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微企业的求生路:在倒闭与裁员间扛过5月(图)

“现在公司账上只有不到20万元,5月员工工资已经发不出来了。疫情真的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2019年3月,于洋在上海创办自己的视频制作公司时,设想过客户流失、项目利润低等各种失败结局。只是,他没想到,这一次危机如急风骤雨般袭来。

3月中旬,公司迟迟接不到新订单;3月下旬,一个已经沟通半个月的车企广告拍摄项目没了下文,所有员工开始居家办公;进入四月,公司危机进一步加剧,整月只接到一个1.3万元的视频剪辑小单。按照以往,公司平均每月能完成50万左右的拍摄项目订单。

即使乐观估计公司能在5月解封并获得新订单,于洋至少仍需一个月才能完成项目并获得收入。

“十五位员工每月工资约30万元。现在只有两种可选办法,一是找亲朋好友借20万发5月的工资;二是跟大家坦白,愿意和公司一块走下去的,可能会拖欠一个月工资。如果疫情到6月都没有结束,就真不知道怎么办了。我不可能把所有人都裁掉,但工资就是付不出来”,于洋表示。

收入骤降之外,疫情还在给公司带来更多深远影响。

“广告行业账期本来就长,现在公司约300万元的利润在大公司的口袋里揣着。但这两月,大公司以财务不上班、没有财务章为由迟迟不付已完成项目的资金。其中包括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500强企业的70万和一家上海国企的60万。他们的理由乍一听很有道理,但你就是觉得憋屈。现在只能寄希望于这两笔钱尽量结算,这样公司还能再撑四五个月。”

重压之下,于洋找不到更多解救办法。4月下旬,他在B站发布了一条吐槽疫情下自己公司遇到困难的视频。只有380个粉丝的他,短短十天获得了超18万的浏览量与3000+的点赞。评论里,多位创业者诉说着自己的企业在疫情影响下受到的各类冲击——库存积压快递不出去、餐饮客流量锐减、资金链紧张等等。

像于洋这样的创业者,中国有7000多万,他们被称为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不幸的是,“于洋们”的命运似乎从一开始就已注定。历史数据显示,中小民营企业平均生命周期只有2.9年,存活5年以上的不到7%。疫情冲击下,于洋的公司是否会让庞大的企业死亡数加1,现在看来,一切似乎都是未知数。

疫情期间,政策一直在紧密关注“于洋们”。5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稳经济的重要基础、稳就业的主力支撑,当前相关市场主体困难明显增多。为此,会议提出5月底前全面排查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拖欠的中小企业账款,无分歧欠款发现一起清偿一起等纾困举措。

封控一月,净亏损32万

“不能外出拍摄,一切业务都只是纸上空谈。”

作为一家视频制作公司,于洋公司日常业务是在全国各地和上海各个摄影棚间奔波拍摄视频广告。客户以世界500强企业以及行业头部平台为主,拍摄内容包括抖音短视频、TVC(电视广告片)等。三年间,公司业务规模一直处在稳步上升阶段。

3月中旬,因为上海疫情的扩散,公司业务订单直接骤降至零,“一下子紧张起来”。

于洋说:“3月中旬,原定的拍摄项目全部取消。从甲方客户市场部角度而言,也不敢轻易发需求。印象特别深的是,3月上旬还在沟通的一家车企的全国拍摄项目,结果到了中旬突然没下文了。其实很容易理解,视频制作行业的核心资产是人,摄像导演都被封控在家,上游的客户也去不了现场。从3月中旬开始,上海整个行业的拍摄基本直接归零。”

3月下旬,因为不能外出拍摄,公司订单数没有任何改观。身处高投入、高利润的视频制作行业,即使没业务,于洋的公司硬成本还需要持续支出。

于洋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十五名员工全额缴纳五险一金以及每季度发放一次绩效奖金,每月人工成本约30万元,公司办公室租借费用每月约1.5万,公司的财务代理商每月3000元。合计硬成本每月约32万元。公司正常经营下,运营成本还包括外出拍摄成本、道具购买成本等。

