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振东‖清代畿辅翰林的时空分布考探

摘要:据《清代翰林名录》统计,清代畿辅翰林共485人。顺治朝为初兴期,单科取中率为清各朝代最高。康雍乾三朝为缓慢发展期,虽然总数较高,但单科取中率较低。嘉庆至光绪五朝为持续增长期,授选总数和取中率都比较高。清代畿辅翰林的区域分布极不均衡,主要集中在顺天和天津两府,自中心呈波浪状向外起伏延展,并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清代畿辅翰林的时空分布,除与进士录取率有着必然的联系,还既与整个社会发展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又与特定的区域文化环境和深厚的家族传习紧密相连。

关键词:畿辅;翰林;时空;分布;原因

明清时期,在翰林院供职的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和庶吉士等各员,通称翰林。清沿明制,一般文人要获取翰林的资格,都须经过会试,并参加复试、殿试。殿试分三甲,一甲三名在殿试揭晓后直接授给翰林院的官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此外,殿试二甲的第一名和朝考第一名亦可入翰林院任职。其他二、三甲的进士,则按朝考成绩,结合殿试和复试的名次,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附设的庶常馆。经三年的学习,成绩优异的庶吉士可进一步升为翰林院检讨、编修等职,成为朝廷的栋梁、皇帝的近臣。明清翰林有“卿相摇篮、人文渊薮”之誉,是读书人的科举功名从童生、生员到举人、进士一路考试上去的顶端和终结,享有极高的社会声望。本文主要以庶吉士为对象,对清代畿辅翰林的时空分布及其原因进行粗疏考探。

一、清代畿辅翰林的时间分布

专门记载清代庶吉士的名录文献,官方载录主要有《词林典故》《皇朝词林典故》(又称《续纂词林典故》),私家记载主要有沈廷芳编纂的《馆选录》、吴鼎雯编纂的 《国朝馆选爵里谥法考》,而清末民初朱汝珍编纂的《词林辑略》则是此类题名文献的集大成者。此书凡十一卷,对清代翰林的科分、出身、字号、籍贯、简历、著作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1999年前后,刘建业先生对其进行考订校核,更正原书的讹误,增加必要的文字,并以《清代翰林名录》之名依原版式重排刊印,使此书更为翔实宜用。因而,本文即以此书作为清代翰林人数统计的底本。

据《清代翰林名录》的《重印说明》介绍,该书共收录清代全部翰林共计5874人,其中含特授改补馆职者155人,光绪、宣统两代京师大学堂及留洋人员中被授予翰林职务者115人。为统计更为精准,本文仅取经过皇帝殿试而授选者,故减除上两类人数,清代自顺治六年(1649)至光绪三十年(1904),共实有翰林5604名。在这个翰林总数中,畿辅籍翰林共485人,合占8.65%,仅次于江苏、浙江两省,在全国排第三位,较排在第四位的江西省多出近100人。

根据每科录取的人数,清代畿辅翰林的时间分布如表1所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考察。

(一)初兴期,即顺治朝。此朝殿试共开8科,先后选授畿辅籍翰林60人,平均每科7.5人,为清各朝代畿辅翰林单科取中率最高。尤其是顺治三年(1646)选授畿辅籍翰林17名,此科的榜眼吕缵祖、探花与会元李奭棠、传胪(二甲第一名)梁清宽,均为畿辅士子,如此盛况可谓空前绝后。顺治朝是清代畿辅科举的高峰期,此阶段共录取进士2914名,其中即有畿辅籍进士435名,合占全国当科总进士数的14.9%,这一比率在整个明清时期亦为最高。这样的态势与当时特殊的形势关联甚大,其时南方战火仍然未断,反清情绪正盛;满清统治者急于拉拢汉族士子,尤其是畿辅汉族士子加入到统治队伍中来,因此只在北方所统治的几个省设科取士,南方士子几乎没有参加。所以,无论进士还是翰林的录用数量,畿辅地区都占绝对优势。

