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联名将留下一行字后失踪,找到时已被女特务诱害,凶手结局如何

1946年3月9日下午4时许,警卫员李桂林匆忙地跑进了中苏友好协会办公地,径直奔向了李兆麟会长的办公室。来到办公室门前,他减缓了速度,轻敲了两下门,听到“请进”后推门而入。

李桂林是李兆麟会长的警卫员,刚才由于汽车半路坏了,与司机卢德才一起修车去了。汽车修好后,李桂林担心李兆麟的安全,就赶紧跑了回来。

李桂林进门后,却并未见到李兆麟会长,只有秘书于凯在办公室里整理着文件。李桂林有些着急,问于凯:“李会长呢?”

李会长离开前,曾嘱咐过于凯,如果李桂林回来,就告诉他自己的去向。听到李桂林的问话后,他立刻回答说:“李会长到水道街9号去了。”一边说,一边抬手指向了李兆麟会长办公桌上的日历,“李会长临走前,还在上面写了一行字。”

“一行字?什么字?”李桂林嘴里问着,脚步却已经迈向办公桌,亲自到日历前查看。发现上面果然写着一行字:“下午三时应邀去水道街9号商定国大代表。”

水道街9号靠近华丰楼,距离中苏友好协会的办公地不远,李桂林看完李兆麟所留的一行字后,立刻转身奔出了办公室,赶往水道街9号。

水道街9号是一座三层楼房,房间很多,李兆麟留下的一行字中,只写明了地点,却并未详细写明是哪个房间。李桂林抵达水道街9号以后,立刻进楼尝试寻找李会长。在上楼梯时,遇到三个行色匆匆的男人,便拉住他们中的一个,问道:“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身材魁梧、穿着大衣的人?”

那个被拉住的人有些不耐烦,说道:“我一个人也没看见。”随后便挣脱了李桂林的阻拦,与另外几名男子一起下楼走了。李桂林又找到几个人询问,都说没见过李会长。一番寻找无果的李桂林,意识到可能出了问题,不敢继续在此逗留,立刻返回中苏友好协会,将此事上报给市委。

哈尔滨市委书记钟子云得知消息后,立刻对此事引起了重视,一边以友协的名义与哈尔滨公安局局长余秀豪取得联系,让他立刻派人协助寻找;一边与苏军取得联系,要求他们出兵协助寻找。

当天下午6时许,李桂林上报此事后深感不安,片刻也不敢休息,立即驱车赶往李兆麟的家。李桂林在李兆麟家中见到了正在教孩子读书的李兆麟妻子金伯文,李桂林省去了寒暄,直接问她:“李会长回来没有?”

金伯文见李桂林脸色难看,追问道:“发生什么事了?”李桂林丢下一句“李会长失踪了”,便立刻转身继续去找人了,金伯文闻言愣在当场。

李兆麟会长离开中苏友好协会后,仅仅失联了1个多小时,李桂林为何立刻就上报市委称李兆麟失踪?李兆麟会长此去,到底见了什么人?这一切还要从李兆麟会长的特殊身份说起。

李兆麟是辽宁人,出生于1910年。年仅19岁时,就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李兆麟投身抗日救国活动中,受胡乔木的派遣返回辽阳进行抗日斗争,并出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等职,凭借卓越的战功,成为抗联名将。

据日本关东军的相关统计,仅1939年下半年,李兆麟就亲自率领抗联第三路军,与日伪激战276次,给敌人沉重打击,同时也令敌人对他恨得咬牙切齿。

1942上半年,由于李兆麟再次与敌人交战101次,令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将他和杨靖宇所率领的部队称为“满洲国治安整顿之癌瘤。”由此可见,李兆麟将军在多年的抗日救国斗争中,已经让敌人达到了闻之胆寒的地步,时时刻刻都想除之而后快。

1946年1月,彼时的日本侵略者已经无条件投降,抗日斗争结束后,李兆麟被任命为北满分局委员,在哈尔滨担任与国民党谈判的公开负责人之一。

李兆麟在哈尔滨期间,屡屡戳穿国民党反动派卖国、内战的阴谋,将敌人的真面目摆在人民的面前。国民党方面因此恼羞成怒,将李兆麟排在了暗杀名单的首位。

当时国民党在哈尔滨的特务组织叫“滨江本组”,直属戴笠和军统局管辖。“滨江本组”的第一任组长张渤生,便是戴笠亲自遴选。暗杀进步人士和搜集情报,是“滨江本组”的首要任务。

