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武:傅作义部下起义将领,自认罪过很大,为何被授开国上将?

1955年9月解放军举行首次授衔,55名将领被授予上将军衔,其中有3位是国民党起义将领,董其武便是其中一位。起义前,董其武的正式军衔为中将,解放军首次授衔老干部都普遍被压低一两级,董却能升一级,这是不多见的。得知被授予上将的消息后,董其武受宠若惊,写信给毛主席,直言自己罪过很大,不够资格。毛主席则回复“董其武不可不授上将”。

早在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期间,时任华北“剿总”司令的傅作义希望把绥远也纳入谈判,这样既可以增加其谈判资本,也可以延长谈判时间,等待转机。毛主席看穿了他的心思,拒绝了他的要求。绥远非战略要地,只要稳住了傅作义,日后解决起来也不会有困难。事后证明,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

董其武

当时驻守绥远的便是傅作义亲信董其武,他跟随傅作义20余年,立场与其保持完全一致,任凭威逼利诱,从未出现过摇摆。即使到了80年代写的回忆录(傅作义已经过世),字里行间仍然流出对傅作义深深的敬佩与感激。军阀之间通常分分合合,各怀鬼胎,董其武这样忠诚的人,真不多见。

1899年11月27日,董其武出身在山西津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时候跟教私塾的舅父识字。后来考入阎锡山为培养初级军官于1918年创建的斌业学校,在7500名报考者中,董其武总分排第一,被编为第1营第1连第1班第1号学员。

三大国军上将

离开斌业学校后,董其武先后参加过多支武装。北伐战争期间,曾跟随有铁军之称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转战河南、安徽,立下不少战功。不过后来蒋介石借口缩军,将北方部队编遣,董其武看不惯这种过河拆桥的行为,离开了部队。

不久之后在天津加入了傅作义部,傅作义军纪严密,赏罚分明,即便是降了几级从上尉做起,董其武也甘愿留在他的部队,此后一直跟随傅作义作战。从1933年长城抗战到1945年日本投降,12年间,傅作义部与日军进行了大小近300次战斗,董其武几乎都参与其中,从团长慢慢升任为军长。

傅作义早期的百灵庙大捷也是一大亮点

其中影响较大便是1940年的五原大捷。在五原战役之前,日军已经南下先后攻占长沙和南宁,为了牵制日军,傅作义部决定进攻包头。先头部队曾一度攻入包头城内,将守军压缩在司令部附近,但由于后续部队未能及时跟进,日军增援部队赶来,不得不撤出战斗。战调动了晋北、察南、华北的大量日军,迟滞了其南下时间,这便是现实版李云龙攻打平安县城。

攻打包头之后,日军恼羞成怒,誓言要剿灭傅作义部,调集重兵进攻傅作义。傅作义部伤亡惨重,退出河套地区。当时傅作义与八路军合作抗日,邀请许多八路军政工人员进驻部队,被阎锡山称为“七路半”。在八路军政工人员的帮助下,被打得灰头土脸的傅作义很快就整训部队,重整旗鼓,准备对五原进行反击。

在五原战役中,董其武指挥的101师负责阻击日军增援,该师两个团昼夜不断拼杀,牢牢地将日军2000多人阻挡在乌加河北岸,为攻城部队歼灭敌人提供了保障。此战击毙日军1100多人,伪蒙军3000余人,收复了河套地区。在国军节节败退,投降氛围弥漫的局势下,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与平型关大捷有异曲同工之妙。

战后,国民政府特电嘉奖,认为五原之捷“不仅保障西北,而且奠定收复失土,驱逐敌寇之基础。在抗战全局上,关键尤为重要,功业彪炳,殊堪矜式。”此后还授予了傅作义一枚“国光勋章”,这是中华民国最高荣誉的军职勋章,到1949年10月为止仅授予过两人,另一人是老蒋。

在抗日战争期间,董其武立下过不少战功,有勇有谋,堪称战将。不过,他始终掩盖在傅作义的光芒之下,没有独当一面的机会,未能获得太高的名气。

日本投降以后,老蒋命令傅作义迅速抢占绥远重镇,内战不可避免的爆发,董其武算是一个强劲的对手。贺龙指挥部队攻打董其武防守的包头,久攻不下,双方伤亡惨重,贺龙最后不得不撤出战斗。董其武还因此获得“青天白日勋章”。随后,他还指挥所部与解放军进行了集宁战役、张家口战役等,使解放军未能完全实现原定作战意图,并且丢掉了张家口。

傅作义

董其武给绥远解放造成了极大的麻烦,这也是他日后说自己罪过太大的原因。在抗日战争中少获表彰的董其武,在内战中不断获得老蒋升迁,到1948年秋已经官至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老蒋不断派人前往绥远,又是送黄金,又是许官职,企图说服董其武西撤并寻机南下集结到川北一带,但都被董其武婉拒。此时形势已经非常明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军惨败,已经无力挽回败局,南下无异于给老蒋殉葬。而且南下,要途径青甘陕,其难度不亚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实际上也很难完成。

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傅作义的态度。董其武是个很纯粹的军人,他所获得的一切都与傅作义密不可分,在政治上他没有立场,傅作义的立场就是他的立场。1949年1月21日,董其武是在收音机里面听到《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初步协议》,文件对绥远只字未提。他次日便冒险乘飞机到北平面见傅作义,傅作义向他讲解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并告诉他这是大势之趋,要“走人民的道路”。

董其武问:“既然如此,北平和平解放的条文怎么没有提绥远呢?”

