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宁波老人将儿子墓中一批书籍上交,24件被定为国家级文物

1950年的一天,宁波一位老人扛起锄头,叫上邻居,来到二儿子和儿媳的坟前,亲手挖开墓穴,从里面拎出一大包东西。

随后他将自己的三儿子从上海叫回来,将那一大包东西,和一张房间里挂了近30年的照片,亲手交给了三儿子,并对他讲述了一段20多年前的事情……

深埋地下20多年的国家级文物重见天日

这位老人名叫张爵谦,是宁波镇海(今北仑)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1928年,他的二儿子张人亚,拎着一大包东西回到老家,对老父亲说,自己在上海的住所要搬迁了,请父亲将这一大包东西收藏好。

张爵谦问儿子,将这些东西藏到什么地方,张人亚回答说“到时再说”。

交代完老父亲,张人亚当天就悄悄离家走了。张爵谦深知儿子托付的事关系重大,决定将其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趁着夜色,张爵谦拎着这些东西,朝菜园停放张人亚妻子顾玉娥棺材的地方走去。

几天之后,张爵谦假装伤心地对邻居哭诉,自己的二儿子静泉(即张人亚)在妻子去世后,已经好几年没有回家,怕不是已经不在人世,自己准备给他们夫妻二人修一座合葬坟。

当时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不少工人牺牲,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更有大批工人遇难,因此邻居们对张爵谦的说法深信不疑。

很快张静泉不在人世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村子。在邻居们的帮助下,张爵谦为儿子、儿媳修了一座合葬坟,张人亚一侧是衣冠冢,棺材里藏的是包裹了好几层油纸的那一大包文件书刊。

为了以防不测,谨慎的张爵谦没敢将儿子的全名刻在墓碑上,只刻了“泉张公墓”四个字。对于那些文件书刊,张爵谦没有对任何人提起,只默默地藏在心里,等待有一天儿子回来后提取。

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张人亚没有回来,张爵谦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了寻人启事,但没有收到任何消息。次年眼看着全国都解放了,还是没有二儿子的任何消息。

张爵谦感觉儿子可能已经牺牲了,自己的年纪也越来越大,儿子托自己藏的东西,不能再藏下去了,还是要还给共产党。

好在当年张爵谦采取了防腐措施,那一大包文件书刊,在地下深埋了二十多年,还基本完好。将这些东西转交给三儿子张静茂,托他交给共产党,自己二十多年来的心愿,也就能了却了。

听完老父亲的讲述,张静茂对二哥和老父亲的英勇壮举深为感动。回到上海之后,他特地去刻了两枚纪念章,一枚刻有“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另一枚刻上“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盖在这一大包文件书刊上。

1952年,张静茂从《解放日报》上看到一则消息,上海总工会建立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正在向社会征集上海工人斗争史料。想到二哥张人亚留下的那一大包东西,张静茂赶忙全部送去。

史料委员会挑选了和上海工人运动有关的文物留下,其余的全部退还给张静茂,并嘱咐他好好保存,以后还会有部门要征集这些史料。

1959年,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也开始征集革命历史文物。张静茂将史料委员会挑剩下的资料,连同二哥留在他那里的一些物品,一并送了过去。

筹备处经过研究,确定这一批资料弥足珍贵。按照规定,张静茂可以得到一笔奖金,但张静茂婉言谢绝了。

张人亚留下的这一批资料中,有24件被定为国家级文物,其中一级文物15件,二级文物3件,三级文物6件,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章》、《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

尤其是其中两本初版《共产党宣言》,由于当年印刷数量有限,再加上反动势力的销毁,后来很难能找到,是迄今为止,唯一存世的珍贵文献原件。

因存世极少,张人亚保存下来的那一批文件书刊,重见天日之后,越来越显现出特殊的价值。随着这批秘藏文物在各地展出,并通过影印随书发行,张人亚的事迹也逐渐被人们所熟知。

白色恐怖下做出冒险决定

张人亚,原名张静泉,在参加革命组织之后,自己改为“人亚”。1898年出生于浙江宁波,父母靠着轮种族中几亩田地和兼做厨师,维持着一大家子的生计。

张人亚幼年的时候,就在堂兄张晚荷主持的霞浦学堂读书。虽然张晚荷是清末的秀才,却信仰三民主义,反帝反封建。这也导致张人亚很早就接触到先进的思想教育。

张晚荷的教育主张,自然受到族内不少人的反对,设在祠堂的教室时常遭到破坏,但张晚荷并不畏惧,干脆将教室搬到了自己家,还请了早年留学日本的留学生当体育老师,教学生们锻炼身体。