(二)缓慢发展期,即康雍乾三朝。此一百三十余年间,共开殿试53科。擢选畿辅籍翰林康熙朝64人、雍正朝14人、乾隆朝71人,三朝合计擢选畿辅籍翰林共149人。虽然总数较高,但此期畿辅翰林单科授选率却比较低。具体来看,康熙朝共开殿试21科,畿辅籍翰林平均每科仅有3.05人被授选。其中,授选人数最多的一科在康熙十八年(1679),也仅有8人,内中包含通过博学鸿词科考试而被授选者5人;授选人数最少的两科在康熙三年(1664)和康熙六年(1667),无人被授选。雍正朝共开殿试5科,畿辅籍翰林平均每科被授选2.8人。其中,授选人数最多的两科在雍正二年(1724)和雍正五年(1727),均为4人;授选人数最少的一科在雍正十一年(1733),仅为1人。乾隆朝共开殿试27科,畿辅籍翰林平均每科被授选2.63人。其中,乾隆二年(1737)和乾隆十年(1745)授选人数最多,均为5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二十八年(1763)、乾隆三十四年(1769)、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六十年(1795)五科授选人数最少,均仅1人。

康雍乾三朝,清朝的经济文化发展已进入繁荣阶段,常被人称为康乾盛世。但此阶段的进士考取率却较低,如乾隆朝录取进士人数最多,为5384人,康熙朝4088人,排第三,仅比光绪朝少2人,而各科平均录取人数康熙朝为195人、乾隆朝为199人,均比清朝每科240人的平均录取率低不少。整个清朝,两个进士录取率极低点均在此阶段,一为康熙二十七年(1688)戊辰科的146人,一为乾隆五十八年(1793)癸丑科的81人。就畿辅地区而言,康雍两朝的进士录取率仍较高,这两朝共开科26次,取进士5586名,其中畿辅籍658名,占11.8%。而在乾隆朝,则出现明显下滑,全部27科共取进士5379名,畿辅籍484名,仅占9%;每科平均录取只18名,为整个清朝畿辅单科录取人数最少的时期。因而,较低的进士录取率和不断下滑的趋势,是造成这个阶段畿辅翰林数量增长缓慢的直接原因。

(三)持续增长期,即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此一百一十余年间,共开殿试51科,除咸丰朝平均授选数略低外,其余均较高。其中,各朝授选畿辅籍翰林嘉庆朝为65人、道光朝为73人、咸丰朝为19人、同治朝为37人、光绪朝为82人,五朝合计授选畿辅籍翰林共276人。此总数不仅较康雍乾三朝畿辅翰林的总数高出许多,而且每朝的畿辅翰林授选率也高出不少。嘉庆朝共开殿试12科,畿辅籍翰林平均每科有5.42人被授选。其中,嘉庆七年(1802)授选人数最多,为9人;嘉庆元年(1796)授选人数最少,为1人。道光朝共开殿试15科,畿辅籍翰林平均每科有4.87人被授选。其中,道光九年(1829)、二十年(1840)授选人数最多,均为8人;道光二年(1822)、道光六年(1826)授选人数最少,均为2人。咸丰朝共开殿试5科,畿辅籍翰林平均每科有3.8人被授选。其中,咸丰六年(1856)授选人数最多,为6人;咸丰九年(1859)授选人数最少,为2人。同治朝共开殿试6科,畿辅籍翰林平均每科有6.17人被授选。其中,同治四年(1865)、同治七年(1868)、同治十三年(1874)授选人数最多,均为7人;同治元年(1862)、同治二年(1863)授选人数最少,均为5人。光绪朝共开殿试13科,畿辅籍翰林平均每科有6.31人被授选。其中,光绪九年(1883)授选人数最多,为8人;光绪元年(1875)、三年(1877)、二十年(1894)、三十年(1904)授选人数最少,均为5人,其余有7科授选7人、两科授选6人。可以说,光绪朝畿辅翰林,无论是总数还是单科授选平均数都是最高的。

