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畏与无所谓》近期必追好文,越看越上头

豆腐跟革命的一点不寻常的关系

豆腐是正宗的中国国粹。有人说,豆腐应该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其他的四大发明,还有国家在跟我们争,而这个豆腐,连丁点争议都没有。近来,西方世界动物保护主义和素食主义流行,提倡以植物蛋白代替动物蛋白,中国的豆腐,成了一个榜样,让西方人佩服得一塌糊涂。

国人到了西方,如果一时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只要有做豆腐的手艺,就可以混饭吃,已经见过不止一个国内的教授,在美国或者加拿大,靠做豆腐过得挺滋润。那种把一粒粒的黄豆变成白白嫩嫩的方块的把戏,在白人看来,跟变戏法差不多,只有中国人玩得来。现在日本人也会做豆腐了,不过所谓的日本豆腐,不像豆腐,倒更像是中国人做的鸡蛋羹的失败版,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要吃豆腐,还得靠中国人。

发明豆腐的中国人据说是西汉时的淮南王刘安。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有炼丹药的,也有吃美食的,豆腐的发明当属于后者。西汉提倡简朴,贵族不许用金属器皿,所以大家纷纷在吃上下功夫。从马王堆的发掘可以看出,那些王侯贵妇们对吃是多么地热爱,出土的物什,要是现代人有本事保鲜,那些丰富而且色香俱全的食品准会让世界惊掉眼镜。由此推断,刘安发明豆腐,倒也合乎道理。豆腐的发明者是贵族,让豆腐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也是个名门之后,这个人名叫李石曾。

李石曾是李鸿藻的公子。李鸿藻是晚清的重臣,清流的领袖,在世的时候,很有点保守的色彩,总是跟搞洋务的人过不去。但是他这个晚年得的儿子,思想却新潮得紧,于国学没有兴趣,在科举上没有半尺进展,却早早地就跑到法国留学,学成什么不太清楚,让人知道的却是身为贵公子的他,在巴黎开了一家豆腐公司,比较成规模地让洋人见识了中国发明的豆腐的模样和味道。

李石曾在海外多年,但却始终学不成洋模样,身穿西装,却要扎个中国式的腰带,走起路来,腰带凸在前面,硬是扎眼,据说巴黎的银行曾经因为他这身打扮而不让他进去。李石曾又嗜好大蒜,西服上边的口袋里,装的不是手绢,而是蒜瓣。这样的中西结合式人物,想到在西方贩卖中国国粹倒也自然。为了让国粹保持原汁原味,李石曾豆腐公司的师傅和小工,一律从国内找来。那个后来帮助梅兰芳改革京剧的齐如山,就给他带去了几十位,一路上,这些中国农民要蹲在坐便器上方便,很是辛苦。

就这样,洋人们尝到了正宗的中国豆腐,李石曾的豆腐公司也发了洋财。发了财的李石曾在政治上却不安分,因好友张静江的关系,开始资助起孙中山的革命党来。据说,只要孙中山没钱花了,拍电报去,A字代表一万,B字代表两万,C字代表三万,钱就从巴黎过来了。李石曾的父亲所忠于的王朝,多少有一点他的努力,被推翻了。可惜“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李石曾只好再接着忙活。

第二件事从后来的结果看,也跟革命大有关系,那就是组织中国青年留法勤工俭学。成千的有志青年来到了法国,来到了欧洲,学成什么我们不知道,只知道这些人中间,涌出了一大批共产党人,中国人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就是由这些勤工俭学的人成立的,当时叫青年共产党。如果按某些研究者的说法,其实这青年共产党,才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这些在法国搞共产革命的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历史上倒海翻江的人物。而这些人留法的基金,一部分就来自于豆腐。

中国人的豆腐,卖到外国之后,就这样跟两次中国的革命都发生了一点不寻常的关系。

言官逸事

谏官和御史,在古代又被称为言官,就是说话的官。这种官没有别的职责,就是要说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提批评和建设性意见。言官之言,在古代是相当正经的事情,关系朝廷兴衰、吏治清浊。

