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被俘后,女儿留学美国嫁给杨振宁,儿子因交不起学费自杀

1949年1月9日,淮海战役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华野向杜聿明残部发起的总攻已经进入第四天,炮弹开始落到杜聿明的指挥所所在地陈官庄。

杜聿明只好躲到第五军军部与邱清泉、李弥等人商讨最后的对策。杜聿明表示仍要按老蒋的命令10日白天突围,邱、李等人一致反对,他们认为白天突围太危险,应该当晚突围。

争论一直持续到晚上,指挥部里的各个将领惶恐不安,杜聿明也被是逃跑还是突围弄得头昏脑胀。最后他终于下定决心,当晚分头突围。

邱、李等人想与杜聿明一同走。杜聿明说:“这不是让人家一网打尽吗?我们就这样走如何对得起部下,大家赶快通知各部各找出路。”随即杜聿明向老蒋报告了自己的决定,并命令文强集合战车、销毁重要文件,准备突围。

杜聿明心想:“这个‘邱疯子’不会真的疯了吧?”杜聿明动过肾脏手术,走路一瘸一拐根本跟不上邱清泉,他认为跟着大部队走太危险。就带着副官等14个人离开了队伍,一口气跑到萧县境内。

他们突然发现路上有大队解放军向西运动,急忙躲到战壕里。副官尹东生给杜聿明剃了胡子,以便万一被俘假装普通士兵。待解放军走后,他们才爬出战壕继续往东北逃窜。

10日早晨,杜聿明一行人来到萧县张老庄,遇到一个拾粪的老农民。杜聿明一个卫士上去打招呼问:“我们是押送俘虏的解放军,能否跟你换两身便装?”

杜聿明

老农民觉得兵荒马乱的年代穿军装太招摇,表示不便与他们交换。那个卫士又问:“庄里有队伍吗?”老农民表示周围几十里都有。

那个卫士听完立即掏出一枚金戒指给老农,让他不要把他们路过的事情告诉任何人,说完拔腿就跑了。

老农觉得很奇怪,既然是解放军为何又要换便装,还拿金戒指贿赂人?他立即跑回庄里向解放军报告,当时庄里并没有作战部队,而是四纵十一师师直卫生处休养连。

休养连的战士听完老农报告后立即拿起枪追了出去,追到将近200米时,那队人伏了下来。战士们立即散开队形,向他们喊话:“你们是哪部分的?过来一个人。”

一个自称“队长”的人走过来问休养连的战士是哪个部分的。战士小范回答说:“我们是四纵十一师的,你们是哪部分?”那个“队长”说自己也是十一师的。

小范又问:“师长叫什么名字?”

“队长”说:“我们刚从后方上来,要押俘虏回去,一时还没搞清楚师长叫什么。”

小范看他们神情惊恐不安,穿的服装也不像解放军的,连师长名字都说不清楚,恐怕是逃出来的敌军。小范便说:“你把身上的快慢机留下来,如果确实是自己人我们再还给你。”

说完小范就去夺他身上的枪,这时身边其他战士也大声喊:“统统把枪放下!”那一队人迟疑了片刻纷纷把枪放下。

杜聿明见身边卫士毫无斗志,又气又恼,失望至极,掏出手枪便想自杀。他的副官尹东生见状急忙枪夺下,交给了解放军。

杜聿明等人随后被押送到另一个村庄,交给专门负责俘虏收容的十一师政治部主任陈茂辉。杜聿明进屋时没注意,头在门框上磕了一下,痛得双手直抱头。

这引起了陈茂辉的注意,他发现眼前这个人穿着一件士兵衣服,披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浑身上下弄得黑乎乎的,看起来像个伙夫。但脸上的络腮胡子又没刮干净,说明是刮的时候很匆忙,估计是临时伪装。

陈茂辉递了一支烟给他,他接过去放在一边没有抽,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美国“骆驼牌”香烟。抽出一支递给陈茂辉,一支叼在自己嘴上。

他身边一直自称是“随军记者”的尹东生掏出一个打火机,咔嚓一下打燃了,毕恭毕敬地上去给杜聿明点烟。杜聿明急得瞪了尹东生一眼,尹东生才反应过来,又把打火机转到陈茂辉身边。

陈茂辉认为此人身份不一般,开始审问:“你是哪个部分的?”杜聿明回答是十三兵团的军需。

杜聿明被俘

陈茂辉看了看他笑着说:“不对吧?”一旁的尹东生连忙说:“军需处长。”

