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74年被放,其中10人前往台湾,结局如何?

1974年12月,毛主席在长沙作出了一个重要指示——特赦国民党战犯。

毛主席在指示中写道:“还有一批战犯,放下武器已经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

当时负责执行此事的华国锋回忆,毛主席对这批战犯的情况非常熟悉,他自己提出了一个很长的名单,挨个询问每个人关在什么地方,情况如何。

毛主席甚至还记得哪个人是在哪一场战役中俘虏的。

几个月后,公安部《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上报到中央,经周总理审阅后,又被送到了杭州给毛主席过目。

毛主席阅毕作出了长篇批示:“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

他还提到:

“释放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每人发100元零用钱。”

毛主席在批示中特别强调:“每个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

毛主席指示了“都放了算了”,还有“一个不杀”,让事情一下子变得简单了。

图|毛泽东关于释放战犯问题的意见

主席的想法很明确:“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主席的气魄和胸襟,通过一纸批示就显现了出来。

华国锋在执行的时候,也仔细核对落实了战犯数字,并给每个人量体裁衣制作了蓝色的军便服。

1975年3月17日,华国锋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做出了说明。第七次特赦总共赦免了293名战犯,在押战争罪犯全部处理完毕。

每个人都给予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工作,有病的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给足路费。

如此的规模和待遇来对待释放的战犯,这在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是少见的。

图|华国锋

为缓和与台湾方面的关系,大陆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释放国民党战犯,总共特赦了554名,其中国民党高级将领就占了近一半。

在这其中,有很多在国民党中曾经赫赫有名的人物。此举对于缓和两岸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改造和特赦期间,我党采取了不杀的方针,在释放后都给予了他们相当宽松的条件,这种气魄并不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党派都能拥有的。

在前六次的特赦中,已经有很多国民党重要人物被释放了。例如在1959年12月的第一次特赦中,排在名单第一位的就是杜聿明。

杜聿明是黄埔军校一期将领,国民党绝对的实权派,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的实际指挥官。

1949年1月,杜聿明部下的徐州剿总主力部队在陈官庄全军覆没,伪装逃跑的杜聿明在潜逃时被华东野战军俘虏,此后被关押了10年时间。

最开始被俘时,杜聿明十分“硬骨头”,甚至拒绝了面见陈毅元帅。但很快,他的思想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在改造战犯的“功德林”中,他的一身伤病都被治好了。

当年在国民党任高官期间,杜聿明也是鞠躬尽瘁,因而落下了胃病、肺病、脊椎病、肾结核等严重的身体疾病。

尽管他身为国民党实权派,但蒋介石并没有出资给他治病。

杜聿明完全没想到,自己的一身伤病会在改造期间治好。

图|杜聿明老照片

杜聿明不是不知感恩的人。他知道,为了给他治病,很多药都是从香港花重金从美国进口的,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巨款。

在功德林的时候,他就曾经说过,共产党是我的再生父母。可以说,如果不是一身伤病都被治好,杜聿明根本不可能活到特赦的时候,更不可能活到1981年77岁高龄的时候。

任谁也没有想到,曾经是国民党高官的杜聿明会是第一次特赦名单中的第一名,毕竟他算是“重要反革命分子”。

中央在特赦的时候考虑的并不是战犯曾经的官职,而是改造成果,这也是为什么杜聿明可以被特赦的原因。

此后,杜聿明留在了北京,同溥仪一起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每个月有100元的工资,还能享受到公房。

图|宋希濂、杜聿明、溥杰、溥仪(左起)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

下定决心为新中国做贡献的杜聿明,后来还做了一件大事:劝女婿回国。

他特赦的第二天,就给当时还在美国的妻子曹秀清寄去了一封信,邀请她回国定居,而此时他也得知自己的大女儿在美国已经结婚,丈夫正是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

在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后,杜聿明去信祝贺,还请他考虑到“政治问题”,后来杨振宁做出回国的决定,也与杜聿明的劝告有关。

从杜聿明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出来,我国对于战犯们的待遇是很好的,只要这些人安心参加改造,无论官职多高都是有可能被特赦的。

如此看来,第六次特赦之后留下的人可以说都是绝对的“顽固分子”了,为什么他们最后也可以被特赦呢?