高支出下,公司开始积极自救,主动寻求以前看不上的小单子。即便如此,从3月中旬至5月初,于洋也只接到一个小订单。项目主要负责给一家头部医药企业做短视频剪辑,对方公司报价1.3万,扣除外包配音师、视频素材购买等费用,利润不足7000元。“7000元利润根本覆盖不了公司的员工成本,所以以前这种单子根本就不接。该项目本来预计一周完成,因为居家办公导致沟通面临诸多不顺,项目进行三周依旧还在修改。现在有多少算多少,实在不忍心放弃”,于洋表示。

为了自救,于洋也考虑过让企业直接停工,给员工发最低工资。但现实是根本不敢采取此举措。

于洋坦言,视频行业大部分优秀人才不愿意加入小公司。此前花费大量精力去说服十五名员工陆续加入。“如果因为疫情突然把工资降到最低标准,员工对企业的信任度可能都会发生变化。到复工时,员工流失现象就可能发生,到时又要花很多精力重新去找人,所以根本就不敢轻易的降工资。对于月薪八千多的同事,刨除每个月四千多的房租,剩下的工资可能刚够生活。如果降到最低工资,他们可能连房租都交不起。”

即使于洋乐观预估公司能在五月初迎来解封并获得新订单,按照以往一个拍摄项目需一个月时间完成,这将意味着,从3月中旬到6月初,公司大概率在业务层面没有任何收入。现在,他已开始着手向亲朋好友借钱用于支付5月员工工资。

致命的账期

如果说疫情冲击业务量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洋此前更多压力来自于广告行业的长账期,这也曾两次让于洋的公司差点因资金链断裂被拖死。

在广告、影视行业,一项墨守成规的事实是,小型制作公司在接到项目订单时,绝大多数已被层层“扒皮”——甲方发出广告制作需求时,对乙方视频制作公司资质会设置诸多硬门槛,比如公司需成立5年以上、注册资本500万元以上等。当乙方承包项目后,更多会选择层层分包给小规模视频制作公司,从而赚取利润差价。

在层层“扒皮”的模式下,甲方一条报价100万的60秒广告片,最后实际执行项目的小制作公司,得到的报价可能只剩五十万元。即便如此,乙方发出的分包项目也是供不应求。

于洋介绍:“比如此前我们接了一家连锁快餐店的年单,负责给这家企业做一年的抖音视频制作,每个月需产出约8条原创短视频,同时还负责他们的抖音账号运营、与客户对接商务流程。连锁快餐店给乙方代理商的报价是160万元,到我们手里只剩下100万元。”

在合同签定层面,因每家视频制作公司都只与上一层级公司签订合同,导致在甲方3个月账期的基础上,通过层层叠加,小型视频制作公司的账期被拖至6个月甚至一年。“其实,中间代理公司还会找各种理由扣除保护费等各类费用。我们这种小型公司还特别没用,只能吓唬一下他们,说再不结算资金就要发律师函。其实我们连个专业律师都请不起,账期拖了就是拖了。合同本身对我们就不利,并且如果因为一个项目就把乙方或客户告上法庭,可能以后都没办法进行新的合作,所以我们也不敢太频繁催款,只能强忍着。这样的经历教训不是一次两次,这些因素都凌驾在合同之上”,于洋表示。

因为账期问题,于洋此前两次找亲朋好友借钱作为过桥费。他深知,从公司正常运营角度而言,这并不健康,“可是行业潜规则我一个人无力改变。一个项目最高利润率其实能达50%左右,但此前哪怕经常加班熬夜也尽可能多接单子,也是担心账期太长,财务压力很大。”

疫情更进一步延长了行业的账期。“财务隔离在家,拿不到财务章,没办法付钱”,这是于洋在疫情期追债时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虽然账面上只有不到20万,但公司当前约有近300万应收账款。其中最大的两笔资金为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500强企业的70万和一家上海国企的60万元,另有约70万元应收账款大概率已经要不回来,这笔账被拖欠两年之久。

