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黄维在北京突然离世,外界议论纷纷,女儿不服说了一句实话

1989年3月20日,原国军将领黄维深夜在北京离世,终年85岁。

一时间,外界议论纷纷。

黄维于14年前被特赦,此后受到国家照顾,一直在北京工作,还曾担任过政协委员。但与此同时,他也跟中国台湾方面的不少昔日同仁,保持着不错的关系。就在离世前两个月,黄维还不顾年高,特意赶到中国香港,与那些老朋友见面。

更让人吃惊的是,他在死前甚至还提出:希望到中国台湾走一趟。对于他这一请求,大陆的领导们是支持的,毕竟他的走动有利于祖国统一。同时,我们也欢迎在中国台湾的老兵、老将领们回大陆来探亲。

只是,虽然当时海峡两岸可以走动,但两边都需要办一些手续。而就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黄维却突然离世,这自然会引起很多人的不解。

于是,类似这样的议论便“发酵”出来:

有人说,黄维是因为要去中国台湾,太过兴奋和高兴,以致心脏病突发,所以才在深夜突然离世;

也有人说,黄维摆明了是至死都想去台湾,是顽固的“榆木”脑袋;

更有甚者,认为黄维其实就是想去台湾定居,就是不肯安心在大陆待着;

对于父亲死后的这些议论,他的小女儿黄慧南不服气地说了一句大实话:

我想,也许父亲是一个失败者,却不是一个对国家对民族没有感情的人。

黄慧南会这样说,当然不是毫无理由的。她还提起了两件事,证明父亲最终是改造好了的,是站在了光明的一面的。

本期,笔者要跟大家说的,就是黄维身上发生的这些事:

他到底是怎么死的?死因究竟为何?

在死前,他是否真心悔过了?

女儿黄慧南提起了哪两件事?

相信大家读完后,会对黄维有一个更深的认识。

一:被俘后,曾让我军工作人员头疼不已

黄维是江西贵溪人,1904年出生,曾就读于师范学习。毕业后,成绩极好的他回到老家当了个小学老师。对于彼时的黄维来说:教书育人,领薪水过日子,就是最好的生活。

偏偏那个世道容不下他这样的人,跟当地恶霸乡绅斗了几回后,他很快就在学校失去了立足之地。20岁那年,远走他乡的黄维考进黄埔军校第一期,一度成为那个年代的“天之骄子”。

那时候的黄维,自以为遇到了两个“贵人”,一个是校长蒋介石,一个是后来的上级陈诚。

陈诚提携黄维,一方面是觉得他跟自己经历很像,都自诩为读书人;另一方面,是因为两人都曾因身材矮小,被人嘲笑过。当然,更重要的是:在派系众多的国军内部,陈诚需要培养属于自己的势力。

而蒋介石看重黄维,则完全是因为他是个很容易被控制的人。他背景简单,身后没有白崇禧、李宗仁等派系的影子,这样的“书呆子”自然很快就入了老蒋的“眼”。

因为此二人的青睐,黄维升得极快。24岁,他就成了第11师团长,29岁就成了中将师长,32岁被送到德国深造。“火箭般”的升职速度,无疑让黄维飘飘然起来。当然,与其得意一同增长的,还有他所谓的“忠心”。

1948年9月,蒋介石在节节败退中,组建了12兵团。对于兵团司令的人选,蒋介石在深思熟虑后,还是想到了黄维。于是,他连下了三次召见令,让黄维速速前来。

当时,黄维正在外办军校,这是他一直想做的事,因此一开始并没答应。后来,还是陈诚劝他:“如果你不干,当年你辛苦培养的18军就会被白崇禧抢走!”

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各项安抚“招数”也都用上了,在这样的恩威并施下,黄维匆匆上阵。临别时,他还特意跟老蒋说了一句:打完这一仗,我还是要回去办我的军校的!

只是,黄维没想到的是,等待他的是彻底的战败。

1948年冬天,黄维被俘,12兵团几乎是全军覆没。黄维的军事生涯,就此结束。而负责战犯管理的工作人员,也迎来了最令人头疼的顽固分子。

被俘后,黄维对于解放军的安排,一律不予配合。当时,12兵团的高级将领们,都被安排给杜聿明等人写劝降信。期间,工作人员是好话说尽,到最后别人都签了,只有黄维不肯签。

后来,工作人员让黄维接受记者采访,讲一讲自己被俘后的心路历程。当记者问道“你为什么不早点投降”时,黄维直接火了,拍着桌子说:“没有苟活的将军,我为什么投降?我要战斗到一兵一卒!”

