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镇兵变,军事外包促使明朝主动剿杀戚家军

万历二十一年末朝鲜战役中场暂停,明、日双方开始议和后,出征的明军就陆续撤回国内。原属江浙的“南兵”吴惟忠部,也就是通常被称为“戚家军”的部队,也奉命调回并驻蓟镇以防朝鲜有变。

但是到万历二十三年十月,因为军饷拖欠的问题,“南兵”与蓟镇总兵王保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在十月二十日,王保以“南兵”将兵变为由,将他们骗到演武场诱杀。

万历二十三年十月,己未,防海兵以要挟双粮鼓噪,蓟镇督、抚、道臣擒其倡乱者正法,余党尽驱南还,奏闻兵部覆请,报可。

《明神宗实录》

上文中所说的南兵“挟双粮鼓噪”是什么意思呢?

万历年间朝廷募兵的军饷大概是每兵每年十八两白银,不过这只是和平时期的饷银,遇战事一般都要临时加钱。为鼓舞南兵赴朝作战,当时的经略宋应昌将南兵的军饷翻了一倍提高到四十三两。

万历二十一年宋应昌因为反对议和,被召回并解职,这就导致他许诺给南兵的双倍军饷没人执行了。不但未付的部分没了着落,更重要的是随着战事的暂时停止,继任的官员们也不认为有必要继续双倍支付。

对于明朝的募兵而言,当兵就是为了赚钱,现在拿不到之前许诺的军饷,怎么可能不心生怨气?除了军饷之外,还有个更让南兵愤懑的问题 –军功封赏

首先南兵入朝作战的很多军功被上层官僚们为平衡各军镇利益而强行剥离,例如平壤首登之功就被李如松强行分给了辽镇。其次算在他们头上的军功也迟迟没有兑现,宋应昌在卸任交接的时候就此事专门提醒过内阁首辅王锡爵:“平壤首级大功未赏,各军志意似不如前,是人事不在我,幸相公留意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南兵因不满情绪而聚众索要军饷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士兵聚众索要军饷,在朝廷眼中还有另一层意思。

从神宗十年到二十三年,明朝几乎是年年都有兵变。例如杭州兵变、广东罗定兵变、四川建武兵变、浔阳兵变、甘肃兵变等等。这些兵变基本都是由于拖欠军饷导致的,就连刚刚结束的宁夏战役(万历三大征之一),实际上也是拖欠军饷诱发的。

王保说“南兵将变”也正是基于以上事实的推论。这种有罪推定虽然现在看来是在乱扣帽子,但是在明朝却很有市场,朝堂内的互相弹劾基本都是这个套路。因此在朝廷也不认为王保是在危言耸听,但不正常的是王保的处理手段。

明朝时官兵聚众索饷闹事,地方官员和朝廷一般都会以抚为主,因为理亏的本来就是朝廷。即便是要动手,往往也只是捕杀煽动、为首者,余众不问并一定程度地补饷以平息事端。但是王保对索饷的南兵采用的方式却异常残酷:

平壤南兵撤回时,以王赏不给鼓噪于石门寨。总兵王保与南兵有小忿,遂以激变耸惑军门,千三百名保尽诱杀之。

《两朝平攘录》

吴惟忠部是一个营的编制,满编的话也就三千五到四千人之间,王保一次性就杀了三分之一。不要说古代即便是现代,一支部队一次性损失三分之一也是毁灭性的打击,基本可以说完全丧失战斗力了。

王保虽然是总兵官,但是明朝中后期武将在朝堂严重失势。对军队士卒这种规模的公开杀戮,王保没有权力也没有胆量独自干。只能说他也就是奉命行事罢了 --“蓟镇督、抚、道臣擒其倡乱者正法”。那么蓟镇的督、抚以及道御史们为什么要置南兵于死地呢?

搞清楚明朝后期明军如何组成,以及戚家军和明朝北方边军之间的区别后就大致可以明白其中的原因了。

戚继光自龙山、岑港之后,痛感卫所制的败坏,因此奏请朝廷编练新军 –戚家军。对于戚继光而言,明朝卫所制的败坏,主要是两个问题。

其一是人不行。因为卫所军士的屯田被圈占,无以为生的军卫士兵纷纷逃军,留在卫所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这些老弱病残即便是补足军饷并训练,战斗力也不会提升太多。

其二还是人不行。明朝的军功世袭制度,导致卫所将领基本都是世官(世袭军官)。不是说世官就不行,毕竟戚继光本人就是世官。但是世袭制度会导致内部基本无竞争,而大多数人尸位素餐,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而且这些世官家族百多年的沉淀经营,让他们在军队上下构建了极其复杂的关系网。戚继光也没有能力去撼动他们。

