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想起了方孝孺

方孝孺

文 | 陈行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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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段时间读了几本关于明成祖朱棣功业的书,感触强烈而绵延不绝。在所有的感触中,最突出的当然是对朱棣在“靖难之役”中表现出来的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在治理和经营国家中展现的雄才大略以及在屠戮建文旧臣的血雨腥风中令人发指的凶残与暴戾。

掩卷沉思,一个大写的巨人突兀在眼前,我的精神几乎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这种精神亢奋自然而然要向情感领域蔓延,我禁不住对自己说:“回去一定看看他。”当时我在离故土万里之外,而我在北京的时候,去参观过定陵,却没有参观过朱棣的埋葬地长陵,如果回去,我想我是一定要去长陵看看他的,不为别的,也不是拜谒,只为向这位曾经活得轰轰烈烈的人表达我的敬慕。

然而在这澎湃的激情深处,却一直有一种东西隐隐约约在我的理念世界里徘徊,有时候我甚至听到它劝告我说:“冷静。”于是我就想办法让自己冷静下来。在冷静下来以后幻化出来的精神图景中,不知道为什么,另外一个人忽然突显了出来,他站到我面前,目光凄然地看着我,说:“你不记得我么?你对我就没有什么想法么?”

这个人是方孝孺。

我顿时默然,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对他说:“我当然记得你,我对你当然不是没有想法的。”

不仅不是没有想法,想法还挺多的,甚至可以说,太多了。

2

洪武年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立储这件事情上很费了一番周章。

麻烦不在于立谁为太子,因为这时候立太子问题已经解决了,那就是他的长子朱标。朱标跟他爹不一样。朱元璋出身贫寒,几乎可以说是从饿殍中爬出来的,因此没有机会读书;而他的一生,更可谓是金戈铁马,叱咤风云,他是在千千万万人的血泊中建立起明王朝的。到了朱标这一辈,由于有了“江山”这个好东西,他就不必挨饿,不必征战,甚至可以在安逸的宫廷生活中接受系统的儒家传统思想教育了,而在儒家传统思想中,从来没有暴戾和杀伐的位置,有的只是仁义、忠厚,是温良恭俭让。儒家思想在塑造太子人格上发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这孩子跟他爹在性情上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使朱元璋很纠结,担心性格柔弱的朱标无力应对宫廷政治中深邃到不见底的人性幽暗,无力应对江山社稷中无处不在的波诡云谲和血雨腥风。

吴晗先生在评价这对父子时说:“老皇帝主张以猛治国,运用法庭、监狱、特务和死刑震慑官民,使人知惧而莫测其端,皇太子却大讲其周公、孔子之道,讲仁政,讲慈爱,杀人愈少愈好;老皇帝要用全力消灭内部的敌对力量,巩固皇家统治,皇太子却要照顾将相过去的汗马功劳,照顾亲戚情谊,兄弟友爱,向父亲说情争执。一个严酷,一个宽大;一个从现实政治斗争出发,一个从私人感情出发;父子俩的分歧日渐扩大,有时也不免发生冲突。”(吴晗:《朱元璋传》,三联书店,1965年2月)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朱元璋除了继续屠戮功臣将领,以消除对太子未来任何潜在的威胁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办法。当然,作为父亲,他也想到得管管这个孩子,引导朱标也像自己那样深谙国家政治的残酷机理,不要被妇人之仁所束缚,于是有一天他别出心裁,把一根带刺的木棍扔到太子面前,让他捡起来。朱标不知道父亲啥意思,显得有些犹疑和畏惧,不敢去拿那根棘杖。朱元璋这才说:“你也知道木棍有刺不好拿吗?我现在想方设法把木棍上的刺都给你弄掉,将来把它交到你手里,你不就好使唤了吗?”

朱标看着父亲,似乎仍旧没有领会父亲的一片苦心。

朱元璋接着意味深长地说:“我杀的都是将来有可能给你带来危险的人,只有把朝廷内部整理清楚了,你才好当这个家啊!”

没想到太子完全不领情,犟嘴道:“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意思是如今朝廷上下人人自危,每个人都活不安生,全都是你一再宣扬和坚持“以猛治国”的结果——这差不多等于是在奚落和批评他爹了!

由于龙袍在身而变得异常跋扈的朱元璋哪里受得了这个?真可以说是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暴怒到恨不得连自己也打一顿,抡起身边的一把椅子就砸向了朱标,朱标赶紧逃掉了。

朱标

读者完全可以想象,即使发生这样一场冲突,朱标的性情也未必就会有多大的改变,这就应了“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这句话了。因此,老皇帝朱元璋继续着他的忧虑,继续着他对功臣将领的大面积屠戮,就连为他夺取江上力挽狂澜立下汗马功劳的第一开国功臣、一直为他主持北边军务的大将徐达(朱棣的岳父)也没有逃脱他的毒手,病中被朱元璋御赐的一只蒸鹅断送掉了性命,可谓杀人于无形。