嘉庆以降,畿辅进士的单科录取率持续下滑。嘉庆年间全国共取进士2821名,其中畿辅籍进士276名,仅占9 .8%。道光年间共取进士3269名,其中畿辅籍进士309名,仅占9.5%。从咸丰朝到光绪末年科举废除,畿辅地区的科举状况并未有所回升。晚清最后三朝共取进士6764名,其中畿辅504名,仅占7.5%,这是科举史上最后的五十多年,也是畿辅进士考录的低谷期。咸丰年间共取进士1096名,畿辅94名,占8.6%;同治年间共取进士1589名,畿辅为136名,占8.6%,与咸丰朝持平。而到光绪朝取进士4079名,畿辅274名,只占6 .7%。在畿辅进士单科录取率如此下滑的背景下,为什么畿辅翰林的总数与单科授选平均数却仍保持持续增长?这除去与畿辅士子多方面才艺的增长有关,还与乾隆三十一年(1766)丙戌科进士开始按省份来选拔庶吉士的政策相关。按省份来引荐选拔新进士,更便于顾及各省在翰林院的人数,此虽使畿辅进士数受到缩减,却使进士水平相对提高,从而促使畿辅翰林的相对数量有所增长。

二、清代畿辅翰林的空间考察

清代的畿辅地区,即指清代直隶省所辖区域,主要含12府7直隶州127县和部分散州等。在如此大的区域之内,清代畿辅翰林的空间分布极不均衡(见表2、表3),具体情况如下:

顺天府,共251人。其中大兴、宛平两县人数最多,分别为116人和76人。其后,依次分别是通州14人、宝坻14人、涿州5人、宁河5人、昌平4人、武清3人、霸州3人、大城3人、文安3人、永清2人、固安2人、蓟州1人。其余东安县、平谷县、密云县、良乡县、房山县、顺义县、怀柔县、三河县、香河县人数为0。

天津府,共66人。其中,天津县最多,为34人。其后,依次分别是沧州10人、静海9人、南皮9人、盐山4人。其余青县、庆云县人数为0。

保定府,共36人。其中,清苑县最多,为9人。其后,依次分别是安州6人、高阳县5人、定兴县4人、新安县3人、新城县2人、蠡县2人、祁州1人、完县1人、安肃1人、束鹿县1人,不明州县1人。其余望都县、满城县、容城县、博野县、唐县人数为0。

河间府,共33人。其中,任邱县、献县为最多,均为8人。其后,依次分别是河间县4人、吴桥县4人、景州3人、肃宁县2人、宁津县2人、交河县1人、故城县1人。其余阜城县、东光县人数为0。

永平府,共24人。其中临榆县最多,为5人。其后依次分别是迁安县4人、滦州3人、乐亭县3人、卢龙县3人、永平县2人、抚宁县2人、昌黎县2人。

广平府,共13人。其中永年县最多,为9人,此外成安县1人、磁州1人、曲周县1人、清河县1人。其余威县、鸡泽县、广平县、邯郸县、肥乡县人数为0。

正定府,共11人。其中正定县最多,为4人。其后依次分别是灵寿县2人、柏乡县2人、获鹿县1人、赞皇县1人、藁城县1人。其余行唐县、新乐县、无极县、阜平县、井陉县、栾城县、平山县、元氏县、晋州人数为0。

承德府,共8人。其中承德7人、丰宁县1人。其余滦平县、隆化县、平泉州为人数0。

宣化府,共7人。其中,蔚州3人、宣化县2人、涿鹿县1人、保安州1人。其余万全县、怀安县、怀来县、龙门县、赤城县、延庆州、围场厅人数为0。

大名府,共5人。其中,大名县2人、濬县1人、开州1人、东明县1人。其余元城县、长垣县、清丰县、南乐县人数为0。

顺德府,共2人。其中,巨鹿县1人、邢台县1人。其余沙河县、南和县、内丘县、任县、唐山县、广宗县、平乡县人数为0。

遵化直隶州,共11人。其中,遵化4人、丰润县5人、玉田县2人。无其余州县人数为0。

深州直隶州,共5人。其中,武强县3人、安平县2人、饶阳县人数为0。

冀州直隶州,共5人。其中,南宫县3人、枣强县2人。其余新河县、衡水县、武邑县人数为0。

易州直隶州,共3人。其中,易州3人,其余广昌县、涞水县人数为0。

赵州直隶州,共3人。其中,赵州1人、宁晋1人、高邑1人。

定州直隶州,共2人。其中,定州2人,其余曲阳县、深泽县人数为0。

此外,朝阳府(今主要在辽宁省境内)、赤峰直隶州(今主要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和张家口直隶厅、多伦诺尔直隶厅、独石口直隶厅等地未见载录。

