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辽宁一老农写信给叶剑英:我才是带队活捉蒋介石的人

1979年6月的一天,时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正在办公,一封信被呈到他办公桌上。虽然这封信写了厚厚的几十页纸,百忙之中的叶帅刚看了开头就被深深吸引。

写信的人是辽宁一位老农民,他已经85岁。信中详细地交代了自己平生经历,重点讲述他才是带队活捉蒋介石的人,并详细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还列举了许多证据。信的结尾写道:

总之,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已登载了孙铭九的两篇有关捉蒋文章的今天,不会有敢于冒充捉蒋先行官,而甘愿受法律制裁的蠢人。

叶帅一字不漏地看完了整封信,并在信后批示“请辽宁省委速办”。

为何在权威媒体已经刊登捉蒋另有其人的文章后,一位农民还敢声称自己带队活捉蒋介石?他有着怎样的经历,信件为何能轻易地得到叶帅的批示?

写信的老人

王玉瓒是辽宁黑山县人,1914年加入东北军,从文书开始做起,一直升至中校兵站员,由于表现突出于1929年被选派到东北讲武堂第9期学习。那时张学良兼任讲武堂校长,经常去讲课,他参照日本军校,学员毕业成绩前10的可以奖励一把指挥刀。

第9期共有学员将近2000人,毕业时,后来的开国中将万毅成绩名列第一,而王玉瓒考到第10名。张学良不仅对成绩优异者进行了奖励,还把他们调到自己身边工作,以考察他们的工作能力。

1933年,日军挑起热河事变,东北军汤玉麟部不战而退出承德,抱病中张学良虽亲往前线督战,仍无法阻止部队溃败。国内舆论排山倒海般地谴责国民政府。老蒋找到张学良商量说:

现在全国舆论攻击我们两人。你我同舟共济,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难免同遭灭顶。

于是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考察。(8个月后因对红军“围剿”失利加上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老蒋才将张学良召回,企图借助他的东北军用于内战。)

长城抗战失败后,当局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其中一条便是“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此后,宋哲元出任平津卫戍司令。

宋哲元

宋哲元原是冯玉祥部下,中原大战后被张学良收编。当时华北是中国的富饶地区,驻防的宋哲元部得到迅速发展。1935年底,冀察政委委员会成立,宋出任委员长,事实上成了独立的地方势力。

王玉瓒原本担任平津卫戍司令部上校参事,张学良出国期间被调到司令部担卫队营营长。王玉瓒营有3个步兵连、1个特种连和1个骑兵连,共1200多人,实力颇强。羽翼渐丰的宋哲元,企图吞并东北军在华北的部队。

一天,宋哲元部下师长邀请王玉瓒等几个东北军军官吃饭。酒过三巡之后,该师长对王玉瓒说:“老弟,咱们再干一杯。你看我们这有酒有钱,你不如就留在这跟我们干,我们是不会亏待你的。”

国破家亡,大多数东北军中下级官兵都希望张学良能够带领他们打回东北去。王玉瓒并没有见异思迁,忘恩负义。酒席上的一番话反倒给了他警觉,他决定把部队带到西安找张学良。

王玉瓒受到张学良的表扬,所部被调到“西北剿总”卫队第一营,担负总部守卫任务。原先担负总部守卫任务的手枪营改称为卫队第二营,担任张学良公馆守卫任务。

东北军进入西北与红军作战,不到半年时间却遭遇三次惨败,2个师长阵亡,3个师被打残,张学良非常痛心。此后大批东北爱国人士及中共地下党员陆续来到张身边,劝说他联共抗日,张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

为防止张学良向红军靠拢,听到风声的老蒋亲自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张学良指派王玉瓒的卫队一营担任老蒋驻地华清池的警戒任务。

青年时期的王玉瓒

当时正值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一周年,西安一万多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冲破了特务和宪兵的阻拦,决定去华清池向老蒋请愿,要其停止内战,出兵抗日。

王玉瓒见事不妙,立即赶到学生游行队伍,找到北平学联代表宋黎(后任辽宁省政协主席),把蒋介石的命令告诉了他。并表示:“对爱国学生,我绝对不会开枪,但你们开到华清池时,恐怕蒋的侍卫会开枪。”

话未说完,张学良也赶到,他站在一个土坡上向学生们讲话,表示会将他们的请求转达老蒋,“一星期内将用事实答复大家!”学生队伍才离去。事实上,三天之后张学良、杨虎城便发动“兵谏”。