太子朱标“温文儒雅,慈仁殷勤,颇具儒者风范,而且还虚心求学,对宋濂等人言必称师父,后宋濂一家牵扯进胡惟庸案中,朱元璋想处死宋濂,经马皇后及太子力保,才得免一死。”(姜凤歧:《试论朱元璋对太子的教育》,《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明史》也说:“太子为人友爱。秦、周诸王数有过,辄调护之,得返国。有告晋王异谋者,太子为涕泣请,帝乃感悟。帝初抚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及沐英等为子,高后视如己出。帝或以事督过之,太子辄告高后为慰解,其仁慈天性然也。”(《明史》卷一百十五)

遗憾的是,朱标没能等到坐到龙椅上,就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病逝了,这一年他37岁。同一年,朱元璋立朱标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后者成为了大明唯一有权继承皇位的人,而这一年朱允炆才刚16岁。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以71岁高龄病逝,21岁的朱允炆继皇帝位,是为建文帝。

建文帝朱允炆从教养、气质、性格上都活脱脱承继了父亲的特点,他父亲朱标看到的东西,他一定也是看到了;他父亲怀抱过的理想,也一定是他的理想,以后上演的一幕幕大戏,都与此有关。

3

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一个有机体,某个部位的疼痛或者病变,一定会通过某种途径向其他部位传导,并最终给整个机体造成损害。朱元璋大概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一厢情愿所做的“削刺”的工作,为他的后世江山埋下了极为危险的种子——他刚刚过世,就爆发了燕王朱棣从北京发起的以夺取皇位为目的的“靖难之役”,而朱元璋亲手将皇位交到其手里的皇太孙朱允炆值此生死存亡之际,拜他爷爷残暴屠戮之所赐,朝廷中竟然没有像样的良将可供驱使,在军事上替他阻挡一下他四叔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只能一败再败,只能徒然地等待着英勇善战的燕军在与燕军早有勾结的大将李景隆的配合下攻入南京金川门,只能在一场莫名其妙的宫廷大火中“不知所终”(《明史卷四·恭闵帝本纪》:“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从而结束他短短四年的皇帝生涯,一个新的皇朝——永乐朝——轰然有声地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上,轰然有声地拉开了大有作为的帷幕。

我们有理由认为,朱棣所发动的这场标准意义上的军事政变的种子,事实上是在朱元璋残酷屠戮功臣的那一刻埋下来,并在他死后迅速起根发苗,演变成为几乎可以说是旷古未有的巨大社会变动的。仔细审视你就会发现,这里有一条潜藏在历史运动深处的逻辑线,把这一系列看上去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事件串联在了一起:朱元璋将功臣良将屠戮殆尽,致使边境尤其是面临蒙元残余势力侵扰的北方军事空虚——他也就只能、也可以说不得不将最重要的地盘分封给他的儿子们,让亲生儿子肩负起藩护中央政权的重任——这就导致尤其是燕王朱棣这样可以独当一面的藩王非正常地拥有了重兵——朱元璋在世时,藩王似乎都还比较安宁,也的确在军事上起到了维护中央的作用,朱元璋一旦过世,争夺皇位的残酷斗争马上开始,这就意味着拥兵自重的藩王必定会对继任皇帝(建文帝)形成即刻的威胁——建文帝偏巧又是一个平庸迂腐没有大作为的人,虽然出于自我防护的本能在齐泰、黄子澄等几个重要朝臣的怂恿下搞了很大一阵子“削藩”运动,由于战术运用上举措失当,屡犯错误,成效并不大,反倒激化了中央政权与藩王的矛盾。其结果就是燕王朱棣在北京以区区八百军士起兵,“以一隅抗天下”,最终用三年多时间攻进南京城,完成“靖难之役”,成功地从他侄子手里夺取了皇位。

我们说的这条逻辑线,在哲学上就是因果,在实践上就是规律,在卜筮上就是命数。这条逻辑线在时间上是无限延伸的,在空间上,它固然会在一定条件下形成某种程度的阶段性的闭合,形成所谓的宋史、明史、清史之类的断代史,然而这仍然无法改变它是整个历史的重要支撑的事实。这就是说,在人类的全部历史中,都是有一条逻辑线贯穿始终的,这就是我们总是经常能够从历史图景中看到我们自己以及当代人物身影的主要原因,这也是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感慨“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主要原因。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为什么要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了。

具体到我们正在讲述的故事,这条逻辑线并没有因为燕王朱棣在首都南京登上奉天殿皇帝宝座而终止,它还要沿着必然性路径往下延伸,于是,本文标题中的方孝孺,准时准点出现在了某个历史节点上,进入到新一幕大戏之中,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这就是说,这幕大戏仍旧没有超越那条逻辑线,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它与过往事件的种种藕断丝连,清晰地感觉到某些因果关系比现实政治更有力地推动或者阻碍着事情为什么成为了这样,而没有成为那样。

4

朱元璋“以猛治国”把人治怕了。1398年,当这个在位31年的“猛人”皇帝离开这个世界之时,朝中大臣一定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觉得可以活得稍微松泛一些了。朝中大臣的这种感觉是准确的——新登基的建文帝虽然年仅21岁,很显然有与他爷爷完全不同的气象,在削藩问题上,他固然也颇有些狠辣,但那也是为他出谋划策的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的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的怂恿下做出来的,其在对朝政的打理上,总的来说还是宽柔仁义的,这一点与前朝有了很大的不同。