于洋表示:“现在最早一笔没结的款项是2019年4月做的业务,我们都已经放弃了。但真正扼住小制作公司命运喉咙的是大公司。如果这两家大公司结算资金,相当于一半的应收账款就回来了,加上其他逐渐回款的零散资金,公司压力就不会那么大。”

曾经,近300万的纯利润是于洋扩招员工的底气之一。2021年底,公司还只有10名员工,评估之后预计公司平均每月能做50万左右的项目量,行情好能到六七十万,足以覆盖每月30万的员工成本,于是在2022年年初将团队扩招至15人。他说:“当初设想,即使没业务,近300万元的纯利润也能让公司撑半年。”

现在,于洋只能期盼疫情尽早结束。“行业恢复肯定需要一个启动期。但行业恢复后,大企业最起码不能拿财务不上班这个理由搪塞我了。”

触达不到的政策、进不去的孵化园区

在创办公司这三年,于洋深切感受着企业获得感与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之间的差距。他说:“真是天差地别。”

在创业头两年,于洋的首要困扰是找不到具体能用的扶持政策以及对应的政府机构,最终导致错过了政策窗口期以及无从申请。创业第三年,于洋开始频繁与上海的多个创业扶持中心接触,但结果也是不如人意。“和机构老师聊完之后,可以感觉到其实国家政策层面还挺使劲的,但很多政策就是不知道怎么往下推进。”

2022年1月,因公司业务处于淡季,于洋再次前往创业扶持中心。

于洋表示:“去到现场,可以发现机构并没有专门设置我们这类企业的政策扶持讲解窗口,反倒保安大叔给我们讲了很多潜规则。比如需要在什么时间点找机构里的辅导老师,甚至还要带点东西。企业需要采取怎样的讲诉方式才能更容易享受到政策扶持激励。那段时间听到这些觉得还挺心寒的,其实行业里大部分企业并不像我们一样规范足额缴纳五险一金。”

第二天,于洋再次前往这家创业扶持中心,不过还是被那位保安大叔拦住不让上楼找具体的政策辅导老师,而是需要提前打电话约时间。“最后辗转电话联系上具体的政策辅导老师,了解到其实有一些具体的政策补贴可以去申请。但走到最后一步你会发现,执行起来很困难,申报窗口操作也很复杂,还需要填写各类信息。”

在实际操作层面的困难,于洋不是第一次遇到。“比如给员工办理入职手续的政府人事网站,每次网页都要卡很久。可能你都想象不到,一些政府网站一定要用指定的IE浏览器,界面动不动就系统崩溃,窗口也只在早八点至晚四点开放。这些繁琐的流程是我们中小企业需要去克服的困难,但也意味着很多工作量。为公司业务我们其实已疲于奔命。”

直到现在,公司仍没有获得任何资金补贴。而于洋接触到的大部分创业者,都和他面临着一样的问题——政策扶持基本覆盖不到,也没有了解最新扶持政策的渠道,最后只能自己算自己的公司账。

为了能畅通了解并获得中小企业创业扶持,于洋也曾跑遍上海的大小创业园区,结果也是碰了一鼻子灰。“比如在网上搜索看到一些创业园区有扶持广告创意产业部分,但我们连招商电话都找不到。去到现场招商部,园区首先询问的就是企业规模,他们只租三四百平米及以上的办公区。我们十几个的小团队根本用不上;去到上海的几个示范性创业园区,他们招商部的反馈是公司资金流水太小不租;去到一些国家级孵化基地,可以发现其实已是纯商业的物业公司在运营,虽不严格要求企业背景,但本质还是谈价钱”,于洋表示。

屡次碰壁后,于洋也曾怀疑自己还算不算所谓的初创企业。“我们很羡慕租国家级办公区的公司,因为疫情期能减免租金,而我们只能租到商业办公区。最近经常陷入思考,我们这类小微企业是不是太多,政策层面覆盖不过来。只有当我们迈过某道门槛之后,才能算上初创公司从而更好得到政策扶持。”

