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内制裁汪精卫谜云,军统特务朝其卧榻连射数枪,死的却是汪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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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三事变以后,日军占领上海,威胁南京,南京国民政府迁到了重庆。随后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大轰炸,随着正面战场的节节失利,国民党内部一些人员也对抗战表现出悲观的情绪,尤其是以国民党二号人物,时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主席的汪精卫为代表的所谓亲日派。加上其个人跟蒋介石存在矛盾,终于1938年12月悄悄离开重庆,经云南到达越南河内,暗中与日本人勾结。而蒋介石则指示戴笠安排军统特务对其进行制裁,上演了一出河内制裁汪精卫的大戏。

由于此事在近代史中颇受关注,因此此后出现了非常多的文学作品对该事进行描述,其中大多进行过艺术加工,不足以作为史料加以阐释。本文为力求最大限度还原当时历史,特意找到了亲历人陈恭澍的回忆录,以及汪精卫女婿何文杰的访谈录,比对双方亲历者提供的信息,取其中可信部分加以阐述。

汪精卫

汪精卫出走以后,蒋介石人仍然试图挽回汪精卫,派人带了汪的护照和大量金钱到河内劝说汪精卫,希望他“在政治上不要有进一步的行动”,最好是能到欧洲去考察。

日本人得知汪精卫出走的消息以后,首相近卫文麿于12月22日发表第三次声明,提出所谓“中日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也就是著名的“近卫三原则”。汪精卫也进行呼应,于12月29日发表《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电文,表示支持对日妥协的政策,公开叛国投敌。因29日的的韵目代日为“艳”,这封电报被称为艳电。

蒋介石看到艳电内容后气得在日记里大骂“通敌卖国之罪已暴露殆尽,此贼不可救药矣,多行不义必自毙也”1939年元旦,国民党召开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并解除其一切职务。同时蒋介石指示戴笠安排军统人员在河内监视汪精卫动静。

1939年元月,戴笠亲自带领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等三人飞抵河内,组成了一个临时行动组。陈恭澍是河北宁河人,黄埔五期警政科毕业,专门负责军统行动任务,先后参与过刺杀张敬尧、石友三、王克敏等人,被称为军统第一杀手。戴笠在河内逗留两天,安排妥当以后,交代行动组:“严密监视汪某的行动、多方侦查汪派的活动”。这一阶段行动组仍然以熟悉环境,探明汪精卫起居和活动情况为主。戴笠回国以后又陆续安排人员和大批武器到河内,使得行动组有了充足行动能力。

陈恭澍

1939年3月19日,戴笠发来电报正式下达制裁令:“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高层下达命令通常不直接说“处死”这类词语,倘若有失,将来还有辩解的余地。而且杀人总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会影响自己的形象。但是跟随戴笠多年的军统特务一看就知道“严厉制裁”即其处死,于是行动组立即展开了行动。

行动组刚开始决定采取“软性行动”。戴笠此前安排过一位化学专家携带毒药到河内。但是汪精卫一家深居简出,身边的佣人也都是从重庆带出来的,要想进入汪家下毒绝无可能。行动组留意到汪家在附近一家面包店订了面包,起初打算在面包里面下毒,然后再想办法跟汪家订的掉包。但是经过试验以后发现行不通,毒药注射到面包内后就会结成硬块,会有明显的异常,正常人看了都不会吃。

“软性行动”行不通,那就只能来硬的了。行动组制定了行动计划,由陈恭澍、王鲁翘、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陈邦国、陈步云7人一起行动,3月20日对汪宅进行最后一次侦查,如无异常便于当晚11时行动。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侦查人员跑回来报告,汪精卫一家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出行。

上午十时,汪家两辆黑色大轿车驶出,朝红河大桥驶去。行动组7人带着武器挤上一辆丰田汽车,追了出去。开到红河大桥桥头的时候,发现桥面正在修整,只能单行,通行速度非常缓慢,急得陈恭澍满头冒汗。等了十多分钟,才顺利通过大桥,在桥头另一侧不远的一块空地上发现了汪精卫的两辆车停在一旁。由于不能确定车内乘坐的人员,行动组决定先开过去观察一下。

