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南北朝-孝文帝改革的历史背景

北魏从拓跋珪传到第六代时,又出了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卓越人物,即孝文帝拓跋宏。

他与他的前辈不同,武功虽不显赫,政治上却很有作为。

在他的一生中,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活动,史称为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的改革,有他面临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寻觅革旧布新的对策。

北魏在中原建立以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即如何处理这一广大地区的民族关系,其中包含如何对待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汉族的文化问题。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北魏统治者政治野心的增长,这一问题就愈益突出。

是继续保存拓跋氏旧的社会制度和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捐弃旧俗,接受先进的文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获得新生,北魏的统治者必须作出抉择。

马克思在谈到民族问题时,有一段很精彩的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0页)。

北魏走汉化的路,可以说桌历史发展的必然。

孝文帝的改革是历史的产物,其改革思想是顺应历史的发展的。

据史书所载,文成帝时,就已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

孝文帝即位前后,情况更为严重。

据统计,自471年到481年,仅仅十年间,就爆发了十八次人民反抗斗争,造成人民起义如此繁多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其一,统治者不仅本身穷奢极欲,而且还纵容整个官吏集团肆无忌惮地剥夺人民。北魏自建国以来,没有实行过俸禄制度,带有强烈的原始掠夺色彩,一出战就命官兵尽力掠夺,战胜归来,将掠夺之物予以瓜分。北方统一后,与南朝战争暂告平息,官兵无法再从战争中获取财物,就将贪婪的魔爪伸向北方人民。孝文帝在一份诏书中透露:“诸州刺鬼牧民之官,自顷以来,遂各怠慢,纵好纳贿,背公缘私。致令贼盗并兴,侵劫滋甚,奸宄之声屡闻。”(《魏书 高祖纪二》)

南朝人士也指出:“北境自染逆虏,穷苦备罹。徵调赋敛,靡有止已。所求不获,辄致诛殒,身祸家破,阖门比屋。”(《宋书 谢灵运传》)

官吏贪赃枉法,成为北魏政治的一大弊病。

其二,北魏统治者带有强烈民族压迫色彩的残暴统治,使人民,尤其是汉族人民无法生存,不得不揭竿而起。

北魏“禁令苛刻,动加(诛”(《南齐书 王融传》)。

拓跋珪晚年,视残杀为乐事,“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魏书 太祖纪》)。

对北魏政治颇有贡献的几个汉族大臣,如崔逞、雀浩等,最终都逃说不了被杀的厄运。

北魏每次出战,都“驱夏人(汉人)为肉篱”。汉人成了魏统治者残暴驱使、蹂躏的对象。

其三,农民起义与土地问题也颇有关联。

北魏连年对外用兵,壮丁征发,田地荒芜,出现了“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的凄凉景象。有权势的地主乘机霸占良田山林,实行土地兼并。

失去土地的农民四处流离,就连京师附近也“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魏书 韩腆麟传》)。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造成一系列社会动乱。

北魏中期,许多农民起义都与之有直接关联。

所有这些原因,都具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二重性,同一般的农民起义原因不尽相同。

对于国内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北魏统治者一直采取镇压政策。

延兴二年(473)颁布了以镇压人民起义作为官吏升迁标准的诏令,规定:“县令能靖劫盗者,兼治二县,即食其禄;能靖二县者,兼治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二千石能靖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迁为刺史。”(《资治通鉴》卷一三三)但尽管如此,农民起义还是此起彼伏。

严酷的事实不能不引起北魏统治者的苦恼,迫使他们中有见识的人另求统治之策。也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孝文帝进行了改革,坚持走汉化的路,

一方面既是要改革政治、经济上的落后状态,

另一方面也是要缓解与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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