“很大的不同”在朝臣们的心理上必然会引起回响,这种回响也必然会在他们的行为中表现出来,那就是:一、认为这位年轻的新皇上更值得敬奉;二、工作上也更加勤勉。当所有人都这样想、这样做的时候,新朝的新气象自然也就出来了。在所有这些受到精神鼓舞的朝臣中,方孝孺尤其感到如沐春风,每次入朝,脚步都是轻松愉快的,浑身充满了力量。方孝孺为什么比所有朝臣都更加看重这新朝气象呢?一介儒生,为什么激荡起了如此澎湃的政治热情,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他并不熟悉的国家政治之中了呢?

我们需要回顾一下他爹方克勤在洪武朝遭遇到的事情。

我们前面一再说到朱元璋屠戮朝臣,其中最为著名的案件有三:洪武十三年(1380年)左丞相胡惟庸案;洪武十五年(1382年)空印案;洪武十八年(1385年)户部侍郎郭桓案。这三个大案被牵连者甚众,单是被杀的就达数十万人,真可谓人头滚滚、血流成河。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做为地方官员虽然不是朝廷命官,但是在朱元璋搞“瓜蔓抄”,无限制扩大治罪范围的情况下,有人利用“空印案”对其进行诬陷,也终于还是没有逃脱掉被杀头的命运。这是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事情,这一年方克勤刚刚50岁,还处在壮年时期,是25岁的方孝孺亲自扶着被枉杀的父亲的灵柩,一步步从首都南京回故乡浙江宁海县(今属浙江宁波市)归葬的。

我们当然很难想象作为孝子的方孝孺此时此刻的心情,很难想象他是怎么看待当朝皇上朱元璋的,但是这件事将在他心里留下深深的烙印乃至于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却是毋庸置疑的。之所以做这种判断,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有家学教养的原因;二是他人生经历的原因。我想,应当没有人比方孝孺更知道他父亲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方孝孺笔墨《蓬户手卷·前代名人题跋》

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出生在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家庭,虽然进入了官场,但是自科举以来,早已污染了读书人心灵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信条,在生物性的生存中为自己捞取得以鱼肉百姓的官位的世俗算计,从来都是他嗤之以鼻的,即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出仕为官——《明史·循吏列传·方克勤》:“执政爱其才,命在吏部考试,列第二,特命济宁知府,赐冠带以行。”——也处处为老百姓着想,做了很多好事,这位知府老爷深得济宁老百姓的爱戴,《明史》特别引用民谣来说明这件事:“济宁人歌之曰:‘孰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视事三年,户口增数倍,一郡饶足。”除此之外,方克勤还怀揣一颗博大的爱心:“太祖用法严,士大夫多被谪,过济宁者,克勤辄周恤之。”这就更不容易了。说实在的,在那个污浊的年代,做官、做人到这个份上,也真可以说是一股清流了。

这股清流自然要在儿子身上发生影响,更加之方克勤对孝儒循循善诱,这孩子从小就显示出了非同一般的潜质:“孝孺幼警敏,双眸炯炯,读书日盈寸,乡人目为‘小韩子’(小韩愈)。长从宋濂学,濂门下知名士皆出其下。先辈胡翰、苏伯衡亦自谓弗如。孝孺顾末视文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明史》卷141)也许是因为从师大学者宋濂之故吧,方孝孺很显然有比他爹更高远的人生志向,不怎么看重文学,却常常把阐述王道思想、以致天下太平作为自己的精神使命——这等于说,他是很在意于政治了。

一个人如果在意什么,那么那个东西早晚有一天会来到眼前。

就在父亲被杀的同一年,即洪武十五年(1382年),经人推荐,方孝孺受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的召见。“太祖喜其举止端整,谓皇太子曰:‘此庄士,当老其才。’礼遣还。”意思是朱元璋很喜欢方孝孺身上端庄严谨的气质,对皇太子朱标说,有他在你身边,对你绝对是有好处的,你甚至可以把他使用到老。《明史》没有解释当时朱元璋为什么没有把方孝孺留下来,而是以“礼遣还”了。

又过了10年,也就是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又有人向朱元璋推荐方孝孺,朱元璋也把他召到了京城,然而朱元璋仍旧没有决定用他,“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时。’”意思是现在还不是用这个人的时候。至于朱元璋当时究竟在考虑什么,史书没说,咱也不好妄自猜测。