车慢慢擦过两辆黑色轿车,最终确认车上有汪精卫夫妇。这两辆黑色轿车却突然启动,掉头往来的方向飞驰而去。行动组也只能紧急掉头追上去,由于大桥是单行,行动组的车始终与汪精卫的车隔着一段距离。等快要通过桥头的时候恰恰又碰到红灯,而此时汪的车早已不见了踪影。行动组跟丢了车只能回到家里,不过唯一的好消息是,守在汪家附近的侦查人员报告,汪精卫回到了住宅。这时行动组的也很纳闷,汪精卫到底是要去哪,为什么中途突然又掉头回去了?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行动组仍决定当晚行动。当晚一行人开车到汪家附近转了几圈,刚停下了来,几个越南籍便衣警探却朝他们走来。由于语言不通,彼此弄不懂在说什么,警探就要进行检查。陈恭澍只好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一共4000元,把警探拉到一旁打发掉了。这几个警探是负责保护汪家安全的,虽然暂时打发掉,但一定还在附近。行动组急于行动也顾不上那么多。

汪精卫住在河内郊区的富人区,地址是高朗街27号。侦查人员事先侦查清楚,汪租住的这栋房子共三层,前面是车库和佣人住处,后面有一个小院。二楼是汪精卫的晚辈住处,汪精卫则住在三楼靠街的一个房间。唐英杰曾几次爬上屋顶,透过百叶窗确认汪精卫住在此间。行动组分配任务,陈恭澍负责指挥调度,王鲁翘、余鉴声、陈邦国、唐英杰四人进入宅内,陈邦国开路、唐英杰引导登楼,王鲁翘、余鉴声负责执行制裁。张逢义、陈步云在外警戒接应。

汪精卫秘书曾仲明

行动组翻过汪宅后院围墙进入院内,用斧头劈开后门进入一楼,顺势登上楼梯。劈门的声音惊醒了汪家人,几个下人出来打探情况,被射了几枪退了回去。这时几人径自来到汪精卫卧室,发现门已反锁,扭动门把手打不开。几人猛踢了几脚仍然不能将门打开。最后只能拿斧头上来在门上劈出一个洞,伸手进去扭门把手依然打不开。行动组人员发现借着床头灯的暗光发现床底藏着一人,头向内下身朝外露出半截。时间紧迫,王鲁翘只能通过劈出来洞口朝床底连续射了数枪后离去。

后来据当时在场的汪精卫女婿何文杰回忆,当时跟汪家一起到越南的人很多,一栋房子不够住,汪家其实租了高朗街25号和27号两栋房子,而且两栋房子连在一起,内部格局完全一致,中间打通装有木门。汪精卫和家人住的其实是25,有客人来的时候会引导到27号。27号三楼跟25号汪精卫卧室相同位置的一个房间,里面设施比较全,一般有重要客人来了都安排住这间。

3月19日,曾仲明的妻子方君璧从香港来看他。20日早上曾家和汪家准备驾车到附近爬山游玩,但是开到半路,有法国方面的警察追上来告诉汪精卫最好回去,收到消息将有人对他不利,汪精卫才掉头回到家里。曾仲明原本一直住在酒店,当天晚上妻子来了,就搬到了27号住在跟汪精卫卧室位置一样那个房间。结果当天晚上中统特务直接到27号三楼,在打不开门的情况,劈了一个洞没有看清楚正脸,误将曾仲明当成了汪精卫。曾仲明中枪后被送到医院不治身亡。

行动失败以后,陈恭澍被戴笠召回重庆,坐了几个月冷板凳以后做了第三处的代理处长。被捕的三人在越南被判了七年刑,抗战胜利后才被释放。汪精卫受了刺激以后,很快就投入日本人怀抱,于4月25日被日本人护送离开越南,5月8日到达上海虹口。

至于行动为何会失败,其中有太多巧合或者说是蹊跷。戴笠下达的制裁令是肯定是真,唐英杰多次趴在屋顶上确认汪精卫卧室也不能说侦查不细致,如果说是临时更换卧室好像又没有领导给下级让卧室的道理。如果说汪精卫不住27号跟之前侦查到的信息又有矛盾。

尤其是刺汪失败的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汪未刺中,不幸中之幸也”。不幸指的是汪精卫秘书曾仲鸣被误杀,幸当然指的是汪精卫没有死。以戴笠的地位断然不敢对汪精卫下黑手,肯定得到最高层的指示,但是蒋日记的表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这次刺杀只是为了演给国内看?这些问题连亲历人陈恭澍几十年以后写回忆录的时候仍然弄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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