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海秘辛》近期必追好文,越看越上头

从一九二九到一九三〇年,国民党内战频仍,天下大乱。李宗仁于犯粤入湘迭遭失败之后,在柳州收拾残余,挣扎待变。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一日,黄绍竑(1895—1966,广西容县人,字季宽。保定军校毕业。新桂系早期重要首领之一。曾任讨陆(荣廷)军总指挥、广西省政府主席兼任桂军军长、国民党政府内务部部长、浙江省和湖南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初期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47年任监察院副院长。1949年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建国后,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突从桂林发出“马”电,吁请蒋介石、李宗仁“息争求和”。这是李宗仁与黄绍竑分裂的开始。

此时,汪精卫派张定璠(江西人,北伐时曾任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后白保荐张定璠任上海市长。)入桂,对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1895—1980,广东省始兴县人。1923年任粤军独立团长时,曾参加平定陈炯明叛乱。北伐战争时期,先后任师长、军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部队第四战区司令长官。1949年辞去国民党政府委任的职务,长期居住香港,1980年病逝。)说:“黄绍竑之变表明私人结合靠不住了,你们要生存下去,必须成立政治团体,标明奋斗目标。”李、白、张几经商谈,于是决定组织“护党救国青年团”(后改“革命同志会”)。

这个秘密团体成立之初,由于必须排除黄绍竑系统的军政人员,发展组织异常审慎。在环境特殊和人才缺乏的条件下,我被吸收进入这个组织,旋被派到李宗仁、白崇禧身边,专管有关组织内部的工作。后来事实证明,我就靠这个组织受到他们重用的。

这是我的政治生活的开始,但为要把我的工作环境说明得比较清楚一点,还要说得远一点,那就从北伐以后的局势讲起吧。

北伐以后,广西军人的势力从两广、两湖打到山海关,声势最盛,极为世人瞩目。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四日天津《大公报》以《珠江流域之思想与武力》为题,发表了一篇社评说:“广西军队之打到北京,乃中国历史上破天荒之事。”

但起得快,跌得也快。曾几何时,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军人势力,即世俗所称的“桂系”,便为国民党当权派蒋介石整垮了。推原其故,固由于蒋处心积虑,削除异己,以图建立其个人独裁的政治局面;而李、白等人当时狂妄自大,一旦骤登高位,骄傲自满,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他们遭此打击,也是咎由自取的。

当一九二八年六月,国民党蒋桂冯阎四派打下北京、天津以后,蒋介石便以“祭告国父”孙中山先生为名,于七月六日起召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到小汤山举行裁共善后会议。这个计划是杨永泰(1880—1936,广东茂名人。曾任广东省省长。北伐战争期间,任总司令部参议。与黄郛、张群等形成新政学系。1935年任湖北省政府主席。1936年被暗杀。)向蒋提出的,其主旨是把一、二、三、四集团军“化整为零”。具体措施如下:

一、取消集团军总部,成立编遣委员会;

二、军队以师为单位,全国留五十至六十个师;

三、全国编宪兵二十六万人,归中央掌握;

四、兵工计划先从导淮做起(根本否决了白崇禧率桂系第七军去新疆殖边的兵工计划(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新疆发生政变,省长杨增新被杀死,白是回民子弟,因请带桂军去新疆靖乱。))。

冯、阎、李、白均反对取消集团军名义。冯玉祥说,应保留集团军总司令和总指挥名义,以酬庸作战有功的人员。(李济深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致李宗仁、白崇禧函云:“忆编遣会时,冯焕公议及总司令总指挥名义,谓当略为有功者之地,我辈亦善其说。”)但最后卒屈服于蒋的蛮横专断,原则上通过,实施计划由“国军编遣会议”制订。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四日,李济深抵北平,对蒋、冯、阎、李四总司令裁兵方案表示赞同。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四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四次大会中提出《政治分会存废案》,当经通过,限本年底前分会一律取消,并规定,以后不得以政治分会名义对外发表命令,及任免特定地区内之人员。这表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不特不能再任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就是他们所兼任的政治分会主席名义也就随之而撤销了。

一九二八年十月八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提出了下列的人事任命案,当经通过:

一、蒋中正为国民政府主席;

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张学良等十六人为国民政府委员。

以后又在十月十八日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中作出了下列的决议:

任冯玉祥为行政院副院长;

李宗仁为军事参政院院长;

李济深为参谋部部长。

十月十九日,蒋又在中央政治会议中作出决议,任阎锡山为行政院内政部部长,冯玉祥为军政部部长。

蒋采取了上述的人事部署,主要是把冯、阎、李等军事头目集中于中央。这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杯酒释兵权的再现。

十分明显,蒋介石的“削藩”措施,过于激烈,自然激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毛泽东对此说得很清楚。

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四十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

后来历史发展,证实了上面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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