图|1957年,中国物理学家李政道(左),杨振宁(中)接受诺贝尔物理学奖

最早在毛主席指示特赦战犯的时候,考虑的是“他们已经放下武器关押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当年是二三十岁壮年人的战犯也差不多四五十岁了,那时就已经年过四十的战犯,现在也是花甲之年的老人了,他们即便放出来了,也没有那么高的危险性了。

此前的几年里,由于形势特殊,各地都要求“对战犯要狠一点”,前几批的特赦人员生活得也很不好,经常被拿出来作为“反面典型”,其中有人甚至不堪其扰选择了自杀。

而如沈醉等人主动写信要求回到监狱。至少在监狱里,他们还能安心看书学习。

在毛主席提出特赦战犯之后,周总理在病中坚持关心此事,找到了华国锋了解情况。

图|周总理

刚刚走马上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责成公安各部收集在押人员思想动态编成简报上报。这些已经被关押了25年之久的战犯大多数都已经六七十岁了。

从毛主席提出特赦,到这些人最终被释放的3个月里,还有5人因病或者因老去世了。

根据毛主席指示,周总理在上报的简报中批示,要开列全部在押的战犯名单,在四届人大之后特赦。

同时,他还通知了中央统战部、调查部配合公安部工作。公安部预审组同统战部、调查部的同志一起,制作了相当详细的战犯列表,包括姓名、年龄、籍贯、职务、被俘年月、判刑时间、改造表现、身体状况等一一说明。

当时华国锋担任副总理一职,由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身体都不好,他实际上承担了更多的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仅1975年一年华国锋就接见外宾多达一百多次,与此同时他还要参加政治局会议。

所以研究战犯的工作只能放在每天晚上十点之后,这对于与会人员的精力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但他还是坚持一个个地过,将每一名的战犯情况都搞清楚,如果发现有录写错误的话就当场改过来,预审组的同志始终在列,记下一个个错误问题,在会议结束后重新打印发给与会者。

会议经常要开到后半夜,所以那段日子食堂每天都要准备夜宵。预审工作总共进行了二十多个晚上,结束时通常已经是东方破晓之时了。

经过反复的研究后,公安部拟定了《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了13个人要继续关押,不能特赦。

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时的周养浩

这13个人是:当时被安置在山东战犯管理所的前国民党第二军书记徐天任、前国民党七十二军中校参谋李清、前国民党少将所长邱沈、前国民党保密局副站长张百龄;安置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郭吉谦、黎宗铭、樊迅、翁羽、刘衍智、周养浩、谢代生;和安置在北京秦城监狱的杜超群、沈勤康。

在这些名字中,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周养浩了,此人被称为国民党军统“三剑客”之一,绰号“书生杀手”,从事特务工作期间可谓劣迹斑斑,杀人如麻。

策划杀害杨虎城将军的行动就是由他部署的,在1949年国民党西南大撤退时,他还布置了重庆、成都、昆明等地的大屠杀和大破坏。

在白公馆关押期间,周养浩几乎毫无认罪之意。

图|白公馆遗址,香山别墅

周养浩与沈醉、徐远举等人关押在一起,由于沈醉在交代问题时涉及了他,周一怒之下拿起身边的小板凳就砸向了沈醉,幸亏身边的宋濂浠伸臂挡住,又夺下了小板凳,才没有让他的谋杀成功。

后来被转移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后,他最开始坚持为自己狡辩。

他曾经是法律出身,一直辩解自己只是“奉命行事”,从法理上来讲是无罪的,由于他口才很好,有的时候都能辩解得让提审人员哑口无言。

虽然说不过他,但大家也心知肚明他所讲是歪理,是拒不交代自己罪行和反思自己的表现。在前几次的特赦中,他都被判定为“反动立场顽固”,没有被列在特赦名单中。

后来他变得越来越沮丧,也越来越沉默寡言,平时只自己吟诵古诗词。

有的时候吟唱一些古诗词,也会给他带来麻烦,例如在唱《金陵怀古》的时候被指责“怀念蒋介石”,唱《苏武牧羊》的时候被指责“不思悔改”。

根据他的改造表现,这些指责也不算空穴来风。周养浩在后期愈发不遵守监狱规矩,认定自己特赦无望,于是经常装病逃避改造和劳动。1975年的时候,他也已经是75岁的老人了。