对于“兵谏”一事,张、杨事先作了周密策划。12月11日上午,张学良通知白凤翔、刘桂五、刘多荃等人开会进行部署。

决定由105师师长刘多荃为现场总指挥,由129师师长周福成指挥105师第一旅警戒外围,防止老蒋的侍卫队突围。派专机从平凉接来105师第2旅旅长唐君尧担任华清池内线指挥。由孙铭九带领卫队二营直捣老蒋住处——五间厅。

当时王玉瓒带领的卫队一营守卫通往临潼的公路及华清池大门,再往里就是老蒋的侍卫队和宪兵。也就是说,任何人想要进华清池必须先通过王玉瓒营。

孙铭九

11日下午,张学良把在华清池的王玉瓒叫到西安。张原本打算把捉蒋的任务告诉他,但杨虎城认为可能有泄密的风险,既然人已经来了可以临时通知。由于孙铭九与张学良的关系更亲密,故其参与了整个部署会议。

11日傍晚,张学良才把捉蒋的任务部署给王玉瓒,他对王说:“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王一时摸不着头脑,张才从华清池离开没多久,为何又叫我去请?

张学良接着说:“要抓活的,不许打他。”这时王玉瓒才明白张要进行“兵谏”,坚定地回答道:“保证完成任务。”老蒋在华清池内的卫队有二三十人,另有宪兵六七十人,王玉瓒决定以步兵、骑兵各一连约三百人执行任务,扣蒋绰绰有余。

张学良听了非常满意,交待说:“你是华清池的护卫,你先动手,注意与孙铭九互相协助。”为避免走漏消息,当晚王玉瓒没有回家,躺在办公室却怎么也睡不着。

12日凌晨2时左右,他乘摩托车赴部队,部署扣蒋任务。华清池西侧禹王庙内住着的宪兵大多还在睡梦中就被缴械。约凌晨四时,王玉瓒营的士兵已经来到老蒋侍卫守卫的二道门。王玉瓒看到一个步哨来回走动,拔出手枪朝他连开三枪,把步哨放倒。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第一枪打响。随后老蒋的侍卫开始还击,枪弹如雨。这时孙铭九带领的卫队二营五六十人也赶来加入战斗。老蒋的侍卫虽然抵抗激烈,但终究敌不过人多。

王玉瓒等人很快就冲到五间厅,但发现老蒋住的三号厅门半开着,进去一看却发现屋内无人,被子掀着,检查床底也没人。老蒋的衣帽、假牙、黑色斗篷大衣都还在,一摸被子还有余温。估计刚逃出不久,官兵们急忙四处寻找。

华清池地图

现场指挥不断把情况报告给在西安城内焦急等待的张学良,张听到老蒋不见的消息更加着急,生气地说:“要找不到蒋委员长,只能把你们当作叛兵报上去。”

王玉瓒心里犹如一团乱麻,正好此时有士兵报告,后墙发现一只鞋子。王玉瓒推测老蒋是爬上了五间厅背后的骊山,急忙下令搜山。于是王玉瓒营从左侧,孙铭九营从右侧开始搜查骊山。

孙铭九营先后抓获了已经受伤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老蒋的族侄蒋孝镇。这时,天已渐亮,只见骊山上下都是搜山的士兵。惊恐的老蒋躲在半山腰一块大石头后的夹缝中,不时探出头来察看情况,刚好被王玉瓒营的排长刘允政发现。

刘允政大喊:“委员长在这里!”王玉瓒循声跑去,正好在附近的孙铭九抢先一步赶到。于是由他与老蒋交谈了一番,随后两营官兵把老蒋架下山去。

孙铭九营是坐汽车到华清池的,且他担任张公馆的警卫,押送老蒋到西安的任务自然就交给了他。完成扣蒋任务的王玉瓒松了一口气,命令各部迅速返回原来岗位,他自己也高兴地开着摩托车回到西安。

事后,张学良对其进行了奖赏,把他提升为十五旅四十三团团长。另以孙铭九的卫队二营组成卫队团,由孙铭九担任团长。

西安事变发生后,英国记者贝特兰在美国记者斯诺介绍下赴西安采访,成为唯一一个抵达西安的外国记者。由于孙铭九长期在张学良身边工作且深受信任,记者到达的当晚便由他接受采访。采访中,孙铭九大谈自己带队活捉老蒋的经过,而只字不提其他人。

