甄微》、《辑校李荣老子注》、《辑校成玄英老子义疏》、《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经学抉原》等。 这是第一部把历史学的发展，置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史这一广阔领域里进行考察的史学史。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对于我国古代史学的研究，虽然不断有论著发表，其中绝大多数是就某一史书、某一史家或某一史著体裁进行的研究。名之为史学史的专著，基本上是史学名著的介绍。蒙先生的这本著作，是一项没有先例的重要创举。

《中国史学史》序

本稿（《中国史学史》）为先君子文通公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执教于国内各大学讲授“中国史学”一课之讲义，其基本部分撰于一九三八年任教成都国立四川大学时，只第一章第八节、第二章第五节、第九节后来补写。是稿第一章第一、二节曾刊载于《重光月刊》第三、四期合刊（一九三八年四月，成都），分别题为《周代学术发展之三时段》、《尚书之传写与体例》；后又分别刊载于图书集刊》第三期（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成都）、第四期（九四三年三月，成都），分别题为《论国语、家语皆为春秋》、《论尚书之传写》。第一章第二、三、四、五、六等节曾刊载于《华文月刊》第一卷第五、六期（一九四二年十、十一月，成都），题为《晚周史学》。第二章第一、二、三、四、六、七、八、十等节曾刊载于《国论月刊》刊第二卷第十六、十七期合刊（一九四一年八月，成都），题为《魏晋南北史学》。第三章第一、二、四、六、七等节曾刊载于《华文月刊》第二卷第二、三、四期（一九四三年七至九月，成都），题为《宋代史学》。

    先君尝言：“经学莫盛于汉，史学莫精于宋，此涉学者所能知也。汉代学以西京为宏深，宋代史学以南渡为卓绝，则今之言者未尽同也。近三百年来，宗汉学者为多，虽专主西京其事稍晚，然榛途既启，义亦渐明。唯三百年间治史者鲜，今兹言史者虽稍众，然能恪宗两宋史学以为轨范者，殆不可数数觏，况南宋之统绪哉!……后寓北平（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六年），始一一发南宋诸家书读之，寻其旨趣，迹其途辙，余之研史，至是始知归宿，亦以是与人异趣。深恨往时为说，言无统宗，虽曰习史，而实不免清人考订獭祭之馀习，以言搜讨史料或可，以言史学则相间犹云泥也。于是始撰《中国史学史》，取舍之际，大与世殊，以史料、史学二者诚不可混于一途也。”是君子之言史也显以史学与史料学判然有别，其界定史学曰：“史者非徒识废兴、观成败之往迹，亦将以明古今之变易，稽发展之程序。”与并世之以干嘉考据羼杂西洋考据而大倡“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者固大侔也。其诠史之义既，其治史之法自殊，一则曰以治诸子之法治史，二则曰必须通观乃能看清历史脉络，三则曰事不孤起必有其邻。故先君之撰本稿也，以其锐敏之识力，广阔之视野，于历代诸观史之哲识，论史之断，着史之体制，纂史之义例，莫不考论；于当世则统观其风势时尚，于代则辨析其盛衰流变，横察其殊方论说之同，旁稽其与经、子、文、玄之关系，以及政治、社会、民族、地理对史学之影响，亦皆探其本末，穷其旨要，旁通曲证，贯综合，与时贤之但以缀拾排比史家史着之为书者，迥弗类也。蹊径既不同，所见显有别，故恒能发前人所未发，道他人所未道，篇篇皆为创作，篇篇皆有新意犂然自成体系，卓尔一家之言。虽此稿长期未正式出版而知者不多，然知之则率多交口赞誉。顾颉刚先生于一九四七年尝称先生为“治史学史最有成就的一位”。（《文化先锋》第六卷第十六期）四十年后，郦家驹先生犹称此稿“是一项没有先例的重要创举”，其中某些“理论性概括”，“是至今仍然有其生命力的”。（《蒙通学记》）是此稿虽为半世纪以前之旧作，尚能有裨于世之从事于斯道者，故敢以之陈献于学林，幸读者有以检验焉。

