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廖文毅欲刺杀蒋介石,老蒋大怒:他搞台独,我搞掉他脑袋

1961年10月31日深夜,在台北市中山路5号“国安坐”秘书长官邸,蒋经国正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批阅文件,当时年过四旬的他担任台湾当局“国防安全会议”秘书长,主要负责蒋介石的安全工作。

时间到了23点48分,蒋经国忙完一切工作、正准备休息时,卫队长进来向他报告说:“秘书长,有人……想见您。”

蒋经国问道:“什么人?”

蒋经国

“一个小人物……”

随后卫队长向蒋经国报告了事情的详细经过:这天晚上,一个不明身份的人骑着一辆摩托车,突然向蒋经国的官邸大门冲来,还好两个便衣护卫反应迅速,及时跳了出来挡在道上,一个如老鹰抓小鸡似的把他从车上揪了下来,摔在地上,另一个则飞起一脚,把摩托车踢翻在地,那车轮仍在“突突”地飞转!

此人很快被抓起来审问,卫队长问他:“你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要冲撞大门?”

此人大声叫道:“我是台北警察局刑警岳安和,有十万火急的大事求见经国先生!”

卫队长问:“有何凭证?”

此人回答说:“证件在我上衣口袋里!”

卫队长掏了一下他的上衣口袋,果然发现了印有“青天白日”党徽的证件,经过查验无误后,他问岳安和:“你有什么事要见蒋先生?可以先和我说吗?”

“不行,必须当面对蒋先生说!”

卫队长沉思了一会,觉得岳安和可能确有要事要报告,于是亲自去向蒋经国请示,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蒋经国于是在官邸的小客厅里接见了岳安和,他问道:“你如此急迫地要见我,究竟有什么事情?”

蒋经国

岳安和大声说:“有人要行刺‘蒋总统’!”

蒋经国大惊:“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他叫郑松焘,是从日本来的!”

那么这个郑松焘究竟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刺杀蒋介石呢?

事情得从抗战胜利后说起。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正式收回宝岛台湾,日本当局及驻台的军政人员对此极不甘心。为了继续操控台湾,在原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的策划下,日本人组织成立了一个“台湾自治委员会”,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台培养的一些汉奸和暴发户网罗进该组织,并策动他们谋求“台湾独立”。

廖文毅就是其中一个最早鼓吹“台湾独立”的家伙,他1910年出生于台湾云林,1932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密西根大学工学硕士、俄亥俄大学博士学位。抗战胜利后,廖文毅投身国民党政界,并参选了民意代表,但得票却惨不忍睹。1950年2月,在美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支持下,廖文毅在日本东京成立“台湾民主独立党”,这是第一个公开的“台独”组织。

廖文毅

1961年,有幕僚向廖文毅建议,“中华民国”之所以能盘踞台岛,主要原因是蒋介石还健在,若是除掉了蒋介石,“中华民国”也就完蛋了,“台湾共和国”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成立。廖文毅非常同意,开始特色刺杀蒋介石的杀手。

幕僚很快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刺客,此人名叫郑松焘,年近40岁,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自幼拜南拳名师学武,练就了一身格斗本事,又毕业于日本人办的台湾警察学校,曾在台北当过刑警,精于手枪射击,现在在日本为达官贵人当保镖。他夸下海口说:“给我500两黄金,就能买到蒋介石的人头。”

廖文毅很快和郑松焘谈好了条件,主要有以下几点:

1.行刺蒋介石,只要开枪,不管击中与否,赏黄金500两;

2.开枪击中,轻伤加赏黄金100两,重伤加赏250两,毙命加赏500两;

3.赴台旅费及活动经费,一概由廖文毅支付。如果此行出现意外,郑松焘的身家后事也由廖文毅负责料理。

两人见面以后,郑松焘对岳安和说自己改行做了一家华文报纸的记者,此行打算对台湾政坛内幕做些采访。岳安和信以为真,表示自己愿意为他提供帮助。于是郑松焘趁机说:“这样吧,先谈蒋介石,他是‘总统’,我向读者介绍,当然先要介绍显赫人物。”

岳安和一口答应,郑松焘向他问了以下问题:蒋介石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外出?通常去什么地方?外出时乘坐什么汽车?配备多少警卫等等?岳安和都一一进行了解答。

龟山岛

但此后岳安和越想越不对劲,因为郑松焘刚来台湾时,并没有说要去龟山岛,而且龟山岛既无野兽也无海盗,根本不需要带枪防身。他又联想到郑松焘一来台湾就打听有关蒋介石的各种信息,而且蒋介石明天下午还要出来演讲,难道郑松焘借枪是要行刺“总统”?

岳安和越想越怕,如果此事真是这样,那自己为廖文毅提供了这么多的信息,自然也脱不了干系。他考虑许久,最终决定向蒋经国去举报。但蒋经国位高权重,他不可能有机会见到,于是便想出了骑摩托车强闯他官邸的办法。

蒋经国向岳安和问清楚情况以后,一面派人立刻前往白龙宾馆,捉拿郑松焘,一面马上驱车来到蒋介石的官邸,向他报告了此事。蒋介石听后大怒道:“这个姓郑的是什么来路?”

蒋介石

蒋经国回答说:“目前还不清楚,等抓住后一审讯自然就清楚了。为安全起见,建议取消明天下午外出演讲的安排。”蒋介石点头同意。

此时有人进来报告,说郑松焘已经逃离白龙宾馆,不知去向。蒋介石更加生气:“叫他们紧急出动,全岛缉捕刺客!”