然而这时候方孝孺等来了另一个时机,那就是在成都就藩的献王朱椿听说了方孝孺的学问人品,就把他聘为了世子朱悦燫的老师,这等于为方孝孺搭设了未来通往国家政治事务的桥梁。果然,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皇太孙朱允炆即皇帝位以后,当即启用了方孝孺,将其从成都调到京城,召为翰林侍讲,第二年又升任为侍讲学士。从这一刻起,方孝孺就成为了建文帝最重要的谋臣之一,对他倍加信任与依赖,“国家大政事辄咨之。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时修《太祖实录》及《类要》诸书,孝孺皆为总裁。燕兵起,廷议讨之,诏檄皆出其手。”(《明史·方孝孺传》)这就是说,凡是遇到国家大事,建文帝都会向方孝孺询问;官员上朝议事,难以形成统一意见时,建文帝就让方孝孺在自己的坐位前拟写批复,这等于是在为皇上拿主意了。建文新政中的许多改革措施,基本上都出自方孝孺的构想,他还担纲编纂了《太祖实录》和《类要》等书。燕王起兵以后,建文帝颁布的相关诏书和征讨檄文,也都出自方孝孺之手。

方孝孺正在进入到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

正是所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就个人命运遭际来说,他的悲剧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5

方孝孺与建文帝走到一起,绝不是偶然的,虽然出身不同,家学教养不同,然而在如下这一点上,他们却是极度相同的:他们都是从洪武朝走出来的,都共同感受到了相同的国家状态和政治氛围,并且在内心里都有了自己的主张或者说信念。他们惺惺相惜,一触即合,都打算在未来的国家政治的白纸上,写下能够表达自己信念与理想的文字,使之成为伟大历史画卷中的一部分。

我曾经持有一个观点,历史是个公约数,我们看到的成为文字的所谓历史,实际上是在公约掉许许多多有血有肉的东西以后抽象成为某种样态的历史描述的。从这个角度说,文学显然肩负着与历史不同的使命,或者说,文学(我认为我随笔中所有话题的议论都是文学的而非哲学或者历史的)承载着给历史填充血肉筋脉的光荣责任。我们可以思想比历史记述更有血有肉的东西。比如在前述情景中,我们就可以设想:谁会知道25岁的方孝孺扶着被朱元璋枉杀的父亲的灵柩返回家乡归葬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还有,少年朱允炆看到他所爱戴和景仰的勋臣武将被大规模屠戮的时候,他又会想些什么呢?史书,即所谓的历史,是不会纠缠这些细微末节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历史情境没有在具体的历史人物精神深处产生回响,并不意味着他们什么都没想。在皇权的超强高压下,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跟任何人谈论他们的感受,即使那些感受成为他们看眼前这个世界的基础和依据,他们也不会向人明说(这就使得历史记述难免会陷入到干巴巴的境地);即使是两个感受相同的人遇到一起,他们也不会诉说,这里固然有君臣关系的原因,然而更重要的是安全的原因,是“活下去”的原因。

从上述角度看朱允炆对方孝孺的倚重、方孝孺对朱允炆忠诚,就绝非偶然,变得可以理解了。

然而这是一种有严重缺陷的倚重和忠诚,当它们从情感和心理的领域向政治延伸的时候,他们的局限性就显而易见地凸显出来了:朱允炆不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方孝孺更不是一个有大智慧的政治家,而这对于两者都是要命的。很多对明史有兴趣的人经常发出这样的诘问:假如皇太子朱标不死,燕王朱棣还会起兵造反吗?假如是朱标而不是朱允炆指挥这场抵御燕王的战争,战争的结果会是这样吗?假如方孝孺是一个萧何那样洞若观火的谋臣,朱允炆继位以后所实行的“新政”是否更有效果?我认为所有这些诘问都是有道理的。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历史的实际情形怎样就是怎样,结果我们只能看到,方孝孺为朱允炆提出的带有复古色彩的改革方略,譬如恢复周朝官制、甚至改换地名、企图实行“井田制”等等,终于使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皇帝流于浅显和轻薄,没有做出产生足够效绩的国家政治决断。

建文帝“削藩”对不对?从维护皇权的角度说,当然是对的,然而也恰恰是在这个至关生死的问题上,朱允炆无可避免地犯了足以导致失败的策略性或者说战术性错误,意志软弱,犹疑不决,终于给燕王起兵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我更愿意强调的是,燕王起兵,“靖难之役”开始,朱允炆就不得不开始被他爷爷造成的国家后果所拖累了:他再也没有像样的将帅可用。有人说,如果当年朱元璋不杀害大将蓝玉,朱棣就绝对不会有造反的胆量,即使丫起兵,也会被镇守北境防务的蓝玉迅速平定。遗憾的是蓝玉确确实实是死了,被朱允炆的爷爷为了朱允炆坐稳皇帝宝座给杀死了,当燕王逐渐成势,朝廷地方守军已经无力阻挡的时候,朱允炆左挑右选,无人可用,只好匆匆忙忙派出耿炳文前去征讨,然而耿炳文此时已经65岁,可谓垂垂老矣,虽然所帅大军号称百万,这位从先朝皇帝屠刀下侥幸活下来的老将,早已失却了往日的锋芒与气度,失败几乎是注定的事情。