顽固至此,着实令人无奈。而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他认为蒋介石和陈诚对他有知遇之恩。为此,他甚至还在功德林,跟学习小组组长邱行湘打过一架。

邱行湘曾是陈诚的部下,在战犯管理所表现良好,并担任了学习小组长的职位。这让黄维颇为不爽,他指着邱行湘的鼻子大骂,说他不该对不起陈诚。

邱行湘也是个火爆脾气,哪里容得下他这样撒野,于是当即说出了黄维的一段“尴尬事”:

当年34岁的黄维刚刚当上军长,蒋介石曾送过他一张照片,留作纪念。老蒋爱给人送照片的事,在国军内部已不算什么大新闻,偏偏给黄维的这张照片背后,写了几个字:培我将军存念,蒋中正。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黄维的字号是“悟我”,老蒋这是写错字了。但黄维却觉得:不,这不是错别字,这是校长看重我,要栽培我啊!于是,后来黄维索性就把自己的字号给改了。

这件事,让邱行湘等人很是瞧不起他。于是,在功德林,邱行湘便反击道:“为了巴结上级,连自己的名字都能随便改的人,有什么资格说我!”

这句话,说得黄维恼羞成怒,两人便直接扭打在一起。幸亏管理人员及时赶到,不然非得打个你死我活不可。

二:带着“永动机”的美梦特赦

日子一天天过去,工作人员对自己的好,黄维也是看在眼里的:

他病了,工作人员会去给他找医生、找最贵的药,想尽各种办法给他补营养;

他在外的孩子,国家给他照顾得好好的,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

要知道,这可是当年杀害过我军无数战士,并在解放战场上使用过毒气弹的敌军将领。咱们能做到这样,黄维还有什么好说的?于是,有一回,黄维便特意问管理所所长:何必把时间浪费在我们这些没有意义的人身上?

其实,从那时候开始,黄维内心就已经明白:哪一方才是正义之师。此后,不再处处找茬的黄维开始把精力都投入到“永动机”的发明上。

早前在河北关押时,黄维曾在当地茅草房外看见过一口水井,每天都有人拉辘轳接水。于是,黄维便琢磨:要是能发明一个永动机,那不是造福老百姓吗?

正好,在战犯管理所有这个时间,黄维便如饥食渴地学习、并研究起来。管理所的同志们,曾把他的想法呈给科学院,所有科学家都告诉黄维:不可能的!别做了!

此后,为了阻止黄维,大伙儿是想尽了办法。孩子们来探望他,也总是不忘给他提上几本科学著作,告诉他:“书上都说不可能!”黄维气极了,直接把书扔到地上。

后来,郭沫若去管理所时,又出于一片好心,再次把黄维的图纸拿给科学家查看。最后得到的结论也是一样:不可能。但这一切,都没能让黄维死心。

多年后,我们再来看黄维对“永动机”的执着,会发现两个问题:

其一,黄维的固执之下,其实是在逃避,毕竟上过师范类学校,身边所有人都告诉他“这行不通”,他这样做无非是内心开始动摇,明白当初自己走错了路,并希望以此来逃避现实;

其二,虽然傻得离谱,但他的出发点是好的。

1975年,已经71岁的黄维终于被特赦。

这是最后一批战犯,也必然是最顽固的一批战犯。我军对他们的态度是非常友好的,他们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回老家、去中国香港、去中国台湾、去海外,都行。

当时,陈士章、蔡省三、张铁石等10人,直接提出了:我们要去台湾。

他们原以为,自己早前毕竟立下过汗马功劳,到台湾自然会受到优待。但结果却让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中国台湾方面根本不相信他们,并以“间谍”为由拒绝他们入台。最后,张铁石居然想到了“以死明志”,但中国台湾方面仍然不为所动。

此后,其他几个人中有些觉得没脸再回中国大陆,去了香港和美国。愿意再回大陆的,仍然受到了我军的照顾。

与他们相比,黄维的选择显然要明智得多:他提出跟妻子儿女回江西老家。但考虑到他年纪较大,孩子又在北京生活和工作,我军还是建议他留在北京,并给他谋了一份好差事:当文史专员。

当时,他的工资达到了200元每月。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样的收入水平,妥妥的高薪了。

三:到底是怎么死的?

人心都是肉长的,张铁石等人什么结局,自己又是怎样,黄维怎么可能不感动。此后,他在文史馆兢兢业业,他曾跟关系较近的文强多次提起:

趁我生活尚能自理,神智亦还算清明,一定要为和平统一祖国事业献绵薄之力。如不能达到此目的,我会引为终身遗憾……

为此,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黄维曾积极跟中国台湾的昔日老友联系。并曾多次前往香港,跟他们周旋,希望他们能在中国台湾发挥自己的力量。毕竟是黄埔一期校友,又曾担任过兵团司令,黄维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1989年,黄维打算去中国台湾走访,其目的仍然是为祖国统一奔走。那为何会在3月20日突然离世呢?关于其中细节,其女黄慧南是最有发言权的,她是这样描述的:

在离世前一天,黄维曾去参加一个会议。早前,为了会议提案,他一直在努力准备。同时,这段时间里我军又给他安排了更好的住处,他又忙着搬家,并事事都要亲历亲为。80多岁的人了,忙前忙后,突然就觉得身体不适。

于是,黄慧南便带着父亲去北京协和医院检查。医院当时就查出他身体不太好,便把他留下来住院了。

当天晚上,协和医院特意派出了一位很牛的老专家,让他专门负责治疗黄维。到了夜里,黄维见老专家累得不行,便和其他护士们一起劝他:您早点回去休息吧!