草莽创业期

“创业有些坑,你必须得踩。创业初期以为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其实都会预设解决方案,90%的问题根本意料不到。”

三年创业期,于洋学到了很多创业课上学不到的细节。2019年3月,凭借在一家新能源汽车公司工作四年积累的人脉资源以及对视频制作行业的了解,于洋萌生出了创业的想法,他也刚刚通过做视频制作私活赚到人生第一桶金。此时,行业看起来一片蓝海。

于洋表示:“当时自我评判年纪不大,各方面资源也都有,算了算,第一年最差也能做个100万的流水项目,就这样开始了创业。现在回想起来,真是稀里糊涂的就开始了创业。其实,创业者脑子里的第一想法就是有项目、有资源或者有投资,那就出来闯。根本不会想到,相比做公司员工,开公司原来有这么多规则需要遵守。”

招人成为初创公司的第一道难关。创业初期,于洋天真的以为提高员工原单位工资就一定能吸引人才前往。现实是,他曾连续几天、每天给上百位投简历者发消息沟通,最终回复的只有零零散散几十人。

招聘渠道的选择也让他心神俱疲。于洋表示:“虽然现在有很多公开招聘渠道,但其实很难招到合适的人。比如在某一家招聘软件的企业端发出岗位需求后,每天只能限额沟通几十人,如果想扩大面试者沟通人数,每年合作费用就需要几万元。说实话,这对一家小公司而言真的很贵,但这也是唯一能不断刷候选人的渠道。一号员工我差不多面试了1000个人左右才最终找到,公司一小半核心员工都是依靠挖前同事或朋友。”

2020年,因忙于业务以及对于劳动合同的不重视,一位员工在补签劳动合同时选择离职,并以于洋公司未签订劳动合同申请劳动仲裁。直到那时,他才意识到公司规范运作的重要性。事件发生后,于洋才首次去咨询人力资源机构以及劳动仲裁部门,得到的反馈是只能认栽并双倍赔偿工资。“其实,我们和那位员工一直合作的挺好。劳动仲裁局里的老师对我们很同情,但也只能叮嘱我们下次同类事件一定要注意。最后通过和解赔了六七万。这些规范、政策此前根本不了解,也不知道去哪学。可能很多人会说网上都能查到等风凉话,但我们这种初创公司,从员工入职手续、租办公室,税务法务,都需要我一个人去完成,实在分身乏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在无意间违反了规则”,于洋表示。

创业期,第二件让于洋头疼的是无止境的加班熬夜。为控制成本获取更高利润,熬夜、周末无休成为公司乃至整个行业极其普遍的现象。

以于洋曾完成的报价70万元的广告片为例,专业化导演收费3万元/天,各种拍摄设备租用费2万元/天,此外还需要摄影棚租借费用、现场临时工作人员成本等等。如果连续拍摄24小时,相当于只需要支付一天的费用。如果采取八小时工作制拍摄,就可能需要拍三天,成本能一下子暴涨三倍。“超时费远低于全天费用,所以从成本控制角度,我们宁愿超时也不愿意多拍好几天。这也造成行业内卷——拼体力、拼谁能熬夜。最终,公司员工只能灵活调休,不能保证固定的休息时间。”

现在,疫情冲击成为公司新的黑天鹅事件。

如果能扛过此次疫情,于洋说公司的扩张步伐将更加谨慎。“虽然理论上有近300万元的纯利润,公司运营机制也看似没问题。但接下来,即使所有应收账款全部到账,估计一分钱都不敢乱花。就担心下一波疫情或者一些政策的变动,这些钱将成为公司续命的关键。”

一家上海工厂的闭环复工:厂长带病上阵,工人在公司群开“线上运动会”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濮振宇

4月初,秦兴洲突然犯了腰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在疼痛剧烈的急性期,他无法正常坐着,只能躺在床上。秦兴洲是延锋汽车智能安全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延锋智能安全”)上海基地的厂长,面对工厂运转的实际情况,他即便身体有恙,也没有离开一线。