陈茂辉又问:“你叫什么名字?”杜聿明回答说叫高文明。

陈茂辉接着问:“你们军需处有几个处?”杜聿明回答说六个。

陈茂辉拿出一个小本子让他把六个处处长的名字写出来。杜聿明伸手去掏笔,先是露出了套在手臂上的手表,接着掏出一支派克金笔。

然而他在纸上描了半天也写不出处长的名字,一旁的的尹东生想上去帮他,被陈茂辉制止。

陈茂辉看到杜聿明带的手表和用的派克金笔更加坚信他是一个高官,对他说:“你放心,我们的战俘政策规定,不论官大官小,除了战犯杜聿明外,只要放下枪,坦白交代就宽大处理。”

杜聿明听到这彻底绝望,认为自己肯定难逃一死,干脆把脑袋埋在军大衣里面不肯说话。陈茂辉见问了半天也问不出东西,便叫人把他押到庄头一间小磨坊去休息。

他们路过一个广场时,上面有大批十三兵团的俘虏,很多都是杜聿明的老部下。杜聿明只能深深把头埋到大衣里面生怕他们认出来。

进到磨坊内,杜聿明已经万念俱灭。他心想,自己行动艰难逃也逃不出,留下来迟早要被以前的旧属发现。与其被处死,不如自我了断,还能在老蒋面前争个“忠臣”。

于是他趁看守刚离开,便在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朝自己脑袋上猛地砸下去。一顿乱砸之后,杜聿明头破血流昏了过去。

很快看守就发现倒在地上的杜聿明,并将其送去治疗。医务人员检查后发现杜聿明只是额角敲破了,并无大碍,给他进行了包扎。

陈茂辉让人把那个“随军记者”尹东生带来,严令他交代“高文明”的真实身份。这时尹东生才吞吞吐吐地说:“他就是杜长官,我是他的副官。”随后他还从包里掏出一双象牙筷子,上面刻有杜聿明的名字。

第二天,陈茂辉再次审问杜聿明:“你叫什么名字。”杜聿明仍在顽抗,极不耐烦地说:“你们都知道了,还在问什么呢?”

杜致礼

驰骋战场20余年的一代名将杜聿明就这样束手就擒了。杜聿明作为“天子门生”,对老蒋唯命是从,不惜替他背锅卖命,可谓“忠心耿耿”。

但杜聿明被捕后,他的家人又过得如何呢?得到过老蒋的善待吗?

老蒋这个人有个怪癖,就是希望手下战败后能够“死节”,向日本军人那样切腹,而不是独自逃回来。抗战期间,余程万奉命守常德,拼得还剩最后几十人,无奈突围,回来后老蒋却要将其枪毙。

甚至连一向被器重的汤恩伯在日本病死后,老蒋也评价说,假如当年他在上海殉国对他个人将是如何悲壮?五年后病死在日本,虽多活了一些日子,但错失了一个为“国家”尽忠的机会。

所以对于杜聿明,老蒋只希望他战死沙场,以便为手下将领树立榜样,方便宣传。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国民党的宣传里,杜聿明已经“殉国”了。

当时杜聿明的母亲还健在,妻子曹秀清生育三男三女,老蒋派人将他们接到台湾。曹秀清考虑到杜聿明生死未卜,一家人留在大陆没有依靠,丈夫为老蒋卖命这么多年,去了台湾总会受到照顾,便欣然前往。

不料曹秀清一家人到了台湾,生活却无人问津,随身携带的一点积蓄花光后,连孩子读书都成了问题。曹秀清只能去找杜聿明的老长官、老朋友帮忙,才把子女安置进学校。

但是当局派人来调查,告诉曹秀清杜聿明被杀了,一定要让她在家中为杜聿明立灵位才肯为她的子女补助一些学费。

曹秀清不得不靠一己之力撑起这个家,为了找份工作她写信给张群求助,后来被安排到台北县制瓶厂当工人。

在杜聿明三儿三女中,长女杜致礼最先赴美。那是1947年7月,为了笼络杜聿明宋美龄亲自出面介绍杜致礼到“卫理斯学院”读书,这是一所贵族学校,花费不低。

当时杜聿明病重,他准备送女儿去美国顺便到美国求医。再三请求之下老蒋原本已答应,杜聿明买好机票正准备上飞机时,老蒋又以“国难当头,需要栋梁”为由把他拦了下来。从此,杜聿明彻底被绑在老蒋的战车上。

杜致礼与杨振宁

杜致礼只好一个人赴美留学,但杜聿明被俘后,杜家情况急转直下,无力再承担高额的学费,她只好转到“圣文森学院”就读。后来杜致礼的弟弟杜致仁在普林斯顿念高中,所以杜致礼有时候会到普林斯顿看弟弟。