张渤生上任以后,决定来一个“开门红”,他无耻地谋划了刺杀李兆麟将军的计划。张渤生给特务们开会时说:“我们就是要往致命的地方捅。”

张渤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主要有四个原因:

其一,李兆麟身为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在哈尔滨的影响力极大,多次揭露国民党阴谋,刺杀他有利于国民党在哈尔滨开展工作;

其二,李兆麟与苏联的关系密切,又刚从苏联回到国内没多久,刺杀他可以引起苏联红军的不满;

其三,李兆麟不是来自延安的干部,刺杀他以后,可以利用这一点,破坏共产党内部的团结;

其四,如果成功刺杀李兆麟,可以对东北其他的干部产生威慑作用,未来策反工作就可以更好地开展。

张渤生对李兆麟将军的暗杀计划,其实早在1945年10月就已经开始实施了。只不过张渤生这个人志大才疏,纸上谈兵头头是道,真正实施起计划来,水平却非常低。

1945年10月,张渤生打探到李兆麟会出席宴会, 便打算在宴会上投毒,达到暗杀的目的。不过,宴会最终因为一些原因取消了,他的计划也因此落空。

12月,张渤生再次等到李兆麟外出的机会,他决定暗中埋伏,以枪杀的方式完成暗杀。在李兆麟外出当天,张渤生亲率特务们埋伏在水道街,等到喜欢步行的李兆麟等人外出时,张渤生由于认错了人,行动再次以失败告终。

但经过此事以后,哈尔滨市委研究决定,不同意李兆麟继续步行外出,为他配备了专车和警卫员。张渤生根据这种情况,决定制造“交通意外”,伺机刺杀李兆麟。但李兆麟经过上次遇刺后,行事更加谨慎小心,经常改变出行的路线,令张渤生的阴谋尚未实施,便胎死腹中了。

此后,敌人又探知李兆麟会到马迭尔饭店剧场讲话,便提前安排特务潜入,准备伺机拉下电闸后开枪暗杀。结果,在拉下电闸后,李兆麟立刻被保护起来,趁着黑暗的掩护安全离开了现场。

张渤生制定了许多刺杀李兆麟的计划,却没有一次得逞,反而因为多次行动失败,暴露了自己的位置,被苏军侦知了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将其逮捕入狱。

国民党特务组织“滨江本组”,因此事颜面扫地,更引得戴笠勃然大怒。为了挽回面子,戴笠将自己的亲信余秀豪派到哈尔滨,安排他做了哈尔滨的市公安局长,以此职务掩盖他的特务身份。

戴笠对余秀豪非常信任,不仅让他主抓哈尔滨的特务工作,还将整个北满的特务活动指挥权都交到了他的手中。大权在握的余秀豪,抵达哈尔滨任职市公安局长后,暗中谋划的第一件事,便是刺杀李兆麟。

余秀豪之所以得到戴笠的信任,是因为他与张渤生有很大的不同。余秀豪不仅拿到了警察行 政博士学位,还拜在了素有美国“警察专业化之父”的奥古斯特·涡孟门下,跟他学了不少的警察专业知识。所以,余秀豪对警察的工作方式很了解,实施犯罪自然也是一把好手,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敌人,远非张渤生之辈可比。

余秀豪给哈尔滨的国民党特务们开会时,提到了刺杀李兆麟的计划,他的态度非常嚣张,对特务们说:“一定要把他勾了!”

不过,余秀豪还是太小看了李兆麟将军,他虽然不凡, 但李兆麟将军身经百战,也不是等闲之辈。在余秀豪打算对李兆麟实施刺杀计划时,快人快语地李兆麟将军,直接找到余秀豪,当面质问他:“听说有人要暗杀我?我李某抗日十余年,对人民对国家有什么罪过?是人就把话说在当面,背后搞阴谋算什么东西?”