有一个人没有出现在这13人名单里,但能够特赦他也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

1948年12月他在淮海战役中被俘虏,在1975年特赦的时候已经被关押了27年,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接受改造时间最长的——黄维。

之所以接受了这么长时间的改造,也是因为最开始的黄维实在是有够顽固。

图|黄维老照片

黄维原本是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同杜聿明一样是黄埔一期毕业生。

在十年内战期间,他升任中将师长,后来接受了第十八军军长一职,是蒋介石的铁杆支持者。

在被俘初期,他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信条,决心绝不“事二主”。在北京功德林时,他处处与管教人员对立,大肆挖苦认罪悔过的战犯,在学习时经常沉默不语。

1952年,黄维在一次学习中大放厥词,诽谤我党领袖,事后又拒绝写检查。

当时,有一批已经觉悟过来的战犯与他产生了争执,双方言辞逐渐激烈,最终大打出手。事后,管教人员对双方都给予了教育批评。虽然这次遭到了批评,但黄维也第一次认识到了共产党人处事十分公允,思想上开始有所改变。

图|黄维晚年老照片

虽然黄维不再与管教人员和其他战犯起冲突了,但他也不愿意转变自己的思想,而是想要找一条其他的路得到特赦机会离开监狱。

为此,他在监狱中常年进行“永动机”的研究,幻想以此做出突出贡献,得到人民的宽恕。

当时的人们对“永动机”有一种狂热的追求,但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都知道能量守恒定律,也就知道永动机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黄维始终执着于此,他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得到特赦。

此时,又有一件对黄维影响很大的事情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态度。

黄维作为国民党高级军官,在常年征战的过程中,同杜聿明一样落下了一身疾病。在被俘虏时,他身患五种不同的结核病。

图|黄维晚年老照片

1953年春,黄维的结核病发作,其中腹膜结核发展成了严重的腹膜炎,两腿肿胀到不能下地的程度。

当时,北京著名医学专家前来会诊,为他注射了大量进口药品,周总理也多次关心慰问他的病情,陪住的我党干部对他精心呵护。

经过多方的共同努力,黄维从奄奄一息的境地中被救活了过来。

经过四年的治疗,他身上的所有结核病基本都好了。

在出院后,黄维说出了和杜聿明类似的话:“是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图|1975年3月19日,黄维在特赦释放大会上发表感言

还有一名战犯,在改造期间被治好了自己的梅毒。梅毒是一种发作起来十分难受,而且很难痊愈的疾病。

这名战犯后来也表示:“感谢党治好了我过去腐化生活带来的脏病。对党的伟大人道主义精神,我永世不忘。”

可能有人要问,为什么要倾尽全力救治这些曾经的国民党军官呢?

一方面,这些人虽然在内战的时候是我们的敌人,但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也付出了很多,是抗日的英雄。

杜聿明就曾经参加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昆仑关激战等多次关键战役;黄维也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缅甸反攻等多次战斗,而且1937年的时候,他是从德国陆军大学退学直接上了一线战场的,直到1945年胜利都没有下过一线。

图|长谷川部队在南京中华门外准备总攻击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谨防国民党方面用他们的去世大做文章。

当时两岸关系还远远达不到缓和的程度,如果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改造期间去世,哪怕是因为他们原有的顽疾,也很可能被台湾方面拿来作为“虐待”证据。

因此,我党在战犯管理的时候相当谨慎,也相当重视他们的生活环境。不仅在饮食、卫生等方面处处注意,进行定期体检、严禁打骂体罚,还组织了很多文娱活动和体育锻炼。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战犯在特赦之后,活到了八九十岁的高龄。

无论是出于哪些目的,我党终归在改造期间治好了很多国民党高级将领,而治疗的过程也成为了他们思想转变的重要时期。

以黄维为例,他在出院之后就开始认真读马列主义书籍和毛主席的著作,又主动到社会上参观。

后来,他对自己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我是罪大恶极的战犯,解放后受到宽大处理和改造。……妄图以发明创造为捷径,以幻想的‘黄维永动机’为立功赎罪的法宝,从此走上歧途……特决定:第一,痛下决心摒弃一切幻想,以绝祸根……第二,从思想上坚决消除和改正发牢骚、说怪话的思想根源和丑恶性格;第三,从此低头认罪,诚心服法;第四,坚决以思想改造为惟一的出路和要求……”