1949年12月的一天,杜致礼在普林斯顿一间中餐厅吃饭,遇到杨振宁,便上去打招呼。其实两人此前就认识,1944年,年仅22岁的杨振宁从西南联大研究院毕业后到联大附中教书,杜致礼正是他的学生。

再说杜致仁,他是靠台湾银行的借款赴美留学,后来进入哈佛大学,一边打工一边就读。到1956年,杜致仁已欠下银行7000多元,但他还需要缴纳3000元学费才能毕业,台湾银行不知何故却突然中止给他贷款。

当时杜致仁正患病无法继续原来的工作,暑期他住到姐姐、姐夫家中,并写信给母亲曹秀清让她想办法。曹秀清无奈之下写报告给老蒋求助,然而老蒋却只批了1000元,还是分两年支付。

当杜致仁收到500元支票时流泪满面,当年父亲在时是何等威风,在昆明读书都是汽车接送。如今父亲不在,漂泊美国连学费都凑不齐,巨大的落差让他悲痛欲绝。他哭着让姐姐、姐夫帮找找有没有什么适合他的工作。

杜致礼见弟弟情绪失控,不断安慰,答应帮他想办法。杜致仁才暂时平静下来,回房休息。然而到了吃晚饭时却怎么也叫不应,破门而入后才发现年仅22岁的杜致仁已经没有呼吸,地上有一个装安眠药的空瓶。

杜致礼得知父亲没死的消息后,喜出望外,当即写信给还在台湾的母亲说:“你的老朋友还活着。”看到这句话,曹秀清高兴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从那一刻起,她便想着与丈夫团聚,但国民党当局始终不让她离开台湾。

抗战期间曹秀清照片

事情出现转机是1957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消息传到北京,周总理派出以杨振宁老师张文裕等人为代表的代表团,到瑞典祝贺。代表团出发前还到功德林看望了杜聿明,杜聿明写了一封信给杨振宁:

亲爱的宁婿: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这封信虽然简短,但意味深长,杨振宁收到后也给杜聿明回信,说岳父的关怀让他很感动。

杨振宁获奖的消息也传到了对岸,对于这样一个有名望有成就的科学家,老蒋自然想拉拢他“为党国效力”。

曹秀清去台后一直被冷落,但女婿拿了诺奖后,当局对她突然热情起来。

1958年9月的一天,老蒋和宋美龄突然要召见曹秀清。寒暄一阵之后,老蒋问了曹秀清子女情况和杨振宁情况,并说:“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你要去美国利用岳母的身份争取他为党国效力。”

曹秀清这才明白老蒋见她的目的,附和着说:“我一定好好为他介绍台湾的情况,要他回来看看,为建设宝岛贡献力量。”

如此,曹秀清才得以顺利赴美,她原本想再带一个儿子到美国,但仍被拒绝。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获特赦。他写信给在美国的曹秀清,告诉她自己在北京的情况,并希望她能回北京团聚,安度晚年。

但当时中美尚未建交赴北京的手续不容易办妥,加上还有几个子女仍在台湾,曹秀清心中有所顾虑。直到1963年5月20日这天,经过各方努力,曹秀清才登上飞机,辗转日内瓦回到北京。

此时,杜聿明与曹秀清分别已快15年,再次相见曹秀清泪如雨下,这些年的辛酸和委屈在这一刻集中爆发。此后两人在北京过着普通的生活。

曹秀清去美国后,几个子女在台湾过得更为艰难。二儿子杜致勇一生穷困潦倒,曾在一家保龄球馆打工。三儿子杜致严辍学后靠开出租车为生。二女儿杜致义、三女儿杜致廉嫁在台湾,很长一段时间她们的后代出境都会遭到严格审查。

杜聿明夫妻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去世,曹秀清致电台当局希望能允许自己几个儿女赴北京奔丧。然而未获回应,几个子女只能在台湾家中设立灵堂祭奠。

杜聿明为老蒋尽忠半生,真正称得上“犬马之劳”,虽然未能扶大厦之将倾,但毕竟竭尽全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惜最后关头,因为未能死节,而遭轻视。乃至家人备受冷落,举步维艰,甚至连死后都不让子女为其送终。悲凉至此,真是可悲可叹!

杜聿明被俘之初,仍然冥顽不灵想自戕以保“晚节”。经过10年改造,又了解到妻儿经历之后,总算认清现实。获得特赦以后的杜聿明是真情实意地感谢党,也非常愿意站到人民一边。出狱后,他为祖国和平统一出过不少力,临终留下遗嘱仍希望“早日促成和平统一”。

如果杜聿明早有这等觉悟,在战场上弃暗投明,又何须落得妻离子散的下场。

#大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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