延锋智能安全从事汽车智能安全系统的设计开发、制造等,产品包括汽车安全气囊、安全带、方向盘以及汽车安全系统集成,其上海基地位于浦东新区康桥,在上海地区共1700名员工,其中一线员工约1200人。

从3月中旬开始变得严峻的疫情形势,搅乱了延锋智能安全上海基地的生产节奏。工厂第一时间封闭式生产,秦兴洲则是从3月下旬起驻厂工作,并实质上负责该基地三个工厂的管理任务。在上海于4月1日采取全面封控措施后,物流不畅导致物料短缺,工厂的平均产能降至20%的冰点。

4月18日是一个分水岭。随着上海“第一批重点企业白名单”出炉,上汽集团旗下整车、零部件和物流企业,启动复工复产压力测试。作为上汽集团旗下的零部件企业,延锋智能安全也在白名单的666家企业之列,得以开始全面复工复产的进程。“我是4月18号进厂的,我见到他(秦兴洲),他是腰部打了一个绷带,跟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上的交流,包括到一些点去检查。然后我就想着安排他当天回去(离厂休息),但他一直坚持到大概4月22日。”延锋智能安全总经理张孝兵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

4月18日前,延锋智能安全的生产维持,主要依靠自身及上级公司组织协调;4月18日后,延锋智能安全的复工复产,更多得益于政府部门支持下产业层面的“苏醒”——政府支持了更有效的车辆通行证、上游供应商恢复物料生产和供应、下游整车客户需求增长。

在秦兴洲离厂的4月22日,延锋智能安全的生产状况已有了明显改善,此前被封控在家中的员工陆续回到工厂,物料短缺问题逐渐缓解。到了4月末的时候,延锋智能安全产能已经恢复到了正常水平的60%。

不过,延锋智能安全的复工复产之路并未到达终点:少数员工因所在社区的特殊疫情状况仍无法返岗、不同地区防疫政策变化也影响着运输的时效、物流费用也已经大幅攀升。而这些问题都已经远超出了单纯工业企业的层面,而属于社会宏观层面的事情。

对于延锋智能安全,乃至于更多处境类似的上海工业企业而言,听到整个社会层面的防疫取得新进展并逐渐正常化的消息,是最欣慰的事情。

运费从3000元暴涨至1万多元

汽车产业的全球化属性决定了,产业链中任何一家企业的复工复产,都需要上下游企业的密切配合和协同。

在最紧要的时候,延锋智能安全急需与供应商之间进行沟通。4月18日下午,在上汽集团启动复工复产压力测试之际,延锋智能安全为了获得上游供应商的协同,以公司名义组织召开了供应商的复工复产宣讲会,延锋智能安全42家供应商伙伴参加了这场会议。“动员会上第一个跟大家讲了复工复产的大背景,包括全国、全球产业对我们的期望;另外重点宣讲了复工复产该怎么做,我们是集团包括我们自身做了很完善的一些复产防疫方案,但很多上游供应商企业由于自身条件限制,他们的方案可能不一定完备,所以我们把自身方案跟大家分享,让所有企业参考;最后,还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呼吁大家与当地政府部门及时沟通,主动申报复产方案,希望能够得到批准。”张孝兵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时表示。

与面向供应商的复工复产宣讲相比,物流环节的沟通需求则更加常态化,也更加急迫。虽然延锋智能安全已拥有通行证,但在物流环节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

张孝兵表示,延锋智能安全近期经常会遭遇这样一种情况,即一个司机送一批货到一个地方,但当地疫情防控政策突然升级,导致司机无法进入,然后延锋智能安全协同延锋公司整体资源去紧急协调,重新安排物流车辆何时、何地交接货物。

