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败于内卷化(上):丧失人心的伏笔已经埋下

近代中国革命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农民。

由于中国农村经济日趋衰败,农民生活困苦不堪,往往要卖儿鬻女才能吃上一口饱饭。

孙中山曾说,“农民若不参加革命,是革命便无基础”。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宣言中也说“中国的国民革命即是农民革命”, 照这样看来,农民过不上好日子,大家都别想岁月静好。

这句话仿佛一语成谶,国民党建政之后,在处理农民问题上完全落于共产党的下风,这导致它最后在大陆的失败。

▲1923年12月,孙中山、宋庆龄在岭南大学

01 乡绅的变异

25年前,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在其成名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借用了人类学中的“内卷化”这一概念,提出了“国家政权建设内卷化” 这一研究历史问题的新视角。

所谓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就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扩大其行政职能。它的具体体现形式,就是政权的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同步增长,正式国家政权尽管可以利用非正式机构,但始终无法控制它们。

很不幸,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农村,就出现这种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国民党定都南京后,中国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随着国家政权的深入,加深了农村领袖与群众间的分裂。这些农村领袖原来多是旧式乡绅,他们面对来自国家和群众两面的压力,有的选择投靠依赖国家的暴力来驾驭群众,有的则选择让位,给予不肖之徒乘虚而入之机,造成农村领袖的“痞化"。

这种“痞化”的农村领袖,就是我们历史教科书里讲的“土豪劣绅”。

▲《让子弹飞》中的黄四郎,典型的土豪劣绅

本来,自明清以来,乡绅主要都是一些退休的官员,以及持有功名却当不上官的读书人。他们没有参政的法定权力,但在现实中,由于"王权止于县政",使得乡村基层地方留下了大量的空白区域,乡村绅士就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行使一定的管理权。学者熊培云在《一个村庄的中国》中认为,乡绅这个群体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体制内权力与中国社会基层的“连接器”、“缓冲带”。绅士阶层深受儒家伦理价值的影响,因而解释社会规范、传播道德文化、兴办教育事业成了这一阶层的基本任务。他们往往知书达理,品德高尚,自觉维护乡村社会的公平公正,所以很多乡绅也被称为“乡贤”。

那么,好好的“乡贤”怎么就变成了“土豪劣绅”?

主要是因为科举制的废除。

1905年,光绪帝下诏废除科举制。至此,读书—功名—入仕之路完全被关闭了,乡村不再产生士人,也就无法产生乡绅阶层。而原有的乡绅,也因为政府难以再用儒家道统控制社会,导致官绅的合作走到了终点。

同时,在废除科举后,学校制度改变,农村读书人潮涌离乡,知识分子不愿回乡服务,以致农村领导无人。大家想想,毛泽东是不是离开家乡湘潭去湖南省会长沙念师范去了?毕业后也没有回到湘潭;蒋介石是不是离开家乡奉化去日本读士官学校去了?毕业后也没有回到奉化;鲁迅是不是离开家乡绍兴去日本学医去了?毕业后也没有回到绍兴,而是去北京买四合院住下了。

这样的例子,在清末民初比比皆是。这就说明,早在民国初年,大批的乡绅就已经让位,而且他们不是由于国家的勒索压迫,而是出于自身前途利益的考量,才离开农村。

由于大部分乡村精英都竭力逃避担任乡村公职,使得乡村政权自然而然的就落入那些贪求名利、品德低下的“政客”手中,也就是所谓的“土豪劣绅“。

这些土豪劣绅良心大大的坏,总是在乡村里欺男霸女,横行无忌。这导致中国的乡村不但经济生态破败不堪,政治生态也恶劣的令人发指。

不解决土豪劣绅的问题,农民就永远别想翻身。毛泽东在1927年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把这个逻辑链条捋的最顺,”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

▲油画《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

02失败的农会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举行,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此后,农民运动便随著国民党势力的快速扩张而推进,农会组织有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只用了三年时间,农会组织就从广东一省扩张到十七个省区,农会会员总额高达千万,其中包括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河南五省更已成立正式的省农民协会组织。