通过以上的数据统计,首先可以看出清代畿辅翰林空间分布的差异很大。整个清代的485名畿辅籍翰林,主要集中在顺天和天津两府,两者合计达317人,占全部总数的65.36%。其中又以顺天府居多,占清代畿辅翰林总数的51.75%,占顺天、天津两府清代翰林总数的79.18%。而辖1州13县的正定府11人,辖1州6县的大名府5人、辖9县的顺德府2人,三府合计只18人,仅占清代畿辅翰林总数的3.71%。

其次,各府内州县畿辅翰林数分布亦不均衡,全省整体分布由顺天大兴呈波浪状向外起伏延展。顺天府虽然翰林数居多,但主要集中在大兴、宛平两县,尤其是大兴一县数额就占清代畿辅翰林总数的23.92%,比正定、大名、顺德三府的总数还高6倍多。顺天府除去大兴、宛平、通州、宝坻这些翰林较多的州县,其余也多为2至3人,更有东安、平谷等九县翰林数为0,相互落差很大。越过顺天府这些翰林数较低的区域,向外则是天津、保定、河间三府。此三府的翰林数达135名,将清代畿辅翰林的区域分布数又推向一个小高峰。再向更外区域延展,正定、大名、顺德三府虽然将清代畿辅翰林数滑向低谷,而更为僻远的永平、广平、宣化、承德、遵化等府州则在翰林数上有所回升。

再次,部分州县的翰林分布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如顺天府大兴县自顺治朝至道光朝,一直保持着较高的人数,而至咸丰朝突然急转直下,由道光朝的20人下落到3人,随后的同治、光绪两朝也仍仅有4人、5人;而与之相对,天津府天津县在顺、康两朝的翰林数仅为0,至雍、乾、嘉、道四朝则连续有翰林登科,尤其是在光绪朝一下子涌现20名翰林,大大超过包括大兴、宛平在内的畿辅所有州县而遥遥领先。其它又如宝坻县在道光至光绪四朝,连续每朝出现2名以上的翰林;保定府清苑县在乾隆至同治五朝,连续出现共8名翰林;天津府南皮县在嘉庆至同治四朝,连续共出现9名翰林等,均体现出鲜明的阶段性。

三、清代畿辅翰林时空分布原因探析

清代畿辅翰林时空分布的形成,除去上文已述同相应的进士录取率等有着必然的联系,还有着较为复杂的原因。其既与整个社会发展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又与特定的区域文化环境和深厚的家族传习紧密相连。

作为畿辅之地,清代王朝在入关建立政权之初,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自然大幅度增加这里举人与进士的名额,相对也就提高了翰林的选授人数;而至王朝的统治趋于稳固,这样的态势就会发生转变。康熙五十一年(1712),朝廷颁下谕旨:“近见直隶各省考取进士数额,或一省偏多,一省偏少,皆因南北卷中,未经分别省份,故取中人数甚属不均,……自今以后,考取进士数额,不必预定,俟天下会试之人齐集京师,著该部将各省应试到部举人实数,及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应考人数,一并查明,预行奏闻。朕计省之大小,人之多寡,按省酌定取中进士数额”。这种进士中额的分配方法,以直省为单位,既考虑到各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同时兼顾到省份大小和士子多寡,可说是一个更为全面的制度。但此制度在不增加进士中额的前提下,对文化欠发达地区的士子较有利,对畿辅地区的士子却形成很大限制,从而造成其进士中额比例及翰林选授数的下降。在晚清,天下动荡,太平天国北伐时的主要战场在畿辅南部的广平府、河间府、深州等地;随后又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北京等动荡,使得畿辅全境都处在战火之中,进士与翰林中额的下降在所难免。

