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起坑杀赵军,大明未敢这样效法,李鸿章为什么敢这样干?

说起白起,大家都知道他是战国晚期的著名军事家,也是唯一保持不败记录的奇将。一生为秦国立下不世之功,从南打到北,所谓“南拔鄢郢,北摧长平”,一生杀敌九十多万,攻克百余座大城,复原数千里,从功绩来看,不仅在六国为罕见,中国历史上也现有匹敌者,因此有人说他:“古今中外各大名战略家,诚无出其右者” 堪称史上第一战神。然而也正因此他坑杀“赵卒四十万”,让后世对其争议不断,并且认为他的死也是罪有应得。

白起的崛起几乎伴随着大秦,正因为秦国有白起这位大将,在某种角度改变了整个战场形式。以一个人改变大局作战,这种情况确实并不多见。有人认为,“秦国虽比任何一国都强大,但对六国的联合力量来说,仍然处于劣势。”而这种劣势恰恰被白起一人最终所扭转。六国的两次联合最终未能有效形成对秦国的抵抗,都是由于白起所指挥的军事有关。诸多记载表明 白起每打一次大杖六国必然深受巨大震动。公元293年的伊阙之战,不仅使韩、魏一度自称秦之“东藩”,而且“楚倾襄王患之 乃谋复与秦平”。加上长平一战,让天下为之震动,甚至出现了“恐秦症”,这些情况都与白起分不开。白起之所以能在屡次征战中,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建功立业,“声振天下”,是与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分不开的。对此,司马迁曾作过高度评价,所谓“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就连白起的政治对头范雎也不得不用“以寡击众,取胜如神”来概括他的用兵特点。

正因为这样,白起杀敌太多,尤其在长平一战,坑杀赵卒四十万,因此遭到后世猛烈抨击,认为他“大不仁”“杀人不眨眼”,因此他的最终解决是“万死莫赎”的活该。几千年来,直到现代还提到。 另一面在后人的笔记中记载,有人杀猪,刮毛以后,背上现出“白起”两个字,这是讲因果报应,说白起直到现在,生生世世还是在被人宰杀。但是正是因为白起在关键时刻的决断,最终瓦解了六国的联合之心,从大秦角度来讲,战争总是要死人的,因此坑杀40万虽然残忍,却为秦国迅速完成整合提供了重要保障。

看清史,曾国藩李鸿章打太平天国的时候,李鸿章的淮军起来,不得已借用外国人的洋枪队。有一英人叫戈登,带兵帮忙打太平军,打到苏州的时候,有八个太平天国的将领带了好几万人向李鸿章投降,当时答应的条件,是仍旧给他们职务,后来见李鸿章的时候,有个人把他们都抓去杀了,而当时戈登,对这件事大加反对。

李鸿章在苏州杀降显然在当时也是冒着巨大的风险的,一来是名声将要受损,而来洋人反对杀降,但是李鸿章却认为,如果不杀,可能会像大明时期投降的张献忠,在明朝内部休整后,继续造反,如果当时熊文灿能够狠下心来,把张献忠杀掉,那么大明就不会那么迅速亡国。在给朝廷上书阐明观点后,李鸿章上书朝廷竟得到了朝廷高度赞许,认为他“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就是赞同他杀降,避免明朝张献忠那样的恶果,因此,清朝未能迅速瓦解,确实是有原因的。对于洋人反对杀降,朝廷奏折中也给与了鲜明的支持态度,认为“洋人不明事理”,指责戈登“意殊叵测”叫李鸿章“唯有据正理驳斥,以折起心。”尽管戈登扬言要替那些被杀者报仇,但是淮军人马已经多达5万,而且大多配备了先进武器,而常胜军只有3000人,最终戈登只得作罢。

李鸿章在家信中解释说:“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对李鸿章也表达了鲜明态度,认为“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八王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但是后来的学者包括一向崇拜他的梁启超对此也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杀降已为君子所不去,况降而先有约,且有保人耶?”最后总结李鸿章有三大罪,一是杀降违背公理,二来违背诺言,三是对不起担保之人。然而从白起和大明来看,白起杀降彻底瓦解了六国对抗的实力,而大明未能在关键时刻对张献忠的假投降予以铁腕处理,让他死灰复燃,最终联合各地土匪将大明推倒,这完全都是未能根据形势作出正确判断。

无疑李鸿章是看到了深刻的一点,在关键时刻出重手,不讲虚幻的仁义道德,因此最终赢得了战场的主动权,堪称大手笔,真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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