而朱允炆随后派出的李景隆,则完全没有战争经验,甚至有人说,丫仅仅是一个贵公子,与为朱元璋打江山的那批武将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他当然更无法阻挡燕军的攻势,从一开始就节节败退,收获了无数败绩。尤其重要的是前面发生的事情:李景隆的父亲李文忠虽然是朱元璋的外甥,也终于没有逃脱朱元璋为后代皇帝“削刺”的命运,被毒死。仔细看李景隆征讨燕军的“战绩”,不能不能不使人严重怀疑这个人跟朱棣早有勾结,或者在征讨之前,或者在征讨过程中,两个人早已暗通款曲,结为一股势力了。此点在史书上当然没有记载,然而我们从如下史实中似乎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李景隆军溃败退回南京以后,很多朝臣视其为国家的罪人,主张砍掉丫的脑袋,朱允炆仍旧犯“宽仁文弱”的毛病,没有治他的罪,结果燕王兵临城下之时,李景隆终于大摇大摆公开背叛建文帝朱允炆,与燕王里应外合,从里面打开了南京城金川门,历经三年多的“靖难之役”终于在金川门隆隆开启之际,宣告结束。

战后,登上皇帝宝座的朱棣在大规模诛戮建文旧臣的同时,对降附新朝的官员一般来说都网开一面,给他们出路,尽可能让他们履任原职,然而这些人除非功高盖世者,很难进入封赏之列,唯独降将李景隆得到了额外的封赏,并且还封赏得格外丰厚,甚至比绝大多数出生入死的将领都要丰厚,这在朝廷里引起了很大的议论和不满,然而明成祖不为所动。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推断,李景隆的叛变,除了他当时个人现实利益算计的原因之外,有没有与方孝孺一样的隐藏在内心极深处的对先朝皇帝朱元璋的怨愤的因素在起作用?这可是杀父之仇啊!他犯得上为朱家天下抛头颅洒热血将生死置之度外吗?我提请读者注意,李景隆的内心的这个图景,一定是与方孝孺截然不同的,于此有关的故事,我随后就会讲到。

你看,历史就是在这种万千种不同因素明里暗里的纠缠中前行的,它远非“历史”那样简单啊!

6

晁中辰先生撰写的《明成祖传》,是我读过的皇帝传记中最见功力的一部作品,相较于一些只做史料堆积,既不能把握历史、亦不能透视人性,甚至连最基本的叙述语言都不过关的帝王传记,这部作品深邃甘冽、酣畅淋漓,读之有不忍释卷之感。我也许会专门写一篇文章来谈论这部作品。我这里只是循着晁中辰先生的叙述脉络,用我的语言向读者介绍方孝孺后来遭遇到的事情。

“靖难之役”进行两年多以后,建文三年(1401年)十二月,朱棣汲取教训,突然改变战术,不再纠缠于河北、山东等地一城一地之得失,不再与南军(建文朝军队)打消耗战,而是穿越河北,绕过山东,直驱金陵,以便在首都以京师号令全国,令全国传檄而定。这时候,虽然知道南进的征途绝不是平坦的,还会有很多恶仗,还会有很多牺牲,但不仅是朱棣,就连他手下的将领乃至于士卒们,都已经不怀疑战争的必胜结局了。

燕王率领大军离开北京之时,朱棣最重要(没有之一)的谋臣姚广孝(道衍和尚)——此人几乎是“靖难之役”每一个重要关头以其高深智慧为燕王出谋划策并决定一系列军事胜利的关键人物——将朱棣送到郊外,亲自请求燕王说:“方孝孺素有学行,城破之日,他必不肯降,请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读书人的种子就没了。”有鉴于这位重要谋臣在燕王心目中的位置,朱棣是答应了姚广孝的请求的。

破城之后,方孝孺果真如姚广孝所言,拒绝像很多建文朝(此时已经成为“旧朝”)朝臣那样迎降新主,他闭门不出,为建文帝身穿丧服,昼夜啼哭。明成祖召用他,他拒不屈从,即使被人强行带到朝廷,他也身穿丧服,当众号哭,悲戚的哭声响彻大殿。明成祖无计可施,只好放他回家。我想,明成祖的意思应当是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让方孝孺好好想想,拿出最有益的决断来。明成祖哪里知道,这个人正是因为早就有了决断,才如此决绝地拒绝朝廷的召唤,决心为信念而死的。

新朝建立,百业待举,明成祖太需要方孝孺了,方孝孺的绝世才华也太适合明成祖的需要了,再加之有明成祖对姚广孝的承诺,明成祖对方孝孺不得不格外用一些心思。为此,他再次让方孝孺的学生廖镛(廖镛的爷爷廖永忠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名将,立下很多战功,得到过“功超群将,智迈雄师”的赏赐,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同样被朱元璋坐罪赐死,这也是刘伯温被毒死的一年)等人去劝说他:“你老人家何必呢?这样下去,对谁都不好……”方孝孺则厉声斥责道:“你们跟我这么多年,难道竟还不知道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吗?”廖镛等人只好悻悻而归——他们太了解这位刚直不阿的老师了,他不可能退让。

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朱棣,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也仍然不想杀方孝孺,他让人把方孝孺关进监狱,想再给他一个反省的时机,与此同时,他还派出一拨拨的人,对方孝儒晓之以利害,反复劝说他弃暗投明,与新朝合作,方孝孺不为所动。