由于此类情况无法预测,延锋公司物流团队不得不成立了专门小组,24小时跟踪车辆状况。当物流遭遇政策层面的突发状况时,专门小组需要与当地企业进行沟通,再由当地企业与当地政府部门进行沟通,来解决问题。“现在因为各地物流疫情防控处置的严格,其实司机在路上的时间也会比以前长很多,比如以前4个小时,现在可能要8个小时。这是难以避免又客观存在的事情。所以我们也面临着物流运费近期大幅上涨的挑战”,张孝兵举例称,某线路此前运费每趟2000-3000元,但现在最贵已涨到1万多元了。

实际上,受疫情影响,运费上涨是全国乃至全球物流行业都面临的问题。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4月18日-22日)为1014.67点,环比上周提升0.35%。以武汉-厦门、大连-石家庄线路为例,公路运输的平均整车(17.5米)价格分别达到5462元、10902元,分别上涨了6.26%、5.25%。

对于运费暴涨,张孝兵表示,延锋智能安全仍把保供作为优先任务,确保客户的生产不受影响。对于运费的成本压力,需要上下游供应链一起共同解决、共同承担,这样可以缓解一些压力。如果政策上能够对抗疫复工方面有专项支持,那将对企业来说会更好。也期待疫情早日有效控制,恢复正常的状态,这样整体运营成本也自然就下降了。

除了物流环节,与上级公司以及兄弟企业保持沟通和协同,也是延锋智能安全在复工复产过程中的任务之一。

“整个(上汽)集团在帮我们协调跟政府的一些对接,包括物流运输,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延锋总部有一个专门的应急管理小组,这个小组负责整体协调延锋集团内部的资源,大家相互的共享资源使用,包括物流运输、抗疫物资的资源、应急隔离点的资源。”张孝兵说。

“专项小组+网格片区长”出动

对于延锋智能安全而言,物流等外部因素不可控,复工复产最紧绷的那根弦也并不在那里,而是在公司内部。只有在员工的生产和生活环节做好了防疫工作,复工复产才能顺利推进,现有的成果也才能避免流失。

张孝兵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延锋智能安全目前防疫方案的核心是闭环管理好员工。公司网格化管理了员工的生活区域和生产区域,这种网格化是以最小的生活单元和生产单元为基础,网格化的核心内容是明确“我只能跟谁接触,我只能在什么地方”,相当于是减少接触。

网格化是目前国内很多企业乃至地区普遍采取的一种防疫管理模式。3月31日,上海市发布的通告指出,对浦东、浦南及毗邻区域,实行分区分类、网格化管理,报告阳性感染者涉及的居民小区(单位、场所)所在网格化单元及毗邻网格化单元将被列为封控区。

在延锋智能安全网格化方案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则,例如使用某个卫生间的人是要能够被追溯的,通俗说就是1个卫生间只能这20个人或者30个人使用,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按顺序进行。

“这有点严格,但是总体来说我们执行下来还是非常可靠,因为我们也借鉴了外部很多案例,包括很多群体性爆发的案例里面,核心的是卫生间的传播。”张孝兵说。

外部输入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一个方面,延锋智能安全采取的方案是,任何进入公司的人员都需要提前申报,并确认其健康状况,当申报人员到达厂区门口后,会进行抗原试剂的快速检测,然后才能进入生产区域。入厂车辆则需要在出发前和到达厂区后分别进行一次外部消杀,且车辆也必须事前确定,不能随意更换。

“物品其实是整个防疫里面最大的难点”,张孝兵表示,物品包括员工生活物品,如防疫物资、食堂蔬菜等,也包括工厂生产物品。延锋智能安全也会分不同类别来处理物品,一是外包装消杀,而放在露天通风场合一定时间后,再移至生活、生产区域。

据张孝兵介绍,延锋智能安全的防疫措施从3月中旬至今,一直在不断进行调整和更新,包括新增一些最初没有的措施。

具体包括,4月18日后,延锋智能安全针对返岗员工,会先确认员工所在小区和所在楼栋过去7天的疫情状况。返岗员工在通过入厂的快速试剂检测后,还需要在一个独立的空间中,静默3-5天,相当于进行隔离,期间可以正常参与工作,只是不接触其他人。

