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红军两位高级将领神秘失踪,建国后被一高僧说出去向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红军主力部队为了摆脱包围进行战略转移。

出发那天,闽赣省的政府主席杨道明看着红军主力离开的背影,驻足良久。他已经预感到接下来不会轻松。而历史证明,留在闽赣苏区的红军即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

因为前一段时间执行“左”的错误路线,闽赣省宁化县的街道上人烟稀少、商业萧条。全城只剩下几个公办的合作社卖一些普通商品,火柴、食盐等生活必需品根本无法买到。

刚到任的闽赣省政府主席杨道明万分着急,针对这样的严峻形势,他立马展开了一系列措施。

主要工作就是动员“反水”的百姓回乡秋收、冬种,加强苏区的防卫工作。同时,杨道明还在光严寺召开抚恤烈士军属的大会,组织了200多人前来参加。此外,为了缓解粮食物资的短缺,杨道明加大了粮食征购的力度,还专门派游击队到外乡采购。

宁化城里频频外逃、不稳定的情形果然有所缓解,可是杨道明没有想到一个更大的危机就在眼前。

11月,红军转移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国民党军队五十师9000人突然向闽赣省发起攻击。而闽赣苏区只有2个团不过几百人的队伍,无论从装备上,还是从人数上都没有丝毫优势。

由于敌我力量太过悬殊,闽赣省委在敌军到达清流地区的时候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一方面,由政府主席杨道明率领省级机关以及伤病员撤退。另一方面,军区调集各方武装力量与敌人展开决战。

杨道明正在按照之前的部署准备撤退的各项事务,清流地区却传来消息:

“军事妥协派用‘保存实力,不打硬仗’做理由,没放一枪就撤出了,清流已经失守”。

清流失守,宁化县城也已经危在旦夕。杨道明立即带领人们撤离了宁化县,从此开始进入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阶段。

因为转移比较仓促,事先没有经过的严密的编队,也没有时间仔细的研究组织、人员的任命和调整。只是将省委、省苏、省总工会的人员编成一个团,跟随军区部队一起行动。

没有严密的组织,对敌情的侦查也不到,杨道明一行遭到了从宁化追来的敌人的伏击,一些同志不幸被捕。他们辗转来到了彭湃县,所幸这里的县苏维埃政府机构还在,杨道明一行得到了短暂的修养。

两天后,杨道明离开了彭湃县跟随部队向瑞金方向转移。刚出发没多久,他们碰到了中央新任命的闽赣省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钟循仁。

钟循仁和杨道明一行会合后,也深知部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不仅外有强敌,内部还有许多人产生了悲观的情绪。

钟循仁找到部队里的干部谈话,听取汇报。结果却让他大为不安。他发现,军区的主要领导和省苏维埃、省委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团结。矛盾的主要症结就在军区司令员宋清泉、参谋长彭江汉为首的领导干部身上。他们一向都不把省机关其他领导人放在眼里。

更严重的是,钟循仁虽然是军区政委,但是并没有掌握实际的军队指挥权。当时,部队的指挥权被宋清泉、彭江汉等人牢牢掌握在手中。

钟循仁只好一面尽力维护部队的团结,一面和其他干部一起领导队伍四处转移。自从宁化城里出来,部队除了两个小胜仗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损失很大。

一天清晨,部队吃过早饭刚准备出发,国民党部队就追上来了。当时,部队驻扎在一条河的两岸。由于敌军突然打过来,部队忙着应战,一时之间无法集合起来,只能边打边退,一个团的部队就这样被打散了。

杨道明和钟循仁摆脱敌人后才发现,身边只剩下省政府工作团和一支约300人的部队。

不久之后,钟循仁收到中央分局的一封电报。大概意思是:中央分局从此不再用电报和闽赣联系,闽赣根据地的斗争必须独立自主地坚持下去。

面对这份电文,省工作团和军区的干部个个忧心忡忡。不同的是,有人为部队的前途担忧,有的人为了自己的前途打算。

1935年5月,部队终于暂时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追击,来到了德化、仙游、永泰三县交汇处的紫山下。

杨道明和钟循仁本以为终于能够松一口气了,附近县里的保安团却再一次围了上来。部队无奈只好上山躲避,到了山上,钟循仁立马召开省委扩大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会议上,宋清泉几个人强烈地反对向闽南方向转移的计划,言辞激烈,最后不欢而散。其实,当时部队还有几百人,手里还有枪,就是子弹少一些,但还是可以依靠地理优势摆脱敌人,并没有到无可奈何的地步。