最后“安全局”得出结论:郑松焘是受廖文毅所派遣而来台湾行刺蒋介石的,行刺的目的是为了在台湾成立“台湾共和国”。

蒋介石听后大怒:“娘希匹,廖文毅胆大妄为!他搞‘台湾独立’,我搞掉他的脑袋!经国,立即派特工去日本,把廖文毅解决掉!”

蒋介石和蒋经国

蒋经国比蒋介石冷静多了,他知道廖文毅的背后有美国人撑腰,如果把他杀了,无疑是得罪了这股势力,但他也知道父亲的脾气,盛怒之下说的话是不好改口的。于是在3天后,蒋经国拿出了一份《行动方案》去见蒋介石,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先把刺客郑松焘解决掉,要让廖文毅知道,不去杀他并非缺乏下手的胆量,而是要杀鸡给猴看。”

蒋介石点头同意:“对,杀掉姓郑的给廖文毅看看。”

11月10日,“保密局”派出了3名特工乘飞机前往东京,他们分别是:施丰涛(行动组长)、奇建荣(组员)、李铮铮(女、组员)。这3人都精通日语,而且全都经过徒手格斗、夜间射击、定向爆破等特种训练。

3人到达东京后,很快摸清了郑松焘的行动规律:他在东京大藏机械株式会社担任警卫,每天早上7点半从住处步行至地铁站,然后乘地铁至青山公园下车,在车站外的一家面馆吃早餐,然后换乘公交车前往会社,下午5点下班,沿原路线返回住处。

情况摸清楚以后,施丰涛召集组员商议刺杀郑松焘的方案。奇建荣建议在郑松焘的住处附近用手枪射杀他。但施丰涛考虑到郑松焘的住处不远处就是警察署,日本警察一向以机动能力强和反应迅速而闻名,射杀郑松焘以后可能来不及脱身,便否定了这个方案。

李铮铮又提出了第二个方案:由她扮成大学生的模样,进入郑松焘吃早餐的那家面馆打工,然后伺机在他的早餐里投毒,使其毙命。

但施丰涛经过推敲,觉得这个方案也有问题,因为根据日本政府的规定,凡外国人在日本打工者,必须由日本公民作担保人,毒死郑松焘后,他们固然可以远走高飞,但日本警方肯定会去找担保人,秘密还是会泄露,说不定还会引起国际纠纷。因此他把这个方案也否定了。

最后三人进行讨论,想出了第三个方案:在地铁下手,在火车驶来时把郑松焘推下铁轨,让火车轧死。这个方案的特点是干脆利落,事先无须准备,事后容易脱身,并且无后遗症。三人都觉得这个方案好,最终决定由李铮铮为第一执行者,施、奇二人在一旁协助。

而郑松焘自从逃回东京后,整天提心吊胆,他暗暗悔恨当初不该利欲熏心。他也深知蒋介石绝不会就这么算了,于是在每天上下班的途中更加小心提防,他还叮嘱妻子,只要自己不在家时,房门一定要紧锁,任何人叫都不要开。

1961年11月29日,天气阴沉而寒冷。郑松焘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竟会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他在早上6点起床后,在客厅里练了一套南拳,然后认真检查了一番自己佩戴的手枪。一切准备完毕后,他在7点半出门了。

郑松焘到达地铁站后,刚刚在离轨道四五公尺处站定,奇建荣就走了过来,他一边走一边吃着一只香蕉,在经过郑松焘身边时,“漫不经心”地把香蕉皮扔在了地下。

此时远处传来火车的鸣叫声,郑松焘刚要向道轨边的红色警戒线迈步,身旁突然出现了一个乡下人打扮的年轻姑娘,此人正是李铮铮,她手上拿着一张纸,指着上面的日文,大声地用日语问郑松焘:“先生,去高田马场该坐到哪里下车啊?”

郑松焘刚要回答,此时站在不远处的施丰涛突然用日语大喊:“阿川,你在哪里?”

李铮铮连忙回头,“不料”脚正踩在香蕉皮上,滑了一下,她身子往前打了个趔趄,然后双手顺势朝郑松焘推了一下。这个动作在旁人看来是很轻松的,但李铮铮却是受过特殊训练的,她的这一推使足了力气,郑松焘又没有防备,直接被推进了轨道。此时列车正好过来,车轮无情地从郑松焘身上碾轧而过,站台上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快走!”施丰涛赶紧叫上了奇建荣和李铮铮,3人很快趁乱溜走了。

郑松焘死后,日本警方虽然进行了调查,但都一无所获,最后只好不了了之。但廖文毅却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生怕自己会成为被刺杀的下一个目标,便赶紧称病住进了医院,此后他“台独”的调子也越唱越低。

蒋介石得知此事后,马上派人给廖文毅捎话:只要他放弃“台独”,欢迎他回台湾。廖文毅思前想后,终于在1965年3月宣布解散“台独”组织,本人放弃台独。此后廖文毅回到台湾,先后担任台中港筹建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文化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等职。

蒋介石

1960年代的“台独”势力,其实力是不足以动摇蒋介石父子在台湾的统治基础的,而两蒋仍倾力反独,虽然也有某种“反攻大陆”、维护统治的考虑,但从根本上说,显示了他们鲜明坚定的中国人立场。海外台独势力自廖文毅归台后,一度陷于一蹶不振的窘境,这也是蒋氏父子对海外台独斗争中打的一场漂亮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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