李兆麟将军的一番话,全部都说中了余秀豪心中的要害,令余秀豪哑口无言。不过,余秀豪对戴笠言听计从,全然不顾民族利益,依然准备对这位抗日名将、民族英雄暗下杀手。

李兆麟为何能够知道余秀豪要暗杀他?因为李克农领导的中共情报系统提前侦知了此事,并通知了李兆麟,让他一定要注意安全。考虑到李兆麟性如烈火,无所畏惧,为了确保她的安全,中共哈尔滨市委最终决定将李兆麟调离群狼环伺的哈尔滨。

李兆麟对于自己被敌人列入刺杀名单的首位,也有自己的一番看法。他曾对毛诚说:“如果我的鲜血能擦亮人民的眼睛,唤起人民的觉醒,我的死也是值得的。”

得知李兆麟要被调走的消息,余秀豪愈发地着急了,他显然不想放过李兆麟将军,决心要做一个与人民为敌的罪人。为了能够达到暗杀的目的,余秀豪制定了一个非常歹毒的刺杀计划,并打算使出军统特务在哈尔滨的所有底牌。

总结了此前无数次失败的教训,余秀豪决定不再被动埋伏,转而采取主动出击,派人将李兆麟引诱至自己提前布置的天罗地网中,完成暗杀。

问题是,谁才能将李兆麟引诱至事先埋伏的地点呢?余秀豪经过反复甄选后,选定了一位貌美的女特工,她就是孙格龄。

孙格龄是山东掖县人,由于早年间闯关东,在东北与俄国人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并得到了俄国人的赏识,娶了一位俄国军官的女儿为妻。孙格龄正是其父与这位俄国妻子所生,是一个混血儿,容貌美丽,追求者甚多。

孙格龄的家境富足,自幼读书,长大成人后,加入了军统,在戴笠手底下办事。戴笠素来好色,加之孙格龄的工作能力很强,深受戴笠的喜爱。戴笠后来根据孙格龄对东北比较了解的特点,将她安排到哈尔滨,隐藏在哈尔滨市市长杨绰庵的身边,对外以秘书的身份示人。

孙格龄在哈尔滨工作期间,曾经完成过一次暗杀日军大佐的任务,因此在戴笠处更加受重视,将其视为顶级的美女杀手,普通的任务基本不用她出面执行。这一次,余秀豪提出动用孙格龄对李兆麟进行暗杀,得到了戴笠的同意。

李兆麟身为中苏友好协会的会长,经常与哈尔滨市市长杨绰庵打交道,自然与他的秘书孙格龄也熟识。不过,两人虽然经常见面,但仅仅因为这层关系,就想取得李兆麟的信任,引诱他去一个陌生的环境,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一点,军统早就有所考虑,并在此前就利用李兆麟重情重义的性格,给孙格龄安排了一个特殊的身份,让她得以取得李兆麟的信任。

早些时候,军统曾侦查到一个情报。李兆麟身边曾有一个警卫连长,与李兆麟的关系非常好,亲如兄弟。在一次李兆麟遇险时,这个警卫连长拼死相救,保住了李兆麟的命,自己却因此牺牲了,令李兆麟十分痛心。

这位警卫连长的老婆,是一个俄国人,他们结婚后生了一个名叫柳芭的混血儿。这些情况都是警卫连长亲口告诉李兆麟的,但李兆麟却始终没能见到这对母女。

军统侦知这个情报后,发现孙格龄与柳芭都是混血儿,李兆麟又未曾见过柳芭,便决定让孙格龄冒充柳芭,接近李兆麟。军统为此准备得非常充分,他们根据所掌握的情况,伪造了一套滴水不漏的说辞,让孙格龄烂熟于心。

在一次酒宴上,孙格龄觅得一次良机,将自己叫柳芭的消息“无意间”透露给李兆麟,因为是有心算无心,背后又有军统支持,孙格龄成功取得了李兆麟的信任,被他视为救命恩人之女。

军统此前对李兆麟将军的多次刺杀中,孙格龄都在暗中提供了情报,但并未亲自动手。因为戴笠对她很喜欢,不愿意让她犯险。但暗杀接连的失败,令军统颜面扫地,加上李兆麟马上要离开哈尔滨,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无奈之下,他才同意了余秀豪的提议,让孙格龄亲自参与暗杀。

暗杀对于特务工作而言,本身就是极其下作的方式,余秀豪所采用的暗杀方式又掺杂了利用李兆麟的感情成分,可谓是不顾脸面了。孙格龄接到命令以后,立刻与余秀豪开始秘密商量暗杀的计划,最终决定,由她出面,引诱李兆麟至水道街9号。

水道街9号,早年曾是伪满“松浦洋行”,后来改为书店,成为孙海镜住宅后,张渤生将此地设为秘密联络点。

余秀豪是一个非常狡猾且狠毒之人,又具备警察的专业知识,将暗杀地点定在水道街9号后,余秀豪就开始着手布置在水道街9号的具体暗杀方案。余秀豪未思进,先思退,他最先考虑的是,在犯案以后如何逃避罪责。