从那个会和管教人员、其他被改造战犯打架,攻讦我党领导人的黄维,到主动认错,争取宽大处理的黄维,中间的转变不可谓不大。

但即便是黄维自己,他也没想到自己的黑历史在前的情况下,还能得到特赦。

图|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

特赦后,黄维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会担任了专员。在特赦十年之后,他特地回了一趟抚顺战犯管理所,在自己曾经住过的2号监室里住了一夜。

他深情表示,这里是我最怀念的地方,没想到我还能活到现在。最后,他以85岁高龄去世。

由黄维的经历可以看出,在多年的改造和感化之下,大部分战犯已经改造成功。

由周养浩的改造经历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名单中剩下的13个顽固分子,也绝对是有不被特赦的理由的。

当时已经年过古稀的毛主席,胸怀一如既往,他直接批示要“都放了算了”,并且将原本的补助待遇由15元提高到了100元。这一待遇比北京地区正科级干部还要多两元。

图|特赦大会

在全面排查过程中,还有意外之喜——原国民党中将军长赵自立等25人属于起义投诚人员,原本不应该被关押。经过中央批准,这25人成为了当年第一批被释放的人员。

在详细排查的三个月里,有5人因病去世。为此,华国锋特意叮嘱,在特赦之前绝对不能再死人了。此次特赦中地位最高的黄维更是被精心照顾。

1975年3月19日早上,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战犯们在大食堂的广播中,听到了一句自己做梦都不敢想的话——“释放全部在押战犯”,当时很多人都已经做好了有生之年出不去的准备。

所长金源宣布:“从现在开始,‘抚顺战犯管理所’撤销了,改为贵宾招待所;‘战犯’这个称呼也不存在了,你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我们的同志!”

场内顿时爆发出一阵欢呼。

图|北京前门饭店

22日,来自抚顺、济南、西安、北京战犯管理所的“四路军”共293名特赦战犯来到了北京前门饭店。

23日,前门饭店举行了相当高规格的宴会,全部293名特赦人员均参加了这次宴会,而且都穿上了自己崭新的蓝色军便服,和自己数十年未曾谋面的朋友打招呼。

前六批中特赦的杜聿明等人,以及黄维的家属,都赶来了宴会现场。叶剑英元帅、华国锋、茅盾等人也参加了这次宴会。

宴会的情况汇报给毛主席、周总理等人后,他们决定给每个被释放人员再增加200元钱和100斤粮票。

这是什么概念呢?当时毛主席每个月的工资也就是400多元,许多地区的农民一年口粮是430斤,而且还是带皮的原粮。换算到如今,这笔钱至少相当于2000元。

图|周养浩老照片

中共中央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给所有想要去到台湾的人路费,最后统计去台湾的只有10个人,其中就包括了周养浩。

当时的政策十分宽大,他们想去台湾只要报名就可以,甚至不需要讲明理由。

4月13日,也就是特赦后不到一个月,这些人就登上了南下的飞机。他们的行踪和言论成为了当时全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

然而,正如后来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台湾方面怕得很。”

我党出于宽宏的心理,不计前嫌释放了所有战犯,哪怕是改造情况还不够好的“13人名单”上的人都释放了。

图|1975年,最后特赦的国民党战犯

但台湾方面对这10个人十分提防,甚至不允许他们与家人团聚,坚持认为这是所谓的“统战阴谋”,这10人全部被打成“共谍”,最后他们都没能回到台湾。

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大概就是如此吧。最后有4人去到了美国,2人留在了香港,3人返回了大陆,1人选择了自杀。

这一次全部释放战犯,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行为,补贴力度之大相当于前六次特赦时头部人物的待遇,给予的自由度之高更是前所未有。

他们在特赦后,也为新中国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对于海峡两岸之间关系的修复做出了努力。

人非草木,岂能无情。这些人最后的贡献,也算是投桃报李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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