霞浦学堂那一段学习经历,对少年时期的张人亚影响很大。

为了分担父母的重担,张人亚16岁辍学,在亲友的介绍下,来到上海一家银楼当学徒,期间与顾玉娥结婚。结果只过了两年,顾玉娥因病去世,两人没有留下子嗣。从此张人亚孤身一人长住上海,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

由于超出一般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和觉悟,张人亚引起了党组织的注意。1921年张人亚加入共青团,并于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上海最早的,也是党内仅有的几个工人党员之一。

次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张人亚是三个执行委员之一。

二十世纪初,上海大大小小的银楼有30余家,金银业的工人们饱受雇主剥削,待遇很差,一个月工资最少的,甚至只有两三元。为了维持生活,工人们只能加班加点,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通宵。

学徒的年限很长,名义上虽然是5年,但出师之后,还得为雇主义务劳动一年,才能升为正式工人。雇主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组织了银楼公所,工人们却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

为了改变工人的弱势地位,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应运而生。作为金银业工人艰辛的亲历者,张人亚被推举担任俱乐部主任。

很快张人亚就领导工人们,开展了长达28天的罢工行动,最后雇主们不得不向工人们妥协,同意改善工人们的待遇,并承诺罢工期间工资照发。

工人们的待遇提高了,但张人亚不能继续在银楼做工了,俱乐部也不能公开活动了。为了保证革命工作继续,党组织安排张人亚前往商务印书馆工人合作社工作,以此为掩护,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并承担起党内书籍和报刊的发行工作。

1924年3月,张人亚按照组织安排,远赴莫斯科进行学习。“五卅惨案”发生之后,由于革命斗争急需人才,张人亚奉命回国,担任上海浦东党支部联合干事会书记,后又担任上海浦东部委书记等重要职务。

1926年9月,党中央派张人亚前往莫斯科继续学习,当他到达海参崴的时候,被检查出患有沙眼,由于当时沙眼是传染病之一,张人亚被通知不得入境。

无奈之下,张人亚只好滞留边境治疗,此时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张人亚再次奉命回到上海,接受新的任务。

次年为了配合北伐军光复上海,张人亚奉命参与筹办《平民日报》,并兼任发行所负责人,期间张人亚还动员胞弟张静茂,放弃每个月可观稳定的会计收入,跟着自己参加报刊的发行工作。

《平民日报》主要刊登上海及国内外的新闻时评,和其他报纸一起,为上海工人起义和北伐军进入上海,创造了有力的舆论效果。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后,驻守上海的军阀部队被击溃,北伐军顺利占领上海华界。

四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这危急时刻,张人亚积极疏散其他的同志,派张静茂一个人留守机关。结果很快反动派查封了报社,张静茂不幸被捕。

后来张人亚通过多方关系,将张静茂保释出来。可张静茂出来后一直找不到二哥张人亚,便开始从事商业经营,不再参加革命组织。

大革命失败之后,上海被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一旦被搜出和共产党有关的文件,立刻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当时张人亚丝毫没有考虑如何自保,首先想到的是党的文件和书刊的安危。

他深知,自己保存的那些文件书刊非常重要,其中有不少马列主义著作的中译本,还有“二大”、“三大”会议的秘密文件,这些都是党的重要历史文献,是建党后十分珍贵的档案。

当时有些人感觉很危险,就将这些文件都烧掉了,但张人亚觉得这些文件对共产党是有用的,不能轻易烧掉。上海已经没有地方存放,想来想去,张人亚想到了宁波老家。

张爵谦帮儿子守着这个秘密二十多年,最终没能等来儿子的归来。直到1956年病逝,张爵谦也不知道儿子张人亚的下落,二十多年前的再见,居然成了他们父子的永诀。

时隔半个世纪,终于找到张人亚下落

往后的几十年中,张人亚的亲属始终没有放弃寻找他的下落,直到2005年,《红色中华》报上的一篇文章,才让张人亚的亲属们得知,张人亚早在1932年已经因公殉职,也揭开了那一段张人亚鲜有人知的经历。