《明史》记述方孝孺生平时,特别描述了朱棣请方孝儒草拟即位诏书的情形,但是没有具体写明事情发生在哪一天。我们不妨做这样的推断:朱棣是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三日攻进南京城的,六月十七日,在真的假的一番推辞之后,燕王决定登基,他在拜谒了父亲朱元璋的孝陵以后,乘着车子进城,登上奉天殿,在文武百官和京城军民热烈隆重的庆贺声中,坐到了那把龙椅上。这就是说,朱棣请方孝孺草拟继位诏书而遭到严词拒绝的事情,应当发生在六月十七日之前。

《明史》是这样记述这件事的:“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孝孺慨然就死,时年四十有六。”

现在用我的语言把这件事叙述一遍——

任何新登基皇帝都知道,颁布继位诏书都是一件要写进历史的重大事件,因此,诏书的文本必须体现出最高的水准,而朝臣们都说:“除了方孝孺,没有人能干得了这件事情。”所以,明成祖让人把方孝孺从监狱里弄出来,亲自劝说他,还不仅仅是信守对姚广孝的承诺那样简单,他太想让方孝孺起草继位诏书了,他希望在所有的历史记述中,他都要显得高贵、勇武、智慧,完美无缺,无愧于一个杰出的帝王。

然而在方孝孺坚如磐石的意志面前,明成祖把这件事推进得极为艰难。

方孝孺仍旧当众号哭,声彻殿廷,明成祖一时也颇受感动,从殿上走下来,诚恳地说:“我做的这一切,不过是仿效周公辅佐成王,为了江山社稷罢了,先生你这是何苦呢?”

方孝孺讥问道:“成王在哪里?”

明成祖道:“他已经自焚死了。”

方孝孺又问:“那你为什么不依祖制立成王之子?”

明成祖道:“治理国家,有赖于年纪大有经验的人……”

方孝孺再问:“那你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为国君?”

此时明成祖的面色显然已经变了,淡淡说道:“这是我们的家事,不劳他人过问。”

方孝孺冷笑不语,明成祖暗示左右把纸笔递给方孝孺,说:“颁布天下的继位诏书,非先生起草不可。”

请读者注意,这已经不是劝说,而是一种命令与裁决了。要知道,那正是这位新皇大规模屠戮建文旧臣、杀人杀到兴头上、双脚踩在血泊中的时刻呀!对这样一个残暴的君主,任何违拗,哪怕是一个眼神、一声叹息,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明成祖的这种忍耐和变色,预示着方孝孺的命运指针,开始向“死亡”倾斜了。

方孝孺下来要做的,就是亲手把指针扳到了“死亡”的刻度上:方孝孺将纸笔抛掷于地,断然道:“死即死,我绝对不会为你起草诏书!”

明成祖终于失去忍耐,勃然大怒,问方孝孺:“你死了也就死了,难道你就不怕被灭九族吗?”

方孝孺冷笑道:“说什么灭九族,就是灭十族,你又能奈我何?!”

明成祖喝令左右割破方孝孺的嘴,一直割到两耳,再次将其投入监狱关押。

7

明成祖当然可以即刻就把这个冥顽不化的家伙处死,但某些考虑仍旧使他没有下达诸如“磔杀”、“弃市”之类的命令。在明成祖的“某些考虑”当中,我揣想,既可能有希望方孝孺在对死的恐惧中回心转意的原因,又有明太祖对方孝孺恨到极点,如果轻易杀掉他就太便宜他了的原因,于是开始大肆逮捕方孝孺的宗族门生,每逮系一人就让人带到方孝孺面前,让他看一看。这既是死亡的威吓,又是活着的诱惑。方孝孺仍旧不为所动。

明成祖看到事情已绝无挽回的可能,于是横下心来,就像他爹朱元璋当年处置胡惟庸案、空印案一样,真的开始了一场大规模杀戮,除了灭方孝孺的“九族”(明清时期“九族”是指犯人的上四代和下四代以及本人这一代)之外,还将其朋友门生列为一族,也纳入到了屠杀之列。历史再次重演,大明时代曾经的血雨腥风,再次刮来,真可谓是江河变色,哀嚎彻天!

位于南京市雨花台的方孝孺衣冠冢。

受此案株连,方孝孺的“十族”,单是被磔杀于市的就多达873人,贬谪守边者更是不计其数。这些人就像历史江河中的一片落叶,在滔天的巨浪中化为尘埃,你甚至都不能说他们的死是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但是作为人,他们表现出来的高贵气节,却是值得我们所有这些后来人敬仰的。

方孝孺眼看他的弟弟方孝友慷慨赴死,泪流满面,方孝友口占一诗道:

阿兄何必泪潸潸,

举义成仁在此间。

华表柱头千载后,

孤魂依旧到家山。

方孝孺最后受戮于聚宝门外,他就刑时视死如归,气宇轩昂,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对“人”这个字惊天地泣鬼神一般的书写,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方孝孺留下《绝命词》一首:

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

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

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

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呜呼哀哉,庶不我尤!