余秀豪的第一个打算是,在完成暗杀以后,立刻对李兆麟的尸体进行处理,借助警服的掩护,将尸体运走销毁,将事情做得无声无息。余秀豪自己也知道,想要做到这一步难上加难,所以他还准备了后手。

为了让此事与自己撇清关系,他安排特务刘希贤,以40万元的重金买通了两名土匪,一个叫高庆山,一个叫孟庆云,都是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余秀豪打算让这两个人动手暗杀,自己手下的人不直接参与动手。

余秀豪买凶杀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事情发生以后,如果有人调查到自己的头上,就将这两个土匪推出去当替罪羊。

除此之外,余秀豪还命手下搜集不少的“桃色新闻”,等到暗杀完成后就大量集中发布,以此来转移视线,减轻舆论压力。

余秀豪的歹毒计划完成后,召集孙格龄等人又暗中碰了一次头,具体安排每个人的任务。期间,特务南守善提出了一个更加歹毒的想法。

他认为,李兆麟身经百战,枪法极准,虽然他对孙格龄非常信任,但为了避免节外生枝,还是准备一些氰化钾为好。只要他中了毒,就绝对逃不走了。余秀豪闻言大喜,立刻拨了一笔款给南守善,命他立即准备氰化钾。

1946年3月8日,哈尔滨召开了“三八”节庆祝大会,孙格龄与李兆麟全都在参会名单之上。两人在会上见面以后,孙格龄主动找到李兆麟,谎称自己有要事向李兆麟汇报,同时,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也想找他商谈“国大”代表的问题。

李兆麟对孙格龄十分信任,并未起疑,但由于当天他的时间全都安排了出去,无法赴约,便推辞了。孙格龄见状,不肯善罢甘休,立刻上前继续与李兆麟攀谈,并约定明日下午三点,在水道街9号见面,李兆麟这次答应了。

1946年3月9日,李兆麟因有事情耽搁,于当天下午3点半才忙完,准备乘车前往水道街9号与国民党“接收大员”进行谈判。没想到的是,汽车行驶到地段街时,突然坏了,无论如何也无法启动。

警卫员李桂林和司机卢德才立刻下车修理,李兆麟则在车上等待。就在此时,一辆马车途经此地,马车上坐的是哈尔滨日报社社长唐景阳,他认识李兆麟专车的车牌,便让马夫停车,邀请李兆麟上车同行。

李兆麟询问过李桂林,得知汽车一时半会儿无法修好,便不愿意继续等待,决定先乘唐景阳的马车返回中苏友好协会,让李桂林和卢德才修好车以后,再去中苏友好协会接他。

李兆麟乘马车抵达中苏友好协会后,回到办公室一边办公一边等李桂林,但左等右等也不见李桂林回来。李兆麟看看时间,已经接近下午4点,距离约定好的3点已经超过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由于李兆麟知道水道街9号距离自己不远,此前没有直接步行过去,是因为上次经历暗杀后,市委要求他必须乘车出行,确保自己的安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兆麟等待得有些不耐烦了,便萌生了独自步行前往的想法。

李兆麟将军为了能让李桂林找到自己,便拿起笔在日历上写下一行字,告知了自己此行的目的地。写完以后,李兆麟将军又不放心,担心李桂林看不到自己的“留言”,便嘱咐秘书于凯,等李桂林回来以后,一定要记得通知他。安排好这一切,李兆麟将军便起身走出了办公室,前往水道街9号。

孙格龄等人在水道街9号埋伏多时,心中焦急万分,担心事情败露被捉。一直等到李兆麟将军一个人的身影出现后,孙格龄才放心,并立即到门口将他迎到了自己预先准备好的房间。李兆麟进入房间后,孙格龄主动上前帮忙脱掉大衣,她了解李兆麟,他随身携带的手枪就放在大衣的口袋里。

李兆麟入座以后,孙格龄立刻将早就准备好的毒茶“热情”地奉上,李兆麟对她没有防备,喝了一口后感觉有些不对劲儿,问道:“这茶水咋这么咸?”