1928年,31岁的张人亚开始担任内部交通科科长,负责所有机关之间的联系,保证文件、情报顺利送达,并且不暴露身份。

在张人亚任职期间,对中央机关联系接头的办法全部做了改变,重新整顿了交通科的队伍,清退了一批政治不可靠的人员,还顺利地完成了几次护送中央领导人的任务。

在他任职的一年多时间中,从未发生过内交工作失误。

1929年“五一”节,数千名上海工人和各界群众,在南京路上举行了示威游行,这是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上海工人阶级第一次有组织的公开行动。

当时身在上海的邓颖超,召开了一次直属支部大会,讨论示威游行的意义,作为上海地下组织的重要骨干力量,张人亚也参加了此次大会,同时参会的还有周恩来、恽代英等二十多位党内重要人物。

之后张人亚被派到外地,为中央筹措急需的经费。仅仅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张人亚就通过各种渠道,筹集到两千多块大洋,解决了中央的燃眉之急。

1930年,党中央派张人亚秘密来到芜湖,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为了安全和工作方便,张人亚设法在芜湖开了一家金铺,作为地下联络站,和送往中央经费的中转站,店里的收入也全部上缴中央。

据历史记载,向忠发在叛变后曾经供述:筹措到的经费,都是由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和钞票,交到上海给中央。自己就经手过两次,一次是从闽西运来700两黄金,还有一次从赣西南运来2007两黄金。

虽然经手了这么多金银款项,手里还有一个金铺,但张人亚的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他和同志们勤俭节约,轻易不敢动用一分钱公款。

1930年末,张人亚奉命回到上海,主持上海的革命工作。江西瑞金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后,张人亚奉命前往中央苏区,临行前,他将自己珍藏的苏联明信片、私章等物品,全部交给胞弟张静茂保存,并约定革命胜利之后再相见。

没想到这次分别,成为兄弟二人的永诀,张静茂直到1968年病逝,都不知道哥哥张人亚的下落。

张人亚来到中央苏区,担任第一届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协助何叔衡制定了各项检察制度。由于他经常亲自到各地查处违法乱纪现象,实事求是地指出问题和不足,深得同志们的敬重。

1931年底,中央出版局和印刷局相继成立,负责出版、发行各类报刊书籍,经中央研究决定,任命张人亚为中央出版局局长,并兼代中央印刷局局长。

在严峻的战争形势下,张人亚领导两个部门艰苦创业,印刷了大量的报刊书籍,经常受到中央的表扬,并成立了《红色中华》报刊发行部。

短短半年的时间中,张人亚领导了中央苏区的出版、印刷和发行三大工作,建立了完善的出版、发行体制,解决了中央苏区急需的一大批书籍。

1932年12月23日,张人亚带病从瑞金出发,前往福建长汀检查工作。两地相隔百里,中间又是崇山峻岭,张人亚身心俱疲,最终导致旧病复发,无法救治而殉职。在他牺牲的时候,仅仅34岁。

由于当时环境恶劣,通讯不畅,牺牲后的张人亚被埋在何处,已经无法考证。

为了悼念张人亚的牺牲,临时中央政府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了《追悼张人亚同志》。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评价他的:

“人亚同志对于革命工作是坚决努力、刻苦耐劳,在共产党内始终是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之下,与一切不正确思想作坚决斗争,在党内没有受过任何处罚。因为努力工作,为革命而坚决斗争,使他的身体日弱,以致最后病死了。人亚同志已死了,这是我们革命的损失,尤其是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中徒然失掉了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

这是1931年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以来,第一次在机关报上发表悼词,也是临时中央政府为张人亚树立的一座永远的丰碑。

对于后人来说,张人亚的卓越贡献不止于此。那些交给老父亲保管的珍贵文件,是张人亚冒着生命危险,守护下来的红色火种,承载了一个家族至死不渝的革命情怀。而那一座留在家乡的空坟,成为保存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的重要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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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

  • 自己选的

    谢谢妳这一年半的付出,原本想说分手大家都会,没必要闹这么大不成熟,但是你一再的把我留住,然后一再的伤害我,今年8/1準备迈向第二年了,但好景不长,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