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卓:戏外一横,戏内一竖

2022年5月12日刊|总第2870期

我是属于那种挺淘气的女生,对拳击本来就比较感兴趣,接下这个角色意味着高强度的训练,必须完全心无旁骛,快速成长,这个事儿还挺吸引我的。

作为一个演员,她本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就是会影响到观众,文艺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就是会对别人潜移默化,我从不低估这种力量。

在人们烦闷不安的时候,一部剧能给观众带来哪怕一秒的笑意,那这部剧就是值得的,我的工作是有用的,也是我在当下,最想给这个世界带来的。

与谭卓的对话,发生在一个非常奇特的环境里。

五一假期前的一天,她正在为电影《出拳吧,妈妈》在北京超前观映的活动做化妆准备。

和造型师一样忙碌的,还有一位医生,她支起了输液架,上面有3个吊瓶。谭卓朝我摆摆手,“不要摘口罩,我感冒了,别传染给你们。”

当天晚上,“谭卓拍戏断肋骨”的新闻上了热搜。带病上阵,为戏受伤,谭卓的“拼”是写在脸上的。这一点,无需刻意标榜。

化妆途中,她时不时地看下镜子。这时,你会看到谭卓身上不妥协的一面,她虽会笑着对造型提出建议,但语气里满是坚持。这种坚持,可能与身份无关,而是个性使然。

她说自己是个完美主义者,既然做就要做到最好。她近半年来的三个角色,《出拳吧,妈妈》里的白杨,《对手》中的丁美兮,《追爱家族》里的肖楠,都经过这种特质的沉淀。

因此,她从不否定过往走过的道路,至少,不否定自己塑造的每个角色,因为每一次刻画,她都做到了不敷衍。

“我不觉得自己有多努力,甚至还有点‘懒’,很多事情都是被‘赶’着做出来的,但我并不抗拒,反而乐在其中。”谭卓这样评价自己。

但从演员的角度来看,她又足够努力。在对谈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她身上“一横一竖”的特质:戏外一横,她涉猎广泛,能从演员的地域文化差异一路聊到剧组的服装设计,从当下的影视环境侃到哲学命题;戏内一竖,一旦到达片场,进入角色,她就只专注于表演本身。

以下,是谭卓的自述。

《出拳吧,妈妈》很应景

当五一档的电影纷纷撤档时,《出拳吧,妈妈》打出的Slogan是“不放弃,就出击”,选择迎难而上。影片中的女主人公白杨也是这样,她曾进入低谷,最终踏足山巅,书写了人生反转。

其实,这何尝不是我们在当下的写照。疫情将我们的世界变成了完全不同的面貌,一些东西消失了,同时又有新的大门被打开。是随波逐流,还是主动出击?一切全在你的一念之间。

所以,不论结果如何,我认为白杨和这部电影的迎难而上,在当下都是应景的,精神内核是统一的。

我之所以接下这个角色,首先是因为题材的稀缺性,我们过去很少有这种以女性为主角的体育电影。

然后呢,这其实还有点“以公谋私”的意思。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挺淘气的女生,对拳击本来就比较感兴趣,接下这个角色,就意味着要进行高强度的训练。你想啊,如果是你自己出于兴趣去练,可能就不会给自己太大强度,进步就比较慢。如果是工作,你就必须完全心无旁骛,快速成长,这个事儿还挺吸引我的。

对演员来说,这也是最难的部分,因为我不光要训练,而且训练强度非常大。

因为白杨是一个女拳王,金腰带级别的那种,所以我必须非常专业,包括一招一式,出拳的姿势,发力的角度,一系列动作都要能让观众看到职业的影子。

剧组一开始给我定的训练量是每天两个小时,我说这肯定不够,于是就加到了四个小时,上午两小时,下午两小时。

过程很苦,但我享受其中,而且说得凡尔赛一点,我还算有点天赋,能够很快理解到教练的意图,所以进步很快。教练也很兴奋,说你是个好苗子啊,再练练跟我去打职业吧。

当然,想都不要想,早就被我妈严厉制止了,因为确实大大小小受了很多伤。比如,手指软组织受伤,然后左胸第二根肋骨被打断了。我本来是个对时间毫无概念的人,但受伤的这次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拍完片子的第二天,就是我的生日。

其实已经在避免了。拍摄前我就跟导演说,跟我对打的人一定得是职业选手,一来,她朝我打过来的拳能够控制好位置和力度。二来,观众看到的特写才更有力度,也更真实,这是非职业没有办法完成的。

