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才大略汉武帝刘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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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开创的王朝,是西汉王朝最鼎盛繁荣的时期。也是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他当得起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皇帝之一。此外,汉武帝是中国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其在位期间,曾用年号有: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

《汉书》评叙刘彻“雄才大略”。

《谥法》说“威强睿德曰武”。

在他登基之初,汉武帝继续父亲生前推行的养生息民政策。进一步削弱诸侯的势力,颁布大臣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以法制来推动诸侯分封诸子为侯,使诸侯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同时,他设立刺史,监察地方。将冶铁、煮盐、酿酒等民间生意编成由中央管理,禁止诸侯国铸钱,使得财政权集于中央。他听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把儒家学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持法家,道家等各家学说的读书人,均受排斥。

武帝还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在长安举办太学。太学是中国古代最高学府,以儒家五经为主要教材,不学习其他各家学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华传统文化舞台上独领风骚两千余年,受到历代统治者所推崇。但汉武帝并非限制其他各家的发展,只是大力提倡儒家的发展儒法结合,即所谓的“儒表法里”。

例如夏侯始昌既研习儒家又通晓阴阳五行家;宰相公孙弘兼治儒法两家;主父偃以纵横家起家;耿直的汲黯司马谈司马迁以黄老学说起家。在一系列的政策下,汉朝的政坛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而对于一个皇帝来说,文治后就是武功了。所以,在刘彻继位后,他先平定南方闽越国的动乱。着手以军事手段代替带有屈辱性质的和亲,来彻底解决北方的匈奴的威胁。而汉武帝对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自公元前133年马邑之战起结束高祖以来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开始对匈奴正式宣战,先后派卫青、霍去病征伐,解除了匈奴威胁,夺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扩张了西域版图,将匈奴置于被动称臣的局面,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匈奴又一次兴兵南下,前锋直指上谷(今河北省怀来县)。汉武帝果断地任命卫青为车骑将军,迎击匈奴。这次用兵,汉武帝分派四路出击。车骑将军卫青直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从代郡(治代县,今山西大同、河北蔚县一带)出兵,轻车将军公孙贺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出兵,骁骑将军李广从雁门出兵。四路将领各率一万骑兵。卫青首次出征,直捣龙城(匈奴祭扫天地祖先的地方)。汉武帝看到只有卫青胜利凯旋,非常赏识,加封关内侯。

公元前128年(元朔元年)的秋天,匈奴骑兵大举南下,先攻破辽西,杀死辽西太守,又打败渔阳守将韩安国,劫掠百姓两千多人。汉武帝派李广镇守右北平(今辽宁省凌源西南),匈奴兵则避开李广,而从雁门关入塞,进攻汉朝北部边郡。汉武帝又派卫青出征,并派李息从代郡出兵,从背后袭击匈奴。卫青率三万骑兵,长驱而进,赶往前线。卫青本人身先士卒,将士们更是奋勇争先。斩杀、俘获敌人数千名,匈奴大败而逃。

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匈奴集结大量兵力,进攻上谷、渔阳。武帝派卫青率大军进攻久为匈奴盘踞的河南地(黄河河套地区)。这是西汉对匈奴的第一次大战役。卫青率领四万大军从云中出发,西绕到匈奴军的后方,迅速攻占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切断了驻守河南地的匈奴白羊王、卫青率精骑,飞兵南下,进到陇县西,形成了对白羊王、楼烦王的包围。匈奴白羊王、楼烦王见势不妙,仓惶率兵逃走。汉军活捉敌兵数千人,夺取牲畜一百多万头,完全控制了河套地区。因为这一带水草肥美,形势险要,汉武帝在此修筑朔方城(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设置朔方郡、五原郡,从内地迁徙十万人到那里定居,还修复了秦时蒙恬所筑的边塞和沿河的防御工事。匈奴不甘心在河南地的失败,所以在几年内多次出兵,但都被汉军挡了回去。

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春,汉武帝命卫青率三万骑兵从高阙出发;苏建、李沮、公孙贺、李蔡都受卫青的节制,率兵从朔方出发;李息、张次公率兵由右北平出发。匈奴右贤王认为汉军离得很远,一时不可能来到,就放松了警惕。卫青率大军急行军六、七百里,趁着黑夜包围了右贤王的营帐。武帝接到战报,喜出望外,派特使捧着印信,到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加封食邑,所有将领归他指挥。卫青的三个儿子都还在襁褓之中,也被汉武帝封为列侯。卫青非常谦虚,坚决推辞说:“微臣有幸待罪军中,仰仗陛下的神灵,使得我军获得胜利,这全是将士们拚死奋战的功劳。陛下已加封了我的食邑,我的儿子年纪尚幼,毫无功劳,陛下却分割土地,封他们为侯。

经过几次打击,匈奴依然猖獗。入代地,攻雁门,劫掠定襄(今山西省定襄)、上郡(今陕西绥德县东南)。元朔六年(公元前124年)二月,汉武帝又命卫青攻打匈奴。公孙敖为中将军,公孙贺为左将军,赵信为前将军,苏建为右将军,李广为后将军,李沮为强弩将军,分领六路大军,统归大将军卫青指挥,从定襄出发,北进数百里,歼灭匈奴军数千名。这次战役中,卫青的外甥霍去病率800精骑首次参战,夺取了河套地区。

汉武帝是第一个用“罪己诏”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给百姓造成了痛苦,从此不再穷兵黩武、劳民伤财。这就是《轮台罪己诏》。这份诏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武帝敢于罪己,置自己过失于天下人心中,汉武帝无疑是第一人!至此,后代皇帝犯了大错,也会下“罪己诏”,公开认错,展示明君姿态。直言敢谏的汲黯曾批评汉武帝:皇上杀人太多,即使平日信任的人,也不予宽恕,这非明君作为。

汉武帝不为所动,漠然一笑: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谕之曰: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就是这样一位视人如草芥的汉武帝,一方面又爱才、惜才。

汉武帝摈弃正统,容纳异类,慧眼发现东方朔,将庄严的朝堂变成一个充满温情和快乐的休息室,君臣之间宛如玩伴;同时,对东方朔的诤言击节赞叹,言听计从。他初读《子虚赋》,即大为倾慕;得见作者司马相如,如获至宝,让他享受与自己同等的写作待遇。

能识人、能用人,汉武帝千古无二。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褒有贬,班固的《汉书·武帝纪》对他的文治大加赞扬:班固赞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到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表扬、批评兼而有之: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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