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总督权力如此大,为什么不像唐朝节度使那样那么容易犯上作乱呢?

有胆的时候没有权,有权的时候没有胆。

清代总督的权力有分割,难以做到节度使巅峰时期的一把抓,其实清朝太平天国之乱时期,两江总督的权力是一个很契合唐代节度使的职位,只可惜没有胆量志气的时候没有权,有权拿着的时候,却已经没有胆。

按照常规理论来讲,唐朝常设的节度使,其实权力比不上清朝的总督,唐睿宗时期设立的节度使,更像是清朝的“提督”,只管兵务,同理来说,节度使肯定也有像清朝总督一样的上头管着,不是随随便便做什么都可以的。

我国古代第一位节度使名为“贺拔延嗣”,任河西节度使,设立他的目的,就是当时为了加强对吐蕃和突厥的入侵打击,用现在的话来讲,那就是河西这一带变成了“军区管制”,实行战时制度,比府兵制还要严格。

可是节度使不“持节”,他也不能越界,只能老老实实站在自己的岗位上。

持节就是指皇帝给予“生杀予夺”大权的意思,这个说法来自于“持节都督”,也就是三国魏晋时期的幅度官职。

持节的节度使能做的事情很多,能自己决策杀的人也很多,反正事后跟皇帝汇报,这些人妨碍护国大计,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要想搞清楚唐朝节度使的权力为什么这么大,就必须要先知道唐朝太宗以后的边境局势。

唐高宗、武则天时期起,唐朝就不再像李世民时代一样,万族甘心臣服了,特别是武则天在彻底登基的前的两三年,对掌握着边境兵权,也抵御边境游牧民族的李唐宗室大开杀戒,当时就已经引起了契丹的入侵,只是后来不了了之了。

隐患已经发生,盛世也无法掩盖。

要应对游牧民族越来越频繁、强势的侵扰,边境军事管理制度就要变,要设立专职,要给予极高的权力,不得已的时候,需要自治。

所以唐玄宗时期,安禄山这种边境将领能够掌握大权,那就是因为安禄山其实就是一个有能耐的悍将,在抵御游牧入侵的时候,屡建奇功,这种防御效率,是曾经的强盛,却已经逐渐颓废的“府兵制”比不上的。

以前的府兵制是轮换形式,但即便是轮换也没关系,唐高祖、唐太宗年间,府兵的实力极其强盛,换谁来,游牧部队都讨不了好,这种强大是来自于常年的征战。

但既然是人,那就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安禄山打仗的部队,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招募的全都是在边境地区一些贫苦的难民、逃犯、游牧民族的边缘人之类的,这些人的特点就是狠,就是要钱不要命,这便是“募兵制”。

募兵制最早是来自于狄仁杰的边防思想:

“敕边兵,谨备守,远斥候,聚资粮,待其自致,然后击之,以逸待劳,则战士力倍,以主御客,则我得其便。如此数年,可使虏不击服矣”

这一切都是有因果脉络的,唐朝节度使的出现和权力加大,本质就是因为国家军事的需要,不是无缘无故的,相对来说,也是合理的。

随着安禄山立功,其余的几个节度使也表现出了一定成绩,唐玄宗决定再度放权,放的也不多,但是最起码要保证节度使军镇的“战时自治”,不能给他们打仗造成阻碍。

在以前,打仗有主将,也是有监军的,而且主将的仗怎么打,需要皇帝提前指导,监军就是这个联系人,也是信息传递者,但是面对游牧民族的骑兵,等你上报完毕,仗也早就输了。

所以要给予节度使自治,从这个时候起,节度使就不再是“常规”的节度使了,和唐朝史书职官表所定义的节度使,不再是一个意思。

最起码,兵权、钱要给节度使,而官员们也不能碍事,所以还要给予一定的“生杀大权”,说到底,就是等于让节度使“持节”了。

安禄山是个例外中的例外,权力给多了。

唐朝时候,一个地方的几大权力,可以这么看:

军:

节度使本身掌军政,下面要再设立属官,具体是什么属官就不再一一阐述,总体而言,节度使可以看成一个不常设的“战时军事集团”。

政:

其次有“采访使”,听起来这个名字权力很一般,但采访使可不是记者,而且权力很高,属于是钦差大臣,皇帝派出来对多个地方刺史的监察,除了不掌兵,也可以视为“持节”。

财:

而管理财政的乃是“度支使”,主抓地方的财政管理。

田:

在节度使制度实行的时候,藩镇屯田也跟着实行了,于是设立了“营田使”,有的时候,这个职位比度支使更重要。

可前面也说了,节度使制度为了应对频繁发生的游牧侵扰,已经非常规化了,皇帝逐渐放权,而安禄山呢,他就是把这四大基本权力全部拿了起来了,这下子好了,身兼三大节度使的安禄山本来是平乱,反而成为了最大的造反头目。

然后安史之乱来了,天下大乱,叛军深入大唐骨髓,各地都有,唐玄宗也很心累,因为他被节度使制度绑架了,他和唐肃宗能做的就是,让各地藩镇节度使权力“自治”,意思就是,全部节度使都走安禄山的路子,只有这样,才有更快的速度平叛。