屠杀在持续进行。曾经被明成祖派去劝说方孝孺的廖镛和他弟弟廖铭都曾经“受学于方孝孺”,可谓是“第十族”中的人,在明成祖眼里本就应当杀,更加之他们兄弟二人在方孝孺被杀以后,将生死置之度外,为其收殓骸骨,安葬在聚宝门外的一座山上,也算是报答了对昔日师长的教诲之恩,他们二人当然也全都被杀掉了。

在我们讲述的故事中,有两个人,一个是明成祖朱棣,一个是方孝孺,他们两个人共同结构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因此,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缺了这一个,那一个也就不存在了。本文标题所谓“想起了方孝孺”,只不过是为表达简明罢了,事实上,人们只要想起方孝孺,就不能不想起明成祖,尽管“想起”的内容可能千差万别甚至风马牛不相及,可这两个人一定是一起出现在人们眼前的。

我们讲述的是发生在620年前的故事了。历史需要拉远了去看,身在历史的过程之中,即使最聪慧的人,也难免短视或者出现一定程度的瞽蒙。譬如明成祖朱棣,当他像他爹朱元璋那样依仗无限的皇权恣意屠戮功臣武将和无辜的受株连人等的时候,他是想不到这是令人发指的倒行逆施的,他或许同样认为这是“朕家事”,别人无权说长道短。今天的我们却绝不会这样看。尽管明成祖是一个大有为的皇帝,但其凶残暴戾的一面也大大地显露了出来,他在我们面前变得立体了,我们极为幸运地看到了我们的先人们还没有来得及看到的东西。

我们为什么会认为皇权专制主义消泯人的个性,归根结底是窒息社会发展的?不因为别的,只因为历史为我们提供了长达620年的思索空间,它让我们想明白了——值得强调的是,不是某个人、某一部分人,而是所有的人类都在做同样的思索,都得出了几乎可以说完全相同的结论,于是,皇权凌驾于人类理性之上,在真正有资格拥有一个国家的江河湖海土地矿山等一切社会资源的人民中间横行无忌的景况,就再也无法维系,只能无可避免地崩解了。620年来,世界范围之内,“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皇冠落地”,描述的就是这种历史运动的情形。我们还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把朱棣置放到620年以后,无论他在哪里,他将会遭遇到多少阻遏和唾弃,将会面临怎样的倒悬之危,将会行进得多么艰困,这难道还用想象吗?!

人类在义无反顾地向前走的时候,之所以无论遇到多么晦暗窒息、困顿坎坷的时刻,也仍旧不放弃怀揣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希望的光亮,仍旧相信前面不很远的地方就会天晴日朗,一片光明,就是因为历史不仅是空间事件,它更是时间事件,千万不要小看时间这个东西,某种程度上,它甚至要比空间具有更强大的反映历史本质的作用力与能量。换一句话说,历史是由时间确定其本质的,空间不过是承载着它的特定载体而已。这也是人们在不便言说或者活得很憋屈的年代往往欣然于把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留给历史去评说”的主要缘由。历史是最终的最无情的裁判者,侏儒还是伟人,是由历史说了算的。如果明成祖朱棣地下有知,他就会知道他当年依仗皇权挥舞屠刀尽兴杀戮的倒行逆施,在他斑斓的历史画像中,涂抹的是怎样一种暗黑的色泽了。

那么,事情里的另一个人,即标题中被作者“想起了”的“方孝孺”,又该当如何去说呢?

8

其实关于方孝孺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能说的大家都说了。这种所谓的“说”,几乎在方孝孺罹难之后就开始了,从此以后,各种各样的“说”就层出不穷,真可谓是众说纷纭了。

在所有的这些“说”中,最让人感奋尊崇的,莫过于方孝孺乃一介书生,竟“以一身抗万乘之威,虽九死而不悔”,展现出鲁迅先生所说的“台州式的硬气”,确实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我们赞叹说方孝孺先生身上有一种中国士大夫“士为知己者死”的凌然风骨,一点儿也不过分。

那么他值么?我认为不值。

从任何方面说,建文帝朱允炆都不是一个伟大的皇帝,他甚至有些平庸,有些胆怯,既无勇又无谋,他不是一个能够肩负起一个国家的重任的人。我们可以设想,即使他没有遇到燕王朱棣造反,平平安安地做数十年皇帝,他就一定能像他四叔那样作为杰出的军事家纵横捭阖,亲身赴万千军阵中浴血冲杀;就一定能以罕见的雄才大略打理得好国政,经营得好边疆;就一定能够以他四叔那样的气度放松海禁,派遣郑和率领当时全世界最庞大的船队远达非洲;就一定能够像他四叔那样以超前的眼光迁都和营建北京;就一定能像他四叔那样编撰出《永乐大典》,做出一系列必将载入史册的惊天伟业来吗?不能,种种迹象都显示,他完全不具备明成祖朱棣的心胸、魄力、胆识和智慧,他们不可同日而语。