不过,说话一旦成为一种职守,对于那些特冲、特有说话欲望的人来说,言多必失,没准哪天就丢了饭碗。而那些说话欲望不那么强烈的,不说话也不行,等于白吃饭不干活,可说话吧,一不留神,碰了皇帝哪根神经,或者得罪了哪个大人物,自家的乌纱帽便难以保住。

对于这些职业说话的官来说,最高境界是当李林甫说的那种仪仗马,好吃好喝,闷声不响,大家过太平日子。当然,这得碰上皇帝怠于政务、权臣又不乐于生事的时候才行。

说话难,又必须说,因此言官之言往往在高头讲章和不痛不痒两个方面做文章,说大道理,拽大词,从三皇五帝开讲,最后说几句现成话,无非勤政爱民,不失农时,半天都落不到地上。如果这招儿不行,就走下三路,扯点无关宏旨的小事,鸡毛蒜皮,两下模棱。只是后一类如果说得不好,一不留神,就成了笑话。北宋庆历年间,有卫士震惊宫禁,满朝文武吓了一跳。有御史建议,说是蜀中罗江狗(狗的品种,类似于今天我们说的德国黑背)不错,可以用来顶替卫士。真要照这样做了,那么皇帝的禁卫军,就变成狗卫队了。金人入侵,宋室南渡,言官说话的水平并没有提高多少,某年大旱,皇帝亲自出面求雨,有谏官奏请皇帝禁止天下宰杀鹅鸭。那意思,似乎只要不杀这些水里漂的动物,老天就会开恩降雨似的。碰到同样的情景,明朝的谏官提的建议是,不许百姓吃蛤蟆。这多少靠谱一点,因为民谣曰“蛤蟆叫,天下雨”。不吃蛤蟆,多些蛤蟆叫叫,说不定雨就有了。

清朝的时候,言官说话最难,大道理不能说,因为皇帝认为,这种大道理,只有朕才有资格讲,臣子奴才乱讲,等于僭越;弹劾批,评也不好说出口,说错了,立马被惩罚;当然,不说话更不行。言官们只好眼睛向下,盯着老百姓,说点似是而非、兴利除害的小事。雍正年间,有位御史连上三奏,第一奏请皇帝下令,让尼姑还俗。第二奏,要求民间如有女孩子年过二十还没有出嫁的,由政府出面为其择配。这种主意,虽说强横了一点,但也是古已有之的增加人口的老办法,旧话重提,在那种时代,不算离谱,只是操作起来有难度。第三奏最绝,他说,在他看来,民间斗殴多半因为数十文钱,因此劳驾皇帝出面,要求有关部门查清所有需要数十文钱的穷人,每人发数十文,于是天下太平。结果,雍正皇帝览奏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直接让这位御史老爷回家吃老米去了。

如果雍正能够同时看到另外一位都老爷(明清两代御史的俗称)的奏折,估计气肯定消了。当年,北京城里城外,都可以见到驮煤的骆驼,由卖煤的人赶着进进出出,有时候,赶骆驼的人,就骑在骆驼上,横着顺着的都有。某位满人御史老爷,大概骑马骑惯了,看见有人横着骑骆驼,横竖看不顺眼,于是上奏要求皇帝出面,禁止赶骆驼的横着骑,说是可以防止他们被颠下来。

在那个时代,建言的人理论上言者无罪,属于制度上特许的可以放开一点胆子说话之辈,但是,只要现实生活中有一言九鼎的皇帝,有惹不起的权臣,或者得宠的嫔妃、皇帝身边的太监,任你是谁,说话也得小心。即便是有特权的言说者,大概也只有说空话的胆量,没有说错话的权利。