傅作义回答道:“绥远问题等我见到毛主席之后再定吧。”

董其武眼巴巴地盯着傅作义说:“我多年一直随您做事,对您是言听计从。您怎样走,我就怎样走。可是绥远情况相当复杂,不可拖延,应尽早安排。”

2月22日,傅作义在西柏坡见到了毛主席,在问到绥远问题怎么办时,毛主席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先划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主席慢慢做好他内部工作……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举行起义。”毛主席其实非常明白傅作义和董其武之间的关系,只要傅作义不打算走,董其武也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他,而解放军可以先将部队精力放在南方战场。

虽然董其武死心塌地地跟着傅作义走,但绥远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有的将领还是倾向国民党的,士兵当中原本收编了不少土匪和伪军,这些人也对起义持反对意见,加上当时国民党派出了大量特务搞破坏,和平起义难度不小。为了保持队伍完整,董其武做了大量工作,纠正士兵思想,挫败特务破坏。直到8月下旬,毛主席派傅作义回到绥远,才让部队思想完全统一。

1949年9月18日,董其武发表和平起义通电,绥远宣告和平解放。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绥远起义部队改编成23兵团,董其武任司令员,下辖37军、36军、骑兵第4师。部队士气很高,纷纷请愿要求参战,争取立功机会。1951年9月9日,23兵团进入朝鲜,主要担任机场修建和后方警戒任务。在三个月的时间内修建了秦川、院里、南市3条机场跑道,停机坪8个,飞机掩体193个以及各项附属工程30余项,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虽然未能上前线杀敌,但也为战争的胜利做了不小贡献。

1955年春,解放军授衔方案下发,得知自己将被授予上将军衔后,董其武坐立不安,认为自己定得太高了。他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要求降低级别,并托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转交。他对杨成武说:“与其他上将相比,我自愧不如,我是一个历史上罪过很大的人,怎么能与战功赫赫的革命将领相比呢?”

杨成武看完信后说:“你参加抗战12年,我们只参加了8年,你的绥远起义贡献很大,还参加了抗美援朝,功不可没。给你授衔上将决不是你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对起义人员的信任和有利于将来统一。”

但最终拗不过董其武,还是答应帮他转交。

毛主席看完信后也没有同意董其武的要求,他要杨成武转告董其武:“他是有名的起义将领,根据功劳、贡献与资历,应该授上将军衔,谁有意见也不能降低……董其武是不可不授上将军衔的,我还准备给他一级解放勋章呢!”

其实,从以上三人的对话当中,可以看出董其武被授予开国上将大概有以下三点原因:

1、符合上将条件:授衔工作是根据《关于干部评级工作的指示》、《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两个文件进行的,先评级再以级别为依据进行授衔。评级前,董其武担任第23兵团司令员,评为正兵团级。而按照评定军衔的标准,正兵团级多数可以评为上将。董其武在建国后虽然没立过重大战功,但是其抗战12年,为中华民族立下的汗马功劳是超越党派的,加上绥远和平起义使人民免遭战火贻害更是一件大功劳。

2、平衡各方利益:授衔本身也是奖励的一种,必然会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平衡,尽量做到雨露均沾。从解放军内部看,考虑的因素也比较多,既要考虑到不同革命时期的代表,又要考虑各个野战军之间的分配。具体到3位起义上将,董其武代表的是傅作义派系,陶峙岳代表的是张治中的西北系,陈明仁则代表湘系。云南方面,虽然曾泽生率领50军在朝鲜打得很漂亮,功劳很大,但由于没有兵团级别的任职经历,最终只评了中将。

3、体现党的政策:根据绥远起义协议内容,对于起义人员功过相抵,既往不咎,保留原职,这既是一种承诺,也是信任。在授衔问题上,对董其武不仅保留原职,而且还将其中将军衔升为上将,既承诺的兑现,也是对起义人员信任的体现。正如杨成武所说的,有利于将来统一工作的开展。

总之,董其武的上将军衔是实至名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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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

  • 普心提问

    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想请问10、14、16、19、20、33、45、50,希望可以求个解释(给个答案也可以)谢谢!麻烦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