因为部队掌握在宋清泉手中,他又按兵不动,不采纳任何作战意见。钟循仁察觉到他的异常,决定暗中观察。

山下敌人按耐不住,开始向山上的红军进行心理战,部队里渐渐出现了投敌的声音。另一方面,保安团开始试图缩小包围圈范围。

钟循仁和杨道明为了鼓励士兵,不断在做大家的思想工作。与此同时,宋清泉一伙开始了他们的行动。

一天中午,一个自称姓陈的民兵声称来找军区领导,被哨兵带到了司令部,和宋清泉几个人谈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连指导员杨连生跟随那个民兵下了山。杨道明发现了这个情况,便责问宋清泉的同盟,那人却支支吾吾地说道:“只是应付一下。”

杨道明马上将情况告诉了钟循仁。钟书记感到情况已经不妙,他们必须做最后的争取。钟循仁找到宋清泉,让他将部队转移到山顶。

在行动的过程中,钟循仁特意找到宋清泉一干军区干部,安慰鼓舞他们说:“游击战争是漫长的,我们要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将革命发展下去。”可是,不论他怎么说,宋清泉就是不理不睬,一言不发。

部队到了山顶,宋清泉以省委机关人员行动不便为理由,将省委省苏的领导驻地安排在离部队有一段距离的偏僻地方。

上山后的那天下午,一个身穿国民党军装的军官带着两个士兵,抬着一头肥猪,堂而皇之地来到了部队的驻地。

省委的同志发现以后,钟循仁最后一次召集了闽赣省委会议。钟循仁讲话后,杨道明也发了言,他说:“我们要听中央分局和省委的话,坚持斗争。”宋清泉却一脸不屑地说道:“到现在还听什么省委的话。”会议又一次不欢而散。

当天夜里,杨道明半夜起来,发现军队驻地静悄悄的。原来已经宋清泉已经将部队骗到山下投降了。杨道明赶紧找到钟循仁商量对策。

这个时候,紫山上只剩下省委机关工作团和一些掉队战士60多人。大约清晨时分,一批民团冲上山进行围剿。二十多名干部牺牲,十多名人被俘虏。最后只剩下杨道明和钟循仁为首的20多个人。

如果不能突围出去,那么这20多人最终一定会被全部歼灭。因此,经过简单商议,由钟循仁和杨道明各自率领一批人向敌人的最薄弱的永泰方向突围。

夜色降临后,山上的部队开始突围,10多个人冲出后,在永泰一座大山里隐藏了起来。这时,天已经亮了,部队只好隐蔽起来。

好不容易到了晚上,钟循仁带着人悄悄摸了出去。因为两天没有吃东西了,他们买了一些地瓜米充饥,并给了一些钱恳求农民带路。

那位农民答应了请求,找到一只船分两次渡部队过河。就在过渡的时候,河边一座碉堡里的敌人发现了,于是开枪射击。

几个人被打中,受了伤,所幸老百姓搭救了他们。剩下的7个人冲过去后,找了地方隐藏了起来。几天后,在语言不通,部队尽失的困难环境下,幸存下来的机构人员向钟循仁和杨道明提出要回家的想法。

但是,杨道明和钟循仁是家乡兴国县出名的共产党干部,不愿回家。而且早已经家破人亡,是无家可归了。两个人无法阻拦其他人的去留,只好和他们分别。至此,闽赣省委、省苏就彻底地失败消亡了。

为了掩人耳目,杨道明化名谢长生,钟循仁化名黄家法继续向永泰的西面方向走去。经过一座寺庙的时候,两人突然想到,他们在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已经生无分文,又语言不通,不论是借宿还是要饭都会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不如在寺庙里住上一阵,养好身体暂作打算。

两人一合计,就进了寺庙见到了住持妙智法师。法师考虑到,寺庙里过往的行人太多,怕给寺庙带来麻烦,就介绍两个人到永泰和尤溪交界的一座寺庙里去。

杨道明和钟循仁按照妙智法师指点的路走了几天,来到了介绍的那座寺庙。寺庙里的住持品香法师看着两人的气度,觉得不像是要诚心诚意皈依的人,不肯收留他们。

经过两个人的反复请求,品香法师觉得先考察两个月。两个月后,杨道明和钟循仁先后出家,法号分别为馨扬和妙圆。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他们沉默寡言,更尽量地减少和外人的接触。