1927年3月底,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组织成立,推定邓演达为宣传部长、毛泽东为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宣告协会将领导全国农民与一切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作最后之斗争。

不过,各级农民协会虽然发展迅速,但是从一开始就产生了种种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所谓的土豪劣绅等不良份子混入农会,以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为例,在42县135位代表中,查出共有29位代表资格有问题。修水县代表刘之干、刘懋猷二人,不但是当地的土豪劣绅,还用压迫当地农民的手段取得代表资格。

这些土豪劣绅,“每每假借农民协会名义,作出种种妨碍大多数农民利益及农民协会名誉之事实”,让人很头疼。

土豪劣绅混迹其中,使得基层的农运干部无法有效的领导农民群众。正如《江西农民运动概况》的报告中所说,“有的地方每每因为能力不足、或观察不清,把农民组织都流到土豪劣绅手上,以致造成革命的障碍。”况且,本来国民党没有足够多的干部可以深入基层,去领导当时数量庞大的基层农会会员。“县协在我们手里,区农协有我们的同志,乡农协没有人。我们的命令,只能到区,不能到乡,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国民党一大召开

以广东省为例,1926 年 7 月间,中共中央就指出,党组织的发展无法跟进当地农运的快速发展,干部不敷分配的结果导致党无法充分指挥广东农民运动。”广东有八十万有组织的农民,分配在六十多县,而我们有支部组织的地方,不到二十个县,人数不过六百,所以现在在客观环境下面,农民本身表现弱点,我们党不能指导,长此以往,农运将来必发生很大的危险,这个危险必定归到党的本身来。”

由于当时负责农运的主要干部大都为共产党员,共产党对农运尚且有指挥不动的问题,可以想见国民党的问题更为严重。国共两党在短期内都无法解决干部人数不足的问题,于是,国民党想出来一个补救方法,就是派出中央党部农民部的特派员到各地了解实情,协助指导当地农民运动的发展。

这些特派员良莠不齐,有的尽职尽责,有的敷衍了事,虚与委蛇。但即使是那些尽职尽责的特派员,也完全无法完成自己的任务。因为在当时的中国乡村,还没有实现村村通。交通上的隔绝,使得特派员要全面深入所有乡村展开工作,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特派员大部分都没办法完成调查表册。

而且,特派员人数稀少,每个省区最多分配不超过三名。三个人就想深入广大人民群众,就像是把几滴墨水滴进一个大池塘,瞬间就不见踪影。人单势孤的特派员,根本无法与各个县以下的农会组织直接接触,自然也就无法真正领导这些地方农会组织。

国民党的干部无法深入基层,土豪劣绅自然可以尽情的破坏农民运动。1927 年 1 月份,湖南省省农会就曾颁布第二十六号训令,指出这种危险的现象:

最近潜伏危机将待爆发,就是地痞流氓有纷纷混入下级农协的趋势。这些不良份子最易受土豪劣绅和一切反动派勾结嗾使,从中捣乱。近来本会接到各处报告,各地方区农协不服县农协指挥,乡农协不服区农协指挥,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现象,这是地痞流氓混入各级协会所发生之恶果。还有更险恶的,他们借著打一二土豪劣绅,以取得幼稚的少数农民的信仰,要强奸真实农民的意见,横行乡曲,任意指认为土豪劣绅,而乘机渔利或借报私嫌。这种情形,假使任其蔓延,不早加扑灭,必引起一般乡民的误会。许多正派绅士,从前对于农民的善意,也到不能保持。一方面更给贪官污吏、 土豪劣绅、一切反动派以极大造谣中伤的口实,而形成反动势力的联合。这样一来,于农运前途实不堪设想。

国民党始终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自然就使广大农民对国民党非常失望。国民党与农民之间渐行渐远,为国民党丧失人心埋下了伏笔。

▲土豪劣绅的代表黄世仁

PS:未完待续,请留意我们的下一篇文章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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