这个时候,节度使就像极了诸侯王,或者说不是像,简直就是。

你要把清朝的总督拿来和唐朝中后期的节度使来比,那都不能叫做一个概念,节度使堪称是“王”,以前的王还要给皇帝哥哥进贡呢,但比如河朔三镇的节度使,他们压根就不进贡,给不给皇帝钱,看心情。

安史之乱是平定了,但大唐也重病缠身了,以前还只是皮肤病,现在就完了,皮肤病没治好,反而五脏六腑也出问题了,大脑的地位岌岌可危,各个器官看心情给大脑表态。

以乱之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甚至可以怀疑,藩镇割据,就是大唐最高统治者的最好设计,因为大唐的盘子太大了,反噬是必然的,唐玄宗面临的局面,是李世民也没有过的,如果让李世民选,李世民可能不会把步子走得那么快。

集节度使、采访使、度支使、营田使、团练使于一身的节度使,就开始考虑世袭了,河朔三镇被称为大唐割据的标志性地带,就是因为完全失控了,这个地方的刺史随便节度使处置,朝廷派来的官员十有八九都是送死,也难怪后来宋朝文人对武官打压得那么狠。

这属于是跨时代报复。

大致说完唐朝节度使,再说说清朝总督。

清朝总督是最顶级的封疆大吏,在巡抚之上,管理一个或者数个省的各项事务,这里面,也是包括军事的。

在常规的职能上,总督比节度使厉害了,但可惜的是,唐朝的节度使,都是不正常的节度使。

那么总督有没有能力作乱呢?

其实总督被限制得跟木偶人一样。

总督虽是坐在地方最高的位置上,但是他的下线,却不是他能完全掌控的。

巡抚低于总督,但完全忠于皇帝。

可总督也好、巡抚也好,地方的“监察制度”、“财政大权”,不在他俩的手中,而是在“按察使”、“布政使”的手中。

按察使和布政使说是总督和巡抚的“副手”,可事实上也是隶属于中央,总督把手伸都伸不到他们身上。

以康熙雍正年间的西南西北动乱为例,当时西南西北有总督,有巡抚,也有“提督”,著名的岳家人,前前后后就是在这几个职位打转,偶尔是他们制衡别人,偶尔也被别人制衡。

总的来说,掌权的不掌钱,掌钱的不掌兵,掌兵的要听话,想造反,门都没有。

可清朝总督就没有也跟唐朝节度使一样,“非常规化”的时期吗?

还别说,真的也有,太平天国时期,两江总督,就曾达到过这个境界。

太平天国当年星火燎原,打得满清统治者晕头转向,也是这个时候,湘军出世。

湘军的建立,得于曾国藩的组建,而湘军的组建模式,其实跟安禄山当年走的路子是一样一样的。

曾国藩深知清军的弊端在哪里,制度陈腐,思想臃肿,等到清军团练完,再经过磨合,洪秀全都当皇帝二十多年了。

于是曾国藩以湘乡一带的农民、儒生、江湖人士等等各种各样的人组成大军,这支军队凝聚力极高,大家讲的都是湖南话,甚至有的还是亲戚,这种亲军的一体化,是自古以来少有的。

湘军大发神威,在太平天国最威风的时候打得太平天国发懵。

后来咸丰开心坏了,给曾国藩加官晋爵,旁边的军机大臣看得都怕了,他提醒咸丰皇帝,你现在给曾国藩这么高的位置,就怕他有了名正言顺的地位造反啊:

“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跚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

难道咸丰不懂这个道理吗,他懂,但他当时的状态和唐玄宗一样,根本没有办法了,有办法没人会让权。

这还不算完,太平天国第二次把江南大营按在地上打的时候,咸丰只能再加重湘军的权柄,给予曾国藩两江总督的位置,并且让他管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四个省的军务,这个时候的曾国藩,达到了大清汉人官员的一个巅峰。

以曾国藩为节点,后来的大清众多封疆大吏,都是曾国藩的人,可谓是军权、政权、财权一手抓。

而两江总督这个位置,慈禧玩过手段想要拿回来,却发生了“刺马案”,两江总督牢牢掌握了大清快百分之三十的财富,中央毫无办法。

强势的湘军集团让满清统治者头皮发麻,当时打下太平天国,据说有一笔两千万两的白银被缴获,可是满清朝廷都不敢查,问都只是能是开玩笑的问。

实际上这个时候的湘军,已经颇有当年节度使的意味了,那为什么曾国藩不造反呢?

曾国藩不造反,只能说是大清皇权集中制度下最好的一种结果,说白了,大家强势可以,但造反就算了,不是能不能做到的问题,而是骨子里的一种思维习惯,已经学不会造反了。

但事实也是湘军曾经要慈禧看着他们的脸色行事还不敢乱批评,作乱的能力也是完全有的,之所以造成这种失控的局面,就是为了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理由跟唐玄宗等人,都是一样的。

因此看待唐朝节度使和清朝的总督的权力问题时,要从“常规”和“非常规”的两种状态去看,常规的情况下,没有人能造反,也没有皇帝设计了一个会让人造反的制度,皇帝不是傻缺,能造反的不是职位本身,只是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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