从古至今军队的灵魂都不是处于顶端的统帅(不然戚继光就不会在龙山差点沦为俘虏了),而是遍布全军的将官系统。戚继光坚持重新募兵而不是在明军中选优编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不想要卫所里的垃圾将官。

注:吴惟忠就是戚继光从第一批招募的新兵中提拔出来的。

戚家军的战斗力和实际战斗表现,说明戚继光的选择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朝廷而言却有个隐患 –铁板一块的戚家军是戚继光的私军,朝廷除了通过军饷来约束戚家军之外,没有别的手段来影响和控制这支部队。

这相当于朝廷将部分军事任务外包给了戚继光,但是这种外包不同于其它的外包。因为承包者是最具破坏力的军队,这不是结算工资就可以打发掉的。所以朝廷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考虑,都会保有相当的戒心。

我们再来看看朝廷是怎么控制北方的边军的。因为卫所的崩坏,明朝北疆的边军很早也步入了募兵时代。并且募兵也是由军镇将领负责管理、指挥,朝廷也只是通过勘合人数核算军饷来间接控制,实际上也相当于朝廷将御边外包给了军镇的将领。

不过北方各军镇,是以原军官系统为基础扩展而出的“家丁制”。各级军官均有自己直属的家丁,有能力的“家丁”还可以招募隶属自己的家丁,而家丁是只听命于自己家主的私人武装。

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明朝军队的一个特有现象 –以小制大,也就是将领不会越级指挥。举个例子,一个军镇的总兵官作战时需要调右协参将麾下某游击参战,如果这个游击是右协参将的“私人”,正常情况下总兵官就不会直接命令该游击,而是通过右协参将调用该游击出战。

这并不是总兵官摆什么官架子,而是军队严重的私军化,导致上官分派任务时也必须考虑下属是否会同意。实际上即便是总兵官直接命令该游击,这个游击也会先请示右协参将是否执行命令。

在第一次朝鲜战役攻克平壤城后,南军游击王必迪当着全军将领的面责难统帅李如松言而无信,不发之前许诺的首登奖银(战前李如松许诺“先上城者与银三百两或授以都指挥佥事”)。

王必迪敢这么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明军中“以小制大”的规则,李如松无法绕过吴惟忠直接对付王必迪。而且这种官司打到朝廷去,朝廷也会拉偏架向着“小”的一方。

因为这个现象,导致明朝北疆各军镇中基本出现不了能够完全控制全军的人。山头林立虽然会减弱各军镇的战斗力,但是对于朝廷而言这却是安全的,朝廷可以依靠军镇内部的互相掣肘而控制整个军镇。

这两相一对比,就能看出朝廷更喜欢、信任那种部队了。

隆庆朝后,戚继光被转调北疆防御蒙古。在北方经历实际战斗后,戚继光也确认蒙古人并不可怕。他认为明军只要编制、训练得当,战胜蒙古并不是什么难事。因此他上疏朝廷,称只要朝廷愿意让他以戚家军为模板编练数万新军,他可以荡平北虏、永绝后患。

先不说朝廷有没有钱给他训练出数万雄兵,朝廷想得更多的是戚继光训练出数万戚家军后是北上征虏,还是南下京师谋叛?如果不是朝堂里有张居正保他,只怕戚继光当时就被治罪了。

戚继光的这种搞法实际上也激怒了北方军镇里的世袭将官们,因为戚继光的方法一旦扩展则意味着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将会失去一切。正是这种仇视让王保在关键时刻选择了落井下石。

南兵最初找王保索要欠饷和军功封赏时,并不是王保完全不想给钱,其实他手头上也没那么多钱付。因为很多时候,朝廷的就不是全额放发饷银和赏赐,这本来就是朝廷制衡、压制军镇武将的一个常规手段。后来矛盾激化后,对于王保而言既然不能足发,那就干脆不发全留给自己。

所以王保并没有常规地选择先发一部分欠饷缓和矛盾,而是借这个机会玩了一个招阳谋,拖着不发,诱骗南兵闹事。然后向蓟镇督抚们汇报,南兵因索饷将兵变。对于这些地方大员而言,之前的兵变历历在目,怎么欠饷已经不是重点,扑灭可能的兵变才是重点。

虽然事发后有官员质疑过王保的行为,但是更多的官员考虑的是南兵的威胁,对他们而言即便是错杀也无所谓。因为长期的外包,让这些官员不再视这些明军是明军,而视他们为朝廷的隐患。即便这次不反,下次也会反。所以杀之不但无过反而有功。

给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时言南兵未尝反,保纵意击杀,请遣官按问。巡关御史马文卿庇保,言南兵大逆有十,尚书石星附会之,遂以定变功进保秩为真,荫子。督抚孙幰、李颐等亦进官受赐,时论尤之。

《明史·王保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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