然本稿实为未竟之作，虽其大体已备，而其小部则有目无书，故整理之际，存其全目俾便读者得以窥其全豹，并选录先生他文之相干涉者附于编后，略作补苴。如《汉以后有关古史之著作》，原为另稿《先秦史学史》之末章，所论为谯周、司马彪、皇甫谧、司马贞、刘知几之古史学说，司马彪、皇甫谧固王肃之徒，而肃为南学之宗，谯周则宗郑玄，而玄实北学所主，是此篇之旨略与第二章所缺《南学、北学与古史学》节相符，故迳取之以代此节。《从〈采石瓜洲毙亮记〉看宋代野史中的新闻报》一文，并论与《毙亮记》同类之《顺昌战胜破贼录》、《保蜀功勤录》等书，文中且迳称《毙亮记》“就是宋人叫的史底”，则此篇宜即第三章所缺《史底》节之部分内容。《跋华阳张君〈水心研究〉》，略言自吕祖谦、水心以下及于明初之王祎、宋濂、方孝孺之传承及其论学之大旨，且言“此所谓金华文献之传也”。是亦可以略补第三章所缺《金华文献之传》一节；《北宋变法论稿》中之《北宋变法之史料问题》节，于宋代实录、国史、会计录、会要之纂修及元修宋、辽、金三史问题皆有论述，是亦可以略补第三章所缺《三派末流与官修宋、辽、金、元各史》一节；《中国历代农产量之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一文中有《正始学术》、《大历学术》、《嘉靖学术》三节，亦皆可以补第二章《魏晋之学术与史学》节、第三章《天宝后之文、哲学与史学》节及第四章《正德、嘉靖以后之学术与史学》节之缺略。他之如《〈天问本事〉序》、《〈宋略〉存于〈建康实录〉考》、《评〈学史散篇〉》、《致柳翼谋（诒征）先生书》、《〈宋史〉叙言》、《跋〈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馆藏嘉靖汪刻〈文心雕龙〉校记书后》诸篇，其所议论亦皆与史学史有关，故亦并作附录。是先君关于中国历代史学之论说皆已略备于此册，而《中国史学史》一稿缺略未竟之遗憾，亦可以稍补其百之一二焉。

    为存原貌，先君个别习惯用字，整理之时未加改动。

                                                           蒙默
                                                      二〇〇五年三月

《中国史学史》绪言

中国史籍之富，并世诸国，莫之与京。以我国土广民殷，开化最早，文献之传，百世所崇。是以记载纷纭，难可统纪。欧美列邦，建国既晚，诚不足校。即印度宿称古国，经乘浩穰，亦史缺无征。则以群希出世，其于人事陈迹，藐不关怀。中国则所尚者学，儒以六经为依归，六经皆古史也。祖述尧舜，宪章文，遵先王之法，为奕世不易之规。此故志新乘所由绳绳靡绝者欤?称中国为历史之国家可也。篇籍既博，则事宜钩要，苟徒取糟粕，尘秽简牍，而欲以穷其蕴奥难矣。窃以中国史学之盛，有三时焉。曰晚周，曰六朝，曰两宋，皆思想廓落之会也。体制革新，陈义深远，宏文迭出，名家踵武，虽汉唐盛世，未足比隆。诚以析理精莹，则论列足，视天梦梦，则取斯昏。故哲学发达之际，则史着日精，哲学亡而史亦废。先秦诸子，不可及也，故于时国史、家史，众制并作，灿烂足观。至汉仅经术章句之儒耳。魏晋名、法、道、墨，杂起朋兴，高谈名理，弃汉学若粪土。而干、孙之作，号五百年史例中兴，此史学之再盛也。至唐则宗教大盛，士惟知笃信守，于是令狐、姚、李，尚不得为记注之良，更何于论撰述，而史又衰。其在北宋，一排唐人博综之学，研精义理，超绝古今。于是司马、欧阳，前驱拥，逮于南宋，胜义纷陈，此史学之又一盛也。晚宋至明，而几乎以熄。舍此三时，虽有纂述，才记注耳。记注、撰述，判若渊云，岂可同语。滥竽良史，即班述《汉书》，唐修五史，搜罗非不博，比校非不，然漫无纪要，未风裁，谓之整齐故事则可，揆诸《春秋》所以为《春秋》之义，宁无歉然？爰依此旨，谨述三时，汉、唐、元、明，备之而已。清世以师资既昵，亦举大要，俾明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