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自己清白无辜,改革着眼人类大同,苏联解体怪此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的解体自然有其深层原因。换句话说,苏联的解体符合“历史必然性”。如果没有长期的弊病积累,以叶利钦为首的苏联民主派是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取得政权的。

1991年,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力图挽救挣扎中的苏维埃。但因回应者寥寥无几,这场声势浩大的政变最终以失败告终。随后,作为共产主义阵营发源地的苏联,顷刻间分崩离析。更为离谱的是,号称党员占人口十分之一的苏共,竟然找不到多少支持者。这种结局为什么会如此出乎意料,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戈氏是罪魁祸首?

苏联解体后,许多苏联问题专家认为戈尔巴乔夫应该为苏联解体负主要责任。其中一些比较客气的说法,是批评戈氏在政治改革上做了错误决策,不应该实行政治多元化。这种说法显然过于简单化,忽略了导致苏联政治演变的诸多因素。

戈尔巴乔夫确实是苏联改革的主导者,但推动其改革的因素应该追溯到苏联八十年代中期的经济疲乏。勃列日涅夫去世后,苏联逐渐在冷战中失利,失去了争霸活动的主导权。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在冷战时期具有战略价值的东欧卫星国就失去了重要性,这些国家的经济压力让苏联叫苦不已。于是,苏联改变了原有的政策,开始支持东欧搞改革。结果,东欧各国坚持不住了,相继倒台。

其实,东欧各国在早期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内的老百姓也没有想过换一个新政权的想法。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制度是苏联强加给东欧各国老百姓的,因此,东欧各地的反抗时有发生。苏联的让步使东欧的民主派逐渐抬头,最终成了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戈氏是有责任的,但核心原因还是历史积怨。

国家福利政策拖垮了苏联

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联就不断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以及蔓延的克格勃侦查行为,只有“花钱买人心”才能维持国家稳定,因此用高福利化解人民的怨愤成了苏联当时的默认国策。

结果,到了七十年代后期,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几乎可以比肩美国。大批的商品房供应充足,冰箱等日用品的分发更是家常便饭,仿佛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应有的样子。但这种福利只是经济崩溃前的“泡沫”,当经济基础丧失时,一切福利终将化为虚影。

随着石油经济的衰落,苏联的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经济的恶化已经不足以支撑高昂的社会福利。在苏联这个以重工业为主的国家,单纯地想要维持人民生活利益和国防工业化的双赢是不可能的,两者只能坚持一个。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官僚并未看到这一点,过度的信心让他们忘却了烦恼,殊不知国家消耗的只是赫鲁晓夫改革所带来的红利。

政治开放政策的引路人

“巧妇难无无米之炊”,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体面已经被消耗殆尽,所以戈氏上台后只有改革这一条路,不管成功与否,他必须要杀出一条血路。

经济改革的失败让戈氏将目光转向了政治领域。在他的推动下,党内政治多元化日益突出。但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戈氏似乎只是个孤家寡人,庞大的官僚集团并未站在正统的一方。虽然戈尔巴乔夫在党内缺乏支持,但却有不少叛逆者正准备拥抱市场经济体制。

当时许多党内精英意识到既然改革的大势已成,那何不“弃暗投明”,重新寻找大腿呢?俗话说“流水的皇帝,铁打的世家”,毕竟换个统治者并不影响官僚集团的利益。于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官僚集团的一些人摇身一变成为民主的坚定支持者,有些人则暗中等待,准备随时倒戈。到了1990年,骑墙派纷纷背离苏共中央,转而向叶利钦投诚。当他们“弃船逃跑”之时,戈氏的改革也就无疾而终了。

精英阶层的“换船”举动

在苏联民主化的进程中,官僚集团最关心的,不是跟叛逆者作斗争,而是如何抓住时机找到新的“救生艇”,显然新生代叶利钦符合他们的利益。

苏共官僚的“换船”举动,注定会带有旧制度的身影。正所谓“换汤不换药”,新制度下的精英并没有多少新面孔,大多数还是改头换面的旧精英。苏联这艘大船并不缺乏掌舵者,缺的只是有力的支持者。当最清楚“船况”的船员丧失信心时,这艘船也就离抛锚不远了。同理,执政的苏共官僚的一生是追求投机的过程,他们的个人政治生涯充满了打压异己、投机倒把、吹牛拍马的风气,想要依靠他们心中寥寥无几的“信仰”挽救国家,是注定不可能的。

苏联的解体显然不是哪一个人的“杰作”,毕竟集体的摧毁往往比个人的单打独斗更为有力。因此,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挖社会主义体制的墙角只是一种追求投机的潮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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