清代畿辅地区虽然共同靠近国家政治文化中心,但不同区域的文化环境与氛围还是有较大差异的,这也造成清代畿辅翰林时空分布的不均衡。顺天府的大兴、宛平两县紧靠京城,这里不仅毗邻全国最高层次的教育和文化场所或管理机构,还有很多名公巨卿世代生活于此,且常有全国各地的才子俊士在这里或附近区域风云际会,因而使此两县的文化氛围浓厚,翰林总数远远超出其它州县。清代天津府的翰林总数,仅低于顺天府排在第二位;天津县的翰林总数仅低于大兴、宛平两县,排在第三位。这样的位次同光绪朝天津县激增的20名翰林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这又根源于天津这座城市在晚清的迅速崛起。鸦片战争后,天津开放为通商口岸;1870年以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于每年开河后迁至天津办公。如此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自然促进这里教育与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在此期及以后,居住于津的大富商与企业家日益增多,他们多注重对子弟们的文化教育;部分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政治上失意之后,也转至天津栖居。这些方面的因素,都使天津的文化环境大为改观,并促成了其在光绪朝翰林数的暴涨。我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为肃宁人,肃宁属于河间府,而河间也是清代出翰林较多的地方。此地就其位置来讲,与京城相隔很远,经济也不算十分发达;但此区域文化底蕴深厚,骚人墨客层出不穷,尤其是在乾嘉时期,曾有任邱的刘炳中、李中简、边继祖,献县的戈懋伦、纪昀等著名文士出现,他们均善诗能文,而且多相交游,形成一个较大的士人圈层,这对他们最终步入翰林也有很大的积极影响。此外,清代承德、宣化、遵化等地区的翰林也有显著增多,这是同畿辅政治、文化中心向北、向东的拓展密切相关。

清代畿辅翰林有不少是兄弟、父子或家族关系较密切的人同时出现,表现出家族传习的重要影响。如顺治十二年(1656)、顺治十八年(1661),宛平刘芳躅、刘芳喆兄弟先后中选翰林;康熙十二年(1673)、康熙四十五年(1706),静海宫梦仁、宫鸿历兄弟先后中选翰林;乾隆十三年(1706)、乾隆十九年(1754),大兴朱珪、朱筠兄弟先后中选翰林;嘉庆十年(1805),大兴徐鉴、徐铨兄弟同科共同中选翰林;道光二年(1822)、道光三年(1823),宝坻李菡、李莼先后中选翰林;道光二年(1822)、道光十五年(1835),永清刘源灏、刘源濬先后中选翰林,他们是此县整个清朝仅有的两名翰林;道光二十五年(1845)、道光二十七年(1847),献县刘书年、刘其年兄弟先后中翰林。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五十一年(1712),大兴薄有德、薄海父子先后中选翰林,顺治十六年(1659)、康熙五十一年(1712),献县戈英、戈懋伦父子先后中选翰林;乾隆十七年(1752)、乾隆五十二年(1787),大兴翁方纲、翁树培父子先后中选翰林等。还有静海励氏家族,励廷仪、励宗万、励守谦祖孙三代,先后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康熙六十年(1721)、乾隆十年(1745)共同中选翰林,更被世代传为佳话。一州县数十年出一翰林尚且不易,一个家族竟有同年或多年有若干人共中,若非有非常好的家族传习,肯定难以做到。在畿辅,天津府南皮县的张氏家族也是一个著名的科举世家,在清末张之洞曾于同治二年(1863)以探花及第,被授翰林院编修;而此前的道光二十七年(1847),其堂兄张之万又曾以状元及第,被授翰林院修撰,从而使南皮张氏家族极显赫于当世。如此影响的取得,很大程度上源自这个家族自明初至清未一直相延不替的祖训:“积善读书,乃吾家本领”。

相对来说,清代畿辅翰林是一个较难讨论的问题。本文虽以刘建业考校的《清代翰林名录》作为统计底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为清晰的考探;但畿辅地区人员流动较大,尤其是很多旗人子弟虽长期生活学习于此区域,却只题署旗籍,而不题署所居地。如乾隆四十九年庶吉士蒋攸铦、同治二年(1863)庶吉士边宝泉一为顺天府宝坻人、一为顺天府霸州人,当地方志均有记载,然《清代翰林名录》却分别记为镶蓝旗汉军人、镶红旗汉军人,从而使他们不能进入到考探的范围之内。类似的情况应有不少,值得方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此文首刊于《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京畿学研究》专栏)

上一篇:彭总路遇老百姓半夜三更赶路,上前打听缘由,没想到越问越诧异
下一篇:返回列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来自互联网,不代表本站观点,仅供交流学习,勿作商业用途。
推荐文章返回首页>>

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