塑造白杨,是一个从随性到亢奋的过程,亢奋到什么程度呢?总是跃跃欲试。我那时候经常骑那个扫码的共享单车,把包放在前面的筐里,然后幻想着有人来抢我包,被我帅气地一招制服。有时候甚至会故意放慢速度,给别人机会。当然治安这么好一直没有机会(笑),感觉好中二。

从我个人来说,我愿意把这个过程分享出来,并不是要标榜什么,而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她本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就是会影响观众,文艺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就是会对别人潜移默化,我从不低估这种力量。

曾经我对拳击运动一无所知,通过训练后可以去扮演一个职业选手。白杨从一开始的一无所有,到触底反弹实现人生翻盘。这两个故事,只要能够鼓励到观众一点点,那么我做这个事情就是有意义的,《出拳吧,妈妈》这部电影就是有意义的。

《对手》里的那一竖

《出拳吧,妈妈》是身体累,《对手》是心累,我之前拍过的所有戏加起来,都没有这一部累。

有一场戏拍完,我就从椅子上站不起来了,这不是一个形容词,是真实状况,大伙拉我,我站不起来。但再累也得咬着牙,因为丁美兮这个角色,错过后悔一辈子。

我是《对手》签下的第一个演员,制片人张海东对演员的感知很敏锐,也很有判断力。因为人们往往会对演员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你之前演过什么样的形象,后面就会不断有类似角色来找你,大多数演员都无法跳出这一限制。

所以我说张海东很厉害,她能够想象我可以演丁美兮这样复杂多面的角色,并信任我。而我,看完剧本之后就知道一定不能放手。周围的人都觉得这个题材有一定的风险,拍了也不一定能播,不建议我接,但我是一个演员,我只对演不演和怎么演做出判断,其他的任何事情都干扰不到我。

因为疫情原因,这部剧的开机时间一拖再拖,当时我所有的时间都围绕它调整配合,就是因为它值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小时候我们买过一种立体书,打开之后,那些人物和场景会从纸面上立起来,《对手》的剧本就给了我这种感觉,丁美兮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出来了。

丁美兮是一个间谍,更是一个小女人,总在为生活焦虑,就像啄木鸟一样,一直叮叮当当。她和李唐是一竖一横,丁美兮是竖着的那个,占地面积很小,李唐是横着的,像一片大地一样,承载着一切。

郭京飞没有在这个角色上玩花活,但他让整个戏变得松弛了。因为他是一个很搞笑、很有喜感的人,他让整个剧组都变得愉悦和放松了,让大家的表演都更轻松和生活化。当《对手》被大家喜欢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了郭京飞的潜在作用。

王小枪老师的剧本写得很生动,几乎没有废戏,很多细节上的闲笔,都在不断推动剧情。开拍前的剧本围读,被我们硬生生开成了王小枪的夸夸大会。

比如,丁美兮擅长包扎护理,记忆力超群,这些技能稍一显露,就引起了段迎九的怀疑,让李唐夫妇和国安有了戏份上的交集。

我在塑造丁美兮时,主要把握的其实就两点,一是从间谍的身份出发,这个人物身上的很多特点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致使丁美兮暴露,也可能被她利用,成为完成任务的重要手段。二是从人的角度出发,她如何当好一个妻子?又怎样当好一个妈妈?

抓住她的焦虑和压力,你就抓住了观众的心。她是个关心柴米油盐的家庭妇女,三句话不离钱。

她跟李唐说话时,最常用的口头禅是“我跟你说话呢,你能不能看着我。”她为孩子的安全焦虑,又没办法解释,总不能跟孩子说,“你上学路上小心点,要是有人拿枪顶着你,你怎么跑。”

她操心孩子的成长,操心到有点神经质,比如有场戏,丁美兮发现了一根烟,马上就去跟李唐说,“我发现了一根烟啊,她今天抽烟,她明天就得吸毒,这孩子完了,毁了。”

正是这种真实,让观众格外有共鸣。但我们也得把握好一个度,因为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歌颂一个间谍。

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当了间谍,你都得为自己的行为买单,走错了这一步,就再也无法回头了,所以她身上一定要有一个深层痛苦的东西,那是疼痛的,也是羞辱的,更是无法被磨灭的创伤。

而这,是我在塑造过程中时时提醒自己的部分,也是要在真实的基础上时时表露的人物复杂性。丁美兮不断刷牙的洁癖,挥之不去的梦魇,都是外在的一种表现方式。

另外一种复杂,体现在丁美兮的着装和造型上。作为一个女间谍,她应该是好看的、性感的;作为一名教师,她的着装又不能太过;作为一个生活拮据的家庭妇女,穿着一定要符合自己的表面身份。