与此同时,叛变的宋清泉等人为了邀功,声称他们已经将杨道明和钟循仁亲手打死。由于找不到的踪迹,中央分局以为他们是真的是被叛徒杀害了,因此没有派出人寻找下落。而杨道明和钟循仁就这样在寺庙中度过了余生。

对于藏身寺庙的杨、钟二人来说,与党组织重逢是他们时时刻刻的心愿。1943年的一天,闽中地下党的两位同志路过杨、钟两人所在的寺庙。一段简单的谈话后,杨、钟两人察觉到了对方的身份。想等到对方吃过午饭后再聊。他们没有想到,两位地下党吃过饭后就匆匆离开了。

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奇妙,他们唯一一次找到党组织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

1945年,一支游击队经过永泰时,击毙了一位保安队分队长,县警察局找不到敌人,就捕风捉影地把全县有怀疑的人统统抓了起来。杨道明莫名其妙地被抓进了监狱。钟循仁为了躲避追捕,离开了寺庙。

因为早早换了名,出了家,警察局虽然怀疑,但是拿不出什么证据。审问杨道明七八次后,警察局还是拿不住把柄,又不想轻易放了他。几个月后,杨道明被送到了旁边福清县的保安团,依旧审问不出什么转而又将人送到福州。

就这样杨道明辗转在几个县之间坐了一年的牢房。一年后,经过几个地区佛教界的联名担保,杨道明才成功出狱。长期的折磨和阴暗的居住环境让杨道明的身体患上了严重肺病,咳嗽,吐血不止。

杨道明又回到了寺庙里,借助草药和深山疗养,病情渐渐有了好转。而逃亡在外的钟循仁也找到了一个寺庙落脚,并在寺里人的帮助下,逃脱了追捕。直到1949年,钟循仁才回到了的之前的寺庙见到了并肩作战的战友杨道明。

也许,有人会疑惑,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去找部队呢?其实,这源自于他们的一个心理,尤其是钟循仁。解放前,叛徒宋清泉等人配合国民党在报纸上登录“闽赣政府已经全军覆没,钟循仁被亲手杀死”的消息。

钟循仁看到这些消息后,从此下定决心埋没一生,不露头角。以后在社会上只用黄家法和妙圆的名字。就像他们当初不肯回家一样,钟循仁和杨道明感到作为闽赣地区的领导和负责人没有保护好根据地,也没有按照中央分局指示的那样打好游击战争。

仅仅半年时间,闽赣地区的部队就损伤殆尽了。他们又怎能不自责呢?

1949年8月11日,永泰县解放。杨道明看到人民翻身解放,欣喜若狂的样子非常高兴。10月1日,新中国正式成立,杨道明按耐不住心中的激动,想要给毛主席写一封信。他是多么想再见见毛主席和当年的一些老战友啊!

早在兴国县的时候,杨道明就见过毛主席。1934年,中央调任杨道明担任闽赣政府主席的时候,他才25岁,信心不足,一直有顾虑。当时,正是毛主席亲自找到他进行谈话,鼓励教导他:“反围剿工作是长期的,也是艰苦的。”

杨道明想到毛主席心潮澎湃,但是这个念头又很快打消了。闽赣省惨遭失败,自己已经出家当了和尚。和党已经失联多年,革命胜利了才找党中央,大家会怎么看呢?

惭愧之情再一次涌上杨道明的心头,他还是决定将自己的事埋藏在心中。为了报答党,杨道明在寺庙周围积极地开荒种田,每年都能向国家多交1000斤的粮食。除此之外,他组织寺庙人员帮助政府抄抄写写,救济乡里,得到了当地政府和百姓的一致好评。

好景不长,十年动乱期间。宗教政策也没有得到落实。身为法师的杨道明成为许多人的攻击对象,大批的罪名向他的头上砸过来。杨道明感到寺庙不是久留之计。

离家多年,虽然家里可能没什么人了,但是杨道明还是迫切希望可以回家看看。于是,他开始尝试和家乡通信。收到回音后,杨道明立刻脱下袈裟,返回了江西兴国县。一生挫折,背井离乡的杨道明终于享受到了家的温暖。

