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新发现,商末周初周公“东伐淮夷,残奄”历史真相终于破解!

为此,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呼吁“走出疑古时代”,提出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古史重建”等相关命题,这些命题在学术界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虽然李学勤生前在中国历史学界、考古学界曾经担任着重要职务,有着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拥有足够的学术影响力,但其所提出的学术观点在其有生之年也没能完成,成为其未尽之事业。

对于李学勤的这些主要学术观点,有学者认为他与官方意识形态走得太近,轻信古书伪史,菲薄古史辨学派,囿于立场成见,妨碍了他在古史学研究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不能因为我们对古史文献的误解或考古学至今无法证实古史文献所记载的上古历史,就对中国文献所记载古史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或给予中国历史与文献完全的否定。证经补史、还原中国历史真相是我们的历史任务,也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商末周初的历史,虽然中国古典文献典籍记载的已经比较丰富,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却并非完全清楚,甚至对这段历史的认知产生了根本性的错误,导致我们对中国古史所记载历史真实性的怀疑。这一问题的产生,并不是中国古史记载的本身问题,而是我们对古史文字理解产生了原则性错误,对中国历史认知产生了认识偏差。最终导致了我们对中国文献的怀疑,对中国上古历史的怀疑与否定。

以下是中国文献典籍中所记录的关于商末周初历史的有关记载。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 飞廉 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

《史记·周本纪》:初,管、蔡畔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故初作大诰,次作微子之命,次归禾,次嘉禾,次康诰、酒诰、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

《礼记·乐记》: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

《尚书大传》中称周公在摄政的七年里: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竹书纪年》记载:南庚,名更。元年丙辰,王即位,居庇。三年,迁于奄。六年,陟。阳甲,名和。元年壬戌,王即位,居奄。三年,西征丹山戎。四年,陟。盘庚,名旬。元年丙寅,王即位,居奄。七年,应侯来朝。十四年,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十五年,营殷邑。

上世纪因安阳殷墟遗址的考古发现,殷商王朝的历史得以采用现代考古方式予以实证。因为殷墟遗址发现大量甲骨文及青铜器、王室墓葬,殷墟遗址以殷商王朝都城的概念成为学界的共识,得到了世界学界的认可。即便殷墟考古遗址发现了许多殷商王朝存在的铁证,但并不代表我们对殷商王朝的历史就有了一个完整的认识。其实,我们对殷商王朝的历史与文化认识,只是一知半解,距离还原真实的殷商王朝历史的目标尚远。其中,殷商王朝为什么称为商王朝,而不称为殷王朝?殷墟遗址为什么不能称为商墟遗址?殷墟遗址是商王朝的唯一都城吗?殷商王朝的前期都城“奄”究竟在哪里?等等许多历史文化问题,都需要我们努力去解决。

要解决这些历史难题,在老祖宗留下的文献典籍中,还是给了我们问题的清晰答案。只要我们能对中国文献典籍中所记录的历史,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一个清晰的历史答案就会呈现在我们面前。

从《竹书纪年》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商王朝的商王盘庚从“奄”地迁到了“殷”地,也就是我们今天考古发现的殷墟遗址。

从《礼记·乐记》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周武王灭亡殷商建立西周王朝的具体经历,先是向北讨伐商纣王,再而灭掉了商王朝,再而向南进军,四成将南国纳入了西周王朝的管辖疆域,威名盛传于“中国”之地。

从《尚书大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周公在摄政的七年里,第一年先是平定了周王室的“三监之乱”,再而第二年灭掉了殷商残余势力,第三年周公践修、履行和修治了“奄”地,第四年建立侯国卫所保护宗周丰镐的安全,第五年营建成周城管理东方臣服的邦国,第六年改制商王朝“礼乐”建立周王朝“礼乐”,第七年大局已定周公还政于周成王。

从《史记·周本纪》中,我们了解到周公用了三年时间平定了“三监之乱”,从中我们还了解到周公东征的主要目标为“东伐淮夷,残奄”,完成了“既绌殷命,袭淮夷”的政治军事任务,实现了“兴正礼乐,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的王朝新气象。从中我们还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周成王完成这些灭商建周的历史任务后,大局已定,从“奄”地返回到宗周丰镐。

而在《孟子滕文公章句下》的历史记载中,孟子却向我们呈现了这样的周公历史经历:周公相助周武王,先是诛杀了商纣王,而后征伐“奄”地三年,讨伐“奄”国国君,将投奔而来的商纣王大将军飞廉驱逐到东海边而杀之,灭掉五十个商王朝时期的诸侯国,驱虎豹犀象而远之,让“天下”的百姓大喜。

《史记》的司马迁说周公东征的主要目标为“东伐淮夷,残奄”,《孟子》中说周公的两大功绩为相助周武王诛杀了商纣王,征伐“奄”地三年讨伐“奄”地国君,让“天下大悦”。这就产生了一个历史谜团或历史悖论,周公东征的主要目标究竟是“东伐淮夷”还是“伐奄三年讨其君”?我们早已固定的学术认知是淮夷与奄是相距遥远的两地,我们应该相信司马迁还是相信孟子呢?司马迁与孟子做为中国历史中的两位圣贤,是哪一位记录历史产生了错误?还是都错了呢?也或者两位圣贤记录的都是正确的而不辱两位圣贤的美誉?谁又能为两位中华先圣正名,以不辱中华历史的信史与伟大?

当今之中国历史研究,之所以长期产生怀疑中国历史、怀疑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潮流,其主要原因在于从近代考古学诞生以来的中国历史学者与考古学者,所普遍存在的中国历史错误认知——认为中国五千年文明诞生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认为夏商周的历史文化存在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认为夏商周的历史名城只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当中国文献典籍中出现如司马迁“东伐淮夷,残奄”与孟子的“伐奄三年讨其君”历史地理相矛盾时,我们不是反思我们自己的观点是否错误,而是简单地去怀疑中国历史的真实性,或无需承担任何历史责任地去否定中华圣贤的伟大。

对于这一历史谜团产生的原因很简单,不是中华文献典籍的错误,而是我们今天学者的历史认知错误,错误地将“淮夷”与“奄”认知为相距遥远的两地。其实,“奄”与“淮夷”是点与面的关系,“奄”是城邑,“淮夷”是地区;“奄”是商王朝统治管理“淮夷”地区的南方都城;殷商王朝的北都“殷”管理北方地区,南都“奄”管理南方的“淮夷”地区;“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消灭了殷商王朝的南北两地的殷商贵族统治,也就消灭了殷商王朝势力。因此,司马迁的“东伐淮夷,残奄”与孟子的“伐奄三年讨其君”,都是真实地记录了商末周初的真实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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