紧接着,李兆麟又说道:“头怎么这么晕?”此时的李兆麟,已经意识到了事情不对劲儿,怒目圆睁望向孙格龄。孙格龄吓坏了,立刻对身后的厨房喊道:“我给你换一杯茶吧。”说完,她就急匆匆地向楼下跑去了。

她下楼之前喊的那句话,是提前约定好的暗语,藏在厨房的两名土匪听到暗语后,知道李兆麟已经中毒,便肆无忌惮的手持尖刀冲了出来,见到李兆麟后二话不说,直接挥刀刺向李兆麟,一共七刀,第七刀最狠毒,刺在心脏,形成贯穿伤。在他们土匪行里,对这种做法有一个说法,叫“七刀八眼”。

两名持刀的土匪见李兆麟没了反应后,将他的遗体拖进一个房间,又处理了地上的血迹。一切都完成以后,他准备让等在门外的特务阎钟章进来处理尸体,却听见楼梯有人上来,他们几人便赶紧下楼了。

下楼时,正好遇到了前来寻找李兆麟的警卫员李桂林,李桂林不认识他们,但他们却认识李桂林,听到他的问话后,只是敷衍一句,就吓得赶紧逃离了。

市委向苏军申请协助调查以后,苏军立即将整条水道街给封锁了,由于市委和苏军的行动非常快,令军统第二次派来销毁遗体的人无法进入,只能让余秀豪利用公安局长的身份,以“协助调查”为由,在调查过程中帮忙掩饰罪行。

不过,敌人有人搞破坏,我方也有精英人员打入敌人内部。时任国民党哈尔滨市警察局督察长得马亮,便是中共潜伏特工。由于敌人在调查过程中进行干扰,接连两次对水道街全面搜查,都没能找到李兆麟的遗体。

第三次检查时,马亮被安排进检查的队伍,重点对水道街9号进行调查。马亮带人检查完一层后,又来到第二层检查,发现临街的拐角处,一个加了锁的房门。就在他准备前往检查时,带路的派出所警察解释说,那就是一个仓库,从来没人打开过,不必检查了。

就在此时,马亮突然注意到派出所身后的更夫老人,对他不停地使眼色。马亮不顾那名警察的劝阻,走到那扇门前,发现门把手十分干净,与警察说的长期弃用情况不符。发现可疑后,马亮立刻命人强行进入房间。房门打开后,一股血腥味扑面而来,马亮立刻意识到不妙,经过仔细搜查,找到了被敌人隐藏起来的李兆麟遗体。

李兆麟将军遭到暗杀,立刻被各大报纸争相报道,引起哈尔滨乃至全国的强烈反响。国民党反动派做贼心虚,开始发布各种“桃色新闻”,企图转移注意力,却没能达到目的。李兆麟遇害,受到中央和东北局的高度重视,由彭真和陈云亲自负责侦破此案。

1946年4月28日,随着哈尔滨的解放,谋害李兆麟案犯的通缉令发布。经过一段时间的缜密调查,马健胤、高庆山相继落网,高庆山认罪伏法,马健胤提供线索留下一条性命,被判处徒刑。

1948年10月15日,潜逃至锦州的林再春,在锦州解放之际落网。

1948年10月19日,潜逃至长春的孙海镜,在长春解放之际落网。

1949年3月8日,潜逃至天津的阎钟章落网。

1949年11月,提出毒害李兆麟的主犯南守善在北京伏法。

1957年12月,凶犯李剑星被群众举报,在齐齐哈尔落网。

……

除此以外,包括保管毒药的凶犯张立钧在内,刘明晨、高喜元、刘文升、阎力维等凶犯也都相继落网。

李兆麟被害案,受到了高度重视,整个追缉的时间长达十余年。而且,无论是动用的警力,还是对凶犯处置的严厉程度,都极其罕见。

遗憾的是,女凶犯孙格龄潜逃到了台湾,没能被及时抓住。但她因为双手沾满了鲜血,罪孽深重,逃至台湾后也落到好下场。

毛人凤成为孙格龄的新上司后,因为孙格龄美貌,对她还算不错。但等毛人凤死后,孙格龄失去靠山,加上年老色衰,由于此前与毛人凤关系密切,遭到排挤,被蒋经国赶出了情报局。

孙格龄在台湾无立锥之地,又不敢回大陆,只好在台湾苟且偷生。孙格龄不得不沦为窑姐,赚一些肮脏龌龊的钱,以此维持生计。孙格龄罪恶且肮脏的一生,于上世纪90年代末结束,她的人虽然死了,但她身上的罪孽却永远也洗不清,必然会永远遭受后世的唾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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