孙铭九在接受采访

此后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又参考了贝特兰的采访笔录,把孙铭九描述成带队活捉老蒋的人。1937年,老蒋发表关于西安事变的回忆录《西安半月记》,该文其实是由陈布雷操刀,陈未经历过事变,写作时估计参考了外国记者的采访,同样把孙铭九描述为捉蒋主要人物。

此后,孙铭九成为名副其实的捉蒋功臣。

西安事变结束时,张学良执意要送蒋回南京,此后被扣留。而王玉瓒与孙铭九两人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孙铭九是东北军少壮派核心之一,就如何营救张学良与元老派的矛盾激化,孙指示手下连长刺杀了东北军核心人物王以哲。

东北军群龙无首,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瓦解。孙铭九害怕遭到元老派报复离开了东北军,由于无处可去便躲进了上海日租界,后来又投靠了汪伪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收编,赴东北打内战时被俘。因有捉蒋功劳,受到解放军优待。

而王玉瓒所部被整编进第67军,于淞沪会战末期参加了松江保卫战。当时日军已经从杭州湾登陆,67军接令死守三天,掩护主力撤退。激战三日,67军军长吴克仁阵亡,旅、团级干部也伤亡较大,王玉赞被提升为副旅长。

1938年,因为害怕受到老蒋清算,王玉瓒辞去军职到陕西勉县隐居。但戎马生涯多年,没有别的谋生手段,生活过得非常艰难。1940年,王玉瓒投奔军中旧友到贵阳军医卫生人员训练所出任教官。

抗战胜利后,王玉瓒出任第二十三临时教养院院长,在此期间他曾向中共领导的桂黔边区游击队提供过枪支、弹药、药品等急需物资。1949年底,他带领教养院千余官兵随卢汉在云南起义。

此时,王玉瓒已经离家20余年,他归心似箭,要求返回原籍。回到东北后的王玉瓒受到不公正对待,被下放到偏僻农村15年。那段日子漫长而又艰辛,王玉瓒没有过多地抱怨,而是老实地接受一次又一次的“审查”。

云南解放

1961年,西安事变25周年纪念会时,经周总理批准,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专门负责征集和编纂相关史料。

虽然经过多次动员,但孙铭九等人害怕杀害王以哲的罪行遭到清算,不敢如实交代“二二事变”。甚至结成同盟,对涉及自己罪责的部分轻描淡写,而刻意强化自己在事变中的功劳。使该项工作迟迟无法完成。

1979年,孙铭九陆续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权威媒体上发表了关于自己在西安事变中捉蒋的文章,对其他参与人只字不提。同年,西安事变当事人之一的叶剑英到西安视察,并写下了一首七绝:

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

楼屋依然人半逝,小窗风雨立多时。

王玉瓒也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些消息,他感慨万千: 西安事变过去40多年了,而捉蒋的真相却仍不被世人所知,这样的历史传承下去,必然误导后人。

已经85岁的王玉瓒决定要给历史一个交代,他开始一封一封地写信,一级一级地向上反映。在当年东北军将领的帮助下,他的信最终被送到叶剑英办公桌上。

按照叶帅的批示,辽宁组成调查组走访了许多当年东北军将领和西安事变亲历人,调查结果证明王玉瓒提供的材料没有一句假话。此后辽宁省委发出《关于王玉瓒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的文件,其中有“爱国”“正义”“有功”等词语,王玉瓒看到《结论》后泪流不止。

为了弄清捉蒋真相,1981年底,全国政协文史办召开了“关于华清池捉蒋及‘二二’事件座谈会”。王玉瓒、孙铭九以及东北军中许多相关人员都出席了会议,王、孙两人当场辩论,根据两人提供的材料及诸多当事人的回忆,参会人员公认:

当年守卫华清池的是王玉瓒的卫队一营,也是他打响了西安事变的第一枪。王玉瓒率先进入老蒋的卧室。搜山时,也是王的部下首先发现老蒋。但孙铭九比王玉瓒先一步赶到老蒋跟前,并最终押送其赴西安。

历史有时可能会被谎言掩盖,但终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王玉瓒老人后来担任过辽宁省政协委员、常委等职务。于1984年2月17日病逝,终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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