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爆发了传染病,古代人是如何应对的?

传染病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强大的传染性以及极高的致死率。它与人类的发展可以说如跗骨之蛆一般如影随形。而古人对于传染病的应对方式也是五花八门。

根据

《中国救荒史》

的不完全统计:从周朝开始直至满清,几千年间发生了多达235次疫情,历朝历代都概莫能外,赫然在列,甚至还呈现了一种越来越高的趋势,单就清朝而言便有多达74次疫情。

既然有着如此之高的发生率,这自然也会让人们对它十分注重。那么古人又有那些应对方式呢?

第一:求神、驱邪破邪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受“天命论”的影响,人们一般认为瘟疫、疫灾乃是上天的惩戒。因此,出自敬天畏神的认知,人们在疫灾发生时,会求神怜悯,辅以驱邪破邪之术,以期心诚而应天。

第二:隔离

在秦朝时,秦律之中直接规定了麻风病等传染病人,需要在“疠迁所”之中进行隔离,从而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达到控制进而消灭疫灾的目的。这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后世之中也被继承,并在对疫灾的认知加深基础上,更加严格。

第三:接种疫苗与防治之术的发展

随着人们对传染病的认知加深以及前朝的积累,在东晋时医学家葛洪对于人们闻之色变的天花,便提出了治疗之法。

“取好蜜通身上摩,亦可以蜜煎升麻,并数数食;又方,以水浓煮升麻,棉沾洗之,若酒渍弥好,但痛难忍”。

当然这种方法是否行之有效,我们并未可知,但这也是古代医者、古人在面对疫灾时的有效尝试。而在唐朝时,医学家孙思邈便已经在前人的基础上记载了针对天花的有效方法——接种人痘。

“治小儿疣目方:以针及小刀子决目四面,令似血出,取患疮人疮中汁黄脓傅之。”

在两宋时,人们对疫病的发端更是有了清醒的认知。在知悉“煎水”导致疾病之后,在个人卫生、城市卫生上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变,个人如厕要“下必浣水”;城市也有了收粪人员,统一收处。

与此同时,一大批的医疗机构如“养济院”等建立,医学、治理疫灾的专门人员、配置也相对进行了大规模成体系的建立、完善。

及至明朝, 明太祖朱元璋在设立惠民司,提供医疗的基础上,更是对医学典籍的整饬上,大开方便之门,也正是如此之下此时一大批关于瘟疫、鼠疫、麻风病等传染病的医学著作出现。

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提及的就是吴有性(字又可)。在面对崇祯末年,肆虐南北的大瘟疫之时,当传统的仲景之伤害学说无能为力之时,他推究病原,创“戾气”说,认为传染病可以通过空气传播,著述《温疫论》,并创达原饮一方以治疗温疫。这一学说,早于西方200多年。

当时代来到清朝,在满清人入关伊始便碰见了天花。顺治帝的死因,便直指天花;而康熙帝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这也让康熙帝成立了“查痘章京”,还大力推广种痘之法。不过当一个王朝开始闭关锁国之时,表现在科技上、医学上也是不一而同的,那就是止步不前。关于治理传染病,在1911年,那场东北的大鼠疫之中,更淋漓尽致的体现了大清的危局以及个体的努力。面对日、俄的窥伺觊觎,华侨伍连德临危受命,排除外界压力,终于历时数月攻克肺鼠疫之灾。

而对于古人对待传染病的方式而言,以上我们所列的这种种举措又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多管齐下,隔离、防疫并举的。这也体现了人,作为社会进步的动力,在面对传染病时的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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