1978年,全国各地都在平反冤假错案,各项宗教政策也在逐步落实。兴国县政府得知了闽赣苏区的政府主席杨道明还活着的事实,派人多次联系。

江西省政府也十分重视,专门派出调查组对杨道明的经历做了深入的调查。最后,他们得出了一个客观公正的结论:

“认为杨道明同志自1930年至1935年从事革命工作,为党和人民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935年5月离开革命队伍,一直信仰佛教,拥护共产党,是永泰县宗教界一位较有名望的人物。”

能够得到组织上的再次信任,杨道明的心情无法平复,多年的心愿总算达成了。除了做出结论,杨道明还被安排担任省政协委员、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永泰县佛教协会会长等职务。

此时的杨道明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尽量为国家和人们多做一些事情。他开始大力协助党和政府宣传、贯彻宗教政策,并组织僧侣亲身参加生产劳动。在杨道明担任寺庙住持期间,实现了寺里柴、粮、油、香烛自给自足,被省佛教协会多次评为先进单位。

作为在佛教界有一定声望的高僧,杨道明长期团结佛教人士,并且教导僧众要爱党爱国。他一边积极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一边从事慈善工作。

通过省吃俭用和寺庙里的所得用来投入公益事业和寺庙建设。永泰县里修路、修桥、捐助残疾人士等等公益事务里,总有杨道明和寺庙人员的身影。

1989年,江西省省、市、县组织部和党史研究的人员来到永泰县寺庙拜访杨道明。原来,他们是来打听闽赣省省委书记钟循仁的下落的。

杨道明再也无法隐瞒,向他们讲起了当年的经历和钟循仁心中的“执着”。

当年两人一起改名,所以只有杨道明知道实情。两人心中都有愧疚,不想再恢复身份,而钟循仁的心结更重。解放后,他经常自言自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辜负了党的托付。没有脸面见家乡人和中央。”因此,他早已经决定隐姓埋名一辈子,还多次嘱咐杨道明为自己保守秘密。

解放后,钟循仁和杨道明虽然常常联系,但是不在一座寺院。当时他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想要尽自己所能为国家做点什么。

钟循仁响应国家号召,带领全寺的人脱鞋下田,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他自己以身作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挑粪、插秧,钟循仁样样能干。他把一个封建迷信的寺庙硬是改造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先进寺庙。忙碌之间,钟循仁经常作诗表达自己的想法。

“自入山来事如麻,愿将血汗做成家。自耕自食风尘外,一切行动听党话。”

这是他在劳动之余对党感情的深切表达。

十年动乱期间,杨道明准备回乡看看,可是钟循仁还是坚持要埋没一生。他留在寺庙里继续劳动,用他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家乡的思念。

1980年,钟循仁得了重病,几番治疗都不见好转。此时,他已经75岁的高龄了。第二年春天,钟循仁已经卧床不起了,杨道明赶来看他,钟循仁抓住他的手说:

“我的病已经无法治好,我的真实姓名谁也不知道,死后照旧保密,不要和家中写信,也不要向上级反映。切记!切记!”

1981年4月29日,钟循仁在寺庙中逝世。直到最后,他依旧没有恢复钟循仁的身份,而是以妙圆法师的名号按照佛教的礼仪进行了火葬。

杨道明送别了这位并肩作战的同志。钟循仁心中的执着只有他能够懂得。正是因为钟循仁的临终遗言,杨道明一直没有向任何人吐露他活着的事实和下落。

距离钟循仁离开已经快十年了,杨道明也许想不到政府还会前来调查。1989年时,杨道明已经80岁了,也是垂暮之年。当他见到一屋子的工作人员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许心中想着是时候说出一切了。

在杨道明关于钟循仁的报告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已经80岁了,快要死了。如果不把钟循仁埋没一生的真相反映,再保密下去,一旦我去世,就成为党史上的一个悬案,对党不利。为此我很着急,即将钟循仁的遗书、遗物、照片汇集向上级交代。”

那一天,杨道明向党史同志讲了很多,尤其是他隐姓埋名后的平常生活。说着钟循仁就像说着自己,杨道明的眼睛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时候。

1999年5月4日,杨道明因病治疗无效,在永泰县能仁寺与世长辞,终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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