她的很多裙子都有一定的廉价感,然后在材质上以柔软为主,这样穿在身上以后,就会自然地贴身,同时裙子的中间一定有腰带,而不是那种蓬蓬的公主裙,如此一来,垂直感有了,女性的身材曲线也就凸显出来了。她的上半身,则是以V领为主。

发型也很讲究,虽然看上去很普通,直直的,平平的,但其实很难做。她的头发要挡住一部分脸,让下颌线露出来,与锁骨、脖子这些细微的元素组合起来,构成一道风景线。这也是丁美兮吸引猎物时的杀手锏。

衣服的款式和发型的设计并没有那么接地气,我们在日常的款式中做提炼,然后把它放到窗外,看它在人群中是否跳跃,最终得到了一套相对合理的设计。

我认为这个工作是必经之路,我不可能穿个大棉袄,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然后告诉观众,这个角色很性感。谁信啊?

塑造角色是一个全方位包装的过程,灯光师的光影、导演的镜头、后期的音乐、导演控制的时长和节奏乃至妆造,都在为这个角色说话,这是创作中很有意思但也很不容易的部分。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很开心,因为大家都在往对的方向走,我就可以把精力放到表演本身了。

表演方面,我是一个细节控。我认为一个好的表演,是你哪个环节都做对了。你的内心是准确的,你的形体动作、表情、节奏、声音甚至气息都是准确的。哪怕镜头只给你的脚一个特写,拍你走路,你的内心如果不在戏里,这个表演就不是完整的。

几年前,我在海边拍一场走路的戏,我妈在现场看着,等我下场后,她就说我偷懒了,走得不对,在监视器里能看出来。

那一刻我意识到,演员的演技不只体现在角色的高光时刻,而是每时每刻。

所以我比较介意剧组在不跟我商量的情况下,为我找替身。如果说有一些专业程度比较高,我完成不了的戏份,我也希望能和替身一起完成,最起码跟替身沟通那场戏的演法。否则,它对角色的完整性是一种伤害,这是我难以容忍的。

《追爱家族》里的东北腔

《对手》之后,我紧接着演了《追爱家族》,和郭京飞二搭。

接这部剧的动机很简单,我之前拍的戏都太苦太累了,需要乐呵一点。虽然我是一个演员,但更是一个人,需要有呼吸,需要有痛感,但更需要快乐,所以我选择一个喜剧。

我看到一些观众说,谭卓和郭京飞在《对手》里那么苦,在《追爱家族》里好欢快,谭卓说话都有东北音儿了。

其实我们一开始说的都是普通话,但无奈贾乃亮是东北人,熊梓淇来自“宇宙的中心”——铁岭,然后我也是东北人。一有人起头,那个东北话的辐射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大家都被带跑了。后来我的团队来探班,看素材时跟我说,你真的要控制一下,你们现在演的已经是《东北一家人》了。

后来,我们干脆就把人设往这方面靠了一些,齐家的人都有东北基因,整个戏就更欢快了。

当演员用母语去表演的时候,是非常自由的,我跟郭京飞又那么熟,还是演夫妻,所以总体给人的感觉很自然。

演夫妻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要让人相信,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肢体语言。我和郭京飞毕竟是哥们儿,不需要磨合期,这对表演是非常有帮助的。

比如,如果是不熟的两个演员演夫妻或情侣,他们可能总是保持一个“A”字型:上面肩膀靠在一起,但下面的身体是分开的,这种观众一眼就出戏。

再比如,喜剧有时候依赖演员的即兴发挥,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对手,而你们俩又很有默契,你就能放心地演,因为你们相互信任。事实证明,这部剧的喜剧效果还算不错。播出时很多上海的朋友告诉我,隔离期间看《追爱家族》笑得停不下来,我当时既满足又荣幸。

我觉得,在人们烦闷不安的时候,有这样一部剧能给观众带来哪怕一秒的笑意,那这部剧就是值得的,我的工作也是有用的,这也是我在当下,最想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所以说,以后有演喜剧的机会,我还愿意接着演,或许这是东北人骨子里自带的基因。

我也从不怕被一个形象所固定,因为我自认为自己的塑造能力还算强。其实,不论是妈妈一类的角色,还是喜剧中的人物,你总能发现她们身上的独到之处。放心地走近她们,然后,观众会记得你的。

【文/许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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