门客的错会意

门客也叫清客。一提这个词,看过《红楼梦》的也许会想到整天围着贾政转的那群酸人。

不过在中国,最早的一批门客,不见得都是文人,干什么的都有,以武士居多,要离、聂政、豫让,还有荆轲这样的刺客死士,都属于门客。苏秦、张仪和蔺相如这样具有治国之才的舌辩之士,也都做过门客。战国四大公子,个个以养士闻名,所养之士,都是门客。以孟尝君的门客最多,也最没品,鸡鸣狗盗都有,一旦主人失了势,大家一哄而散,还好,剩下一个老是弹铗而歌、善于自我维权的家伙,真还就有用,居然无中生有地给主子建构了三窟,官位与权势都回来了。到了大一统王朝的时代,门客逐渐被文人墨客包办了。秦汉之际,皇帝身边的侍从、有权势的大臣身边的门客,多半都是文人。文人做门客,大多是将之视为入仕的门径的,很希望帮助主人做点经国济世的大事,但是他们的主人,却往往不知不觉地把这些人跟优人小丑和杂耍同等相待,作诗作赋,插科打诨。这种状况,到了唐朝风景依旧。大诗人李白,做了翰林供奉,有机会在皇帝身边厮混,想的是如何辅佐君王致尧舜,但唐明皇却把他跟平时解闷的戏子一样看待,国家大事根本不容他插嘴。诗人一生气,使性子挂冠而去,皇帝也一笑置之。清朝皇帝喜欢读书,但南书房里皇帝身边的一群翰林出身的“上行走”,也无非以倡优畜之,乾隆说过,朕观文士之言,不异俳优之口。

跟汉朝差不多同时的古罗马盛期,也盛行门客。跟同时期的中国一样,古罗马的门客也是文人的天下。只不过在古罗马,只要有钱,都可以请门客。权贵可以有门客,被释放的奴隶发了财,大字不认识几个,也一样可以请一堆门客。只要供养的费用足够高,文人们倒不觉得有什么丢脸的。同样,古罗马有钱人养门客,跟养骑手、养小丑、养情妇一样,大抵是给自家解闷的。而文人则以为主人是在鼓励文学、资助学术。加上古罗马文人比较多,征集容易,因此,门客的价格大抵就比较低,比骑手和情妇大为不如,因此当时的诗人,往往在自己的诗作里,大叹穷经,愤愤不平。

古罗马被蛮族灭亡之后,凡是识字的人,都惹不起那些什么也不懂的新主子,于是躲进了教会,西方的门客暂时告别了市场,退出历史舞台;中国这边,门客们却风雅如昔,换了一个名字叫做幕僚,有时候也叫西席或者师爷。如果主子地位比较低,门客是需要做点事的,比如帮忙参与征粮征税,参与审案断狱,写写官场往来的文书等,最关键的是,把向上级汇报的文案做好。但是官如果做大了,这样的琐事,也有低级的师爷来做,但官员的身边,必然像贾政一样,有一群风雅之士诗酒酬唱,只有非常难办的奏章,才会劳神这些高等清客大驾,动一动笔。比如闹长毛的时候,曾国藩想参掉弃城逃跑的某位大员,恰好这位大员在朝中特有势力,无论如何动不了,最后劳烦幕中的李鸿章大笔一挥,一个特毒特狠的奏章上去,西太后老佛爷也只好忍痛割爱了。

可惜这种能干的门客或者幕僚不多,而且只要不赶上战争,和平时期的高级门客也没有很多的事可做,平日里,除了喝酒听戏,做点歪诗,给主子开心解闷,就得像贾宝玉大观园题咏那样,连主子公子的大作都得“轰然叫好”,或者故意写点不入流的货色,来配衬公子。显然,这种功夫是清客的基本功,否则就做不好清客,混不来食有鱼、出有车的地位,而且还可能夹铺盖卷走人。