“封控的员工大家其实在宿舍里面也非常闷,非常辛苦,我们也组织了一些不需要群体聚集的活动,比如个人运动会,每个人做了多少个俯卧撑可以传到群里去,录的歌曲也可以传到群里去,用类似于丰富业余活动的方式来缓解大家的精神压力。”张孝兵表示。

制定出防疫方案只是基础,更重要的是落实,而传统的企业组织架构已经无法适应高强度的防疫需求。为此,延锋智能安全重塑了内部管理的组织架构。

张孝兵表示,为了防疫和复工复产,延锋智能安全打造了两个维度的新组织架构,一个维度是专项工作小组,共11个,包括综合协调、物资准备、核酸检测、志愿者协调、员工心理关爱等小组,公司党委委员、工会负责人和人力资源部、制造部的骨干管理人员全部在小组中任职;另一个维度是最小网格化后的片区长,一层一级。这样防疫的组织架构就有了。

开工率由两成恢复至六成

“我们是从3月上旬上海发现有疫情开始,就注意到疫情的发展,然后结合我们公司业务特点,上海地区供货实际上是要供给外地,还有很多是要出口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主动采取防疫升级管理方案,主动闭环管理了一部分员工。”张孝兵说。

据张孝兵介绍,延锋智能安全虽然隶属于上汽集团,但其产品不仅供应上汽乘用车、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上汽大通等上汽系车企,也供应比亚迪、吉利以及美国某知名智能电动车企等其他国内外车企。

4月1日,在上海全面封控后,延锋智能安全迎来了生产的最低谷期,虽然70%的员工闭环驻厂,但开工率却只能达到正常水平的20%左右。这段时间的生产困难主要是因为物流问题。不过,延锋智能安全提前在物料方面做了一些准备,公司大部分用库存物料进行生产。

转机出现在4月中旬,上海市经信委16日公布了第一批重点企业“白名单”,首批复工工作将在这些企业中展开。

据了解,工信部日前派出上海的前方工作组,已与上海市有关部门一道,推动重点工业企业稳定生产和复工复产,保障产业链供应链运转顺畅。在“第一批重点企业白名单”中,汽车产业链企业达200余家,占比超1/3。到4月25日,上海666家重点企业70%已复工复产。

延锋智能安全是被纳入白名单的首批666家重点企业之一,4月18日后获得了来自上海市经信委和上汽集团的支持。到了4月末,延锋智能安全的员工返岗率已经提升至85%,开工率也恢复到了60%左右。

“像我们公司所在的地区,康桥镇政府、康桥集团、星创园,包括对口企业的防疫部门,会给我们提供全套的防疫支持,包括核酸的检测,抗原试剂的提供,一些消杀的服务,帮助协调企业应急隔离点等。市经信委智能制造推进处及其他一些部门,主要是帮我们提供解决员工返岗通行证,以及车辆通行证,还包括大的政策上的这种衔接。”张孝兵说。

谈及通行证,张孝兵解释称,企业的车辆通行证每个阶段都有,从3月中旬起,相关部门就发放了一部分,但当时这些通行证在上海以外地区使用时,可能会面临一些阻碍,在4月18日以后,上海市经信委牵头办理的都是全国通行的通行证,这样使用起来更方便。

在封闭式管理下,复工复产需要保证员工的基本生活需求。张孝兵表示,公司在3月上旬提前进行了几次储备,再加上政府部门和上级公司的帮助,生活物资能够满足需求。另外,由于公共浴室存在交叉感染风险,公司紧急采购的一批电水壶,舒适度无法与淋浴相比,但能保证员工基本的清洁需求。

“参与抗疫与复工复产的员工很多人无私地做志愿者,一些人家里也因为封控有些困难,但是他们都选择了驻厂支持抗疫与复工复产。”张孝兵说。

对于剩余15%尚未返岗的员工,张孝兵表示,这部分员工中的大部分是因为所在社区还处于疫情封控状态,管理比较严格,暂时无法出来。同时,公司在4月18日后也逐渐在安排此前一直驻厂生产的部分员工返家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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