事实上,老专家走的时候,黄维的健康状态还是很好的。临走时,老专家还特意叮嘱,让他在医院多住几天,以免病情反复。遗憾的是,当天晚上黄维突然心脏病发作。

对于那些认为“黄维是因要去台湾兴奋至病发”的说法,黄慧南不能接受,她提到一点:

父亲去台湾前后准备了大半年,两边都要办手续,他不是突然接到通知要去的!

既然不是突然接到通知,那这种种议论也就站不住脚。

四:黄慧南提起两件事,证明父亲晚年是想通了的

黄慧南是黄维的小女儿,从小在中国大陆生活,也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子。

当年黄维还关在战犯管理所时,在上海读高二的黄慧南,就曾被老师叫出去,希望她能去看看父亲。当时,她还不能接受有个战犯父亲,于是当即拒绝:我不去!

后来,还是老师和我军苦口婆心地劝解,让她明白她父亲虽然犯过错,但在抗日战场上也曾立下赫赫战功,黄慧南这才愿意跟父亲接触。

黄维1975年被特赦后,黄慧南与父亲朝夕相处,因此她是有发言权的。在父亲离世后,她提起了这样两件事:

其一,黄维曾拒绝中国台湾方面的27年工资

因为黄维的四处奔走,中国台湾方面看到了他的影响力,便有意拉拢他。期间,他们曾向黄维许诺:我们会补发你27年工资,只要你离开大陆,去第三地。

所谓“第三地”,其实就是海外。

在台湾方面看来:只要黄维离开了大陆,那他的影响力就会减弱。至于那27年的工资,就算是奖励了。

对此,黄维是断然拒绝的,他给出了两点让对方无法反驳的理由:

共产党对我有恩,一是没有杀我,二是把我的家人也照顾得挺好的,儿女们都受了教育!

不得不说,黄维把话说到了点子上。咱们只说这第二点。当年杜聿明的长子在1949年,跟随母亲去了中国台湾。结果却因老蒋不愿意给他贷点款读书,而在美国自杀而亡。此后,杜聿明之妻恨透了蒋家人,借去美国探亲秘密回到了中国大陆,与丈夫团聚。此后,夫妻俩至死都不愿意再入台。

黄维拒绝27年工资,说明他确实看清了很多事。

黄慧南说的第二件事,是父亲在方志敏墓前的忏悔。

1977年10月,参加完国庆活动后,黄维回了一趟江西。在女儿的陪伴下,他参观了南昌革命烈士纪念馆。随后,已经颇为疲倦的黄维提出:我还要去参拜方志敏!

当时,很多陪同的同志都不知道:黄维和方志敏曾是相识多年的老熟人。

当初黄维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少年时,就早早地认识了年长5岁的方志敏。两人当时都是进步青年,黄维对各方面都比自己优秀的学长方志敏,佩服得是五体投地。

方志敏看他是个人才,又是鼓励他搞革命,又是鼓励他考黄埔军校。可以说,如果没有方志敏的肯定,黄维大概率是不会走上从军的道路的。

当时,两人都通过了初试,但方志敏因为组织上安排了其它重要任务,不得不放弃复试。此后,这对昔日的好兄弟便越走越远。

1935年,年仅36岁的方志敏被反动派杀害。好兄弟之死,并没能让黄维及时醒悟,那时的他早已是蒋介石跟前的红人。

直到1977年这次回到江西老家,已明白是非的黄维,才想到要去祭拜方志敏大哥。当时,江西省的陪同同志都劝他:您一把年纪了,今天又累了一天,可以改天再去?

黄维却固执地认为,不去祭拜方大哥,他良心难安。于是,当天傍晚时分,黄维终于站在了方志敏墓前。当着众人的面,他一共鞠了三次躬,并深深地忏悔:“您期望我成为一个将军,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我对不起您啊!”

这样的忏悔,令众人无不动容。全程陪伴父亲的黄慧南相信:那一天,父亲的眼泪不会有假。

尾声:在所有国军将领里,黄维是一个性格很复杂的人。他自负、顽固、清高,他曾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与正义之师为敌。但晚年,他终是悔悟了。

正如其女所言,在某些方面他确实可能是一个失败者,但却不是一个对国家对民族没有感情的人。而让他从助纣为虐到最终找回初心的,是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是在他晚年处处把他当成抗日将领尊重的善良的人们。他能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活明白、活通透,对黄维的家人们来说,是一件欣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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