门客到了这个境地,再要想经国济世,自己也觉得不切实际了,大家都是明白人,不约而同地在奉承主人上下功夫。古代官场风气还没有今天这样的无耻,直截了当地拍和捧,主子还是有些吃不消。拍马要讲点技巧,更要为主子排忧解难,主子不好说出口的事,要心领神会,主子不便出面的事,要悄然办在前面。只要做到这个份上,门客就大有可能被主子找机会推荐出去做官,过不了几年,自家也可以请门客了。

门客的名号在今天也许已经成为历史,但门客的精气神,好像还在。总有些很有自觉性的文人,有意无意以门客自任,时常会主动地想为主子排忧解难。可惜他们认定的主子,却并不总是领情,因为门客的帮忙,经常会帮了倒忙。

诗人加能吏的仕途悲剧

自古以来,人如果作诗作得比较好,成了诗人,那么在做官方面,就差点意思。

古来为人称道的清官能吏,比如狄公狄仁杰、包公包拯、施公施纶、彭公彭鹏之类,没有一个是诗人。

反过来,建安七子,孔融诗作得好,做太守的时候,“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可有贼来攻城,只能城破而奔;另一位诗坛高手陈琳,为袁绍起草讨伐曹操檄文,骂人骂得连曹操的“头风”都不药而愈,但真正做事,却百无一能,接下来,竹林七贤如此,诗与酒都很闻名,但却没听说有什么政绩;南朝大小谢,唐朝的李、杜,都差不多。

诗人和能吏,看来很难兼而得之。不过,大千世界,例外总会有,清朝的袁枚,就是一个。

袁枚是清朝鼎盛时期数一数二的大才子,12岁中秀才,广西巡抚命其作《铜鼓赋》,提笔立就。二十出头就登科及第,点了翰林。时人说他“身长鹤立,广颡丰下,齿若编贝,声若洪钟”,一翩翩佳公子也。据说当年袁枚点了翰林之后,回乡娶媳妇,有好事者绘图记其事,图上的袁枚,年少玉貌,身披红斗篷,胯下骑白马,从者数人。这样的少年进士,如果放在唐朝,照例是要被推为五路探花使,遍访长安名花,饱享艳福的。

然而,少年得志的袁枚(古之少年,即今之青年),很快就碰上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挫折。按规矩,进士点翰林,除了三鼎甲之外,一般人都属于翰林庶吉士,即见习翰林,一年后大考,如果合格则转为翰林编修,不合格则分发六部做主事,再差的则放到地方做知县。才高八斗的袁枚,居然被放下去,做了知县。

做了七品芝麻官的袁枚,并没有天天饮酒赋诗,荒废政事,反倒得了能吏之名,前后做了几个县的县令,每到一处,很快就会把前任的积案清理干净。袁枚断案如神的故事,在民间到处流传,被老百姓编成歌谣传唱。时人说他可以引经折狱,有儒者之风,其实他的诀窍无非是每到一地,依靠当地乡绅乡老,调查清楚有多少不良分子,然后张榜公布,许其三年不犯榜上除名,这么一来,犯事的自然少,加上“依靠群众”,耳目众多,有外面来流窜作案者,多半逃不掉。平时百姓的争执,他倒是经常引经据典,三下五除二,调解开了,其中很多典故,其实就是蒙人,蒙人蒙到两家不吵架,不打官司,也是积德。因此,周围的县,老百姓有了难解之事,也会来找他排解。

按清朝的规矩,翰林是士林金字塔的顶尖,凡是做过翰林者,即使外放做县令,也是老虎班,上司照例高看一眼,升职排班,一律优先,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升官的。可是,既能作诗,也能做事的袁枚,身列老虎班,却总也升不上去,不仅升不上去,而且知县从大县富县,做到了穷县小县,从江苏做到陕西去也。十年官场蹭蹬,少年袁枚变成了中年袁枚,人到中年,百事看得开,于是辞官不做,在金陵附近买了块地,据说此地当年谢安待过,人称谢公墩,修了一座随园。从此袁枚在园子里饮酒作诗,做起了职业诗人,当然也是名士。各个朝代的惯例,做了名士,仕途也就甭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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