我完全赞同晁中辰先生的见解:“当人们冷静下来认真思索一番之后,就不难发现,方孝孺的识见并不高。他更改官制、改殿名、城门名,都采用古称,甚至要重新推行远古的‘井田’,不能不说是背时之举。成祖起兵后,建文帝‘以天下制一隅’,占有极大的优势,结果却连连失败,终被明成祖取而代之,其中原因尽管很多,方孝孺作为建文帝的主要谋臣之一,必不可免的要负有一定的责任。这个历史事实本身就表明,方孝孺算不上一个高明的谋略家。他最为可贵之处是他对建文帝的忠心,而这种忠心又近于所谓‘愚忠’。”(晁中辰:《明成祖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

“方孝孺算不上一个高明的谋略家”倒也罢了,文人从政,难免有一些浪漫,有一些不着边际,问题是,政治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事业,某种意义上,这是刀光剑影中的舞蹈,是惊涛骇浪中的弄潮,若想参与其中,没有极强的专业资质,即我前面说到的心胸、魄力、胆识和智慧,是不足以承担起这副历史重担的,是要出乱子的。就像蹩脚平庸的皇帝的人生失败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失败,更会是国家民族的失败一样,知识分子贸然走进国家政治战场上搏杀所导致的人生失败,往往也会连带产生国家意义上的政治后果。方孝孺亲眼目睹了朱元璋对自己亲生父亲以及朝臣武将和无辜人等的屠戮,领略过皇权的残暴,现在忽然遇到朱允炆这样一个宽柔到几乎颠覆了他对皇权的想象的皇帝,他建文帝是充满了知遇之恩,这没有什么错。错在他脑子里充斥着一整套所谓“正统”的国家观念,在他个人的生死存亡之际,义无反顾地选择为朱允炆殉身了!在他自己看来,这也许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经过历史的洗濯,我们这些后人却又难免觉得他“太那个”了。

归根结底是悲剧。

有一种说法,方孝孺如果识得时务,对朱允炆不那么“愚忠”,江山变色以后迅速选择妥协,归降新朝,辅佐更有作为的明成祖,或许能够成就一番更伟大的事业。遗憾的是——我前面说过——历史是不容假设的,甚至可以说,这样一种假设在现实当中几乎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道理很简单:即便是方孝孺背叛了建文帝,愿意为明成祖起草继位诏书,以明成祖的襟怀与气度,在日后的长久共事中,他也必定难以容纳方孝孺狭小局促的格局,看不上他不切实际动辄搬用古董的作为,方孝孺终究会失去“辅佐”明成祖的机会。我们还可以从世俗的角度看这件事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取决于双方的“场”是否能够相互感应,即我们平时所说的投合。投合,就亲密无间;不投和,就形同陌路。方孝孺的“场”与明成祖的“场”很显然是不投和的,是不可能相互发生感应的,这或许正是他们两人最终无法走到一起的原因之一吧!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在皇权社会,与其说是“民”,勿宁说是皇权在塑造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是政治秩序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塑造着人的精神秩序与道德状态,任何个体都很难不被纳入其中。换一句话说,个体灵魂的样态,是由那个国家的基本政治秩序决定的,没有人可以僭越。这条逻辑链是如此坚固,它几乎是不可以被打断的。凡是皇权没有结束的地方,皇权的逻辑就必然会发生作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也不是任何善良愿望可以改变的。一个人,哪怕他是一个天才,也绝对脱不掉时代赋予他的最基本的精神色泽,方孝孺同样也是如此。按照这个道理,非但方孝孺,即使是那些背叛了建文帝的朝臣,那些由于抗拒燕王而横遭惨死的武将,那些顺应潮流迅速调整立场依附新朝、继续坐稳了官位的人,似乎也都没有什么可责备的了——所谓“春秋无义战”,所谓“成者王侯败者贼”,我想,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吧?道德判断总是在历史之后,身处历史之中的人对于历史将会怎样述说他所置身的历史,怎样述说他自己,其实是无能为力的,这好像是没什么好法子的事情。

你比如人们指摘的方孝孺的“愚忠”。

“愚忠”当然是一种可以被我们这些后人轻松谈论的性情缺陷,然而在彼时,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无情现实之中,在皇权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高度浸染之下,“愚忠”也是会被铄化为一种精神信仰的,至少在当事人那里,既然是信仰,也就完全没有什么愚不愚的问题。任何忠诚于信念,任何为信念献身的人都是值得尊崇的。人们尊崇的是气节,而气节在人世间是不常有的,何况是方孝孺的气节是那样惊天地、泣鬼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也是620年以来人们对方孝孺总是思之念之,充满了敬佩与赞誉的原因之一。

我们退后一万步说,出口成章、文采超绝的方孝孺既然很不幸地趟入了封建朝廷政治的浑水,除了“愚忠”之外,你让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作什么选择呢?他又能作什么选择呢?

唉!一声叹息,我们所能做的,也就仅此而已了。

陈行之

2022-5-5谨记

作者附记:此文为“读史札记”中的一篇,我打算多写几篇。下一篇为《道衍之道》,敬请喜欢的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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