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了解东汉末军阀与豪族之间的关系——以曹操政权为例

一般而言,军阀意指拥有武装部队、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人,且多由掌握军队之武将演变而来。东汉末的军阀与普通意义上的军阀迥然不同,他们是由掌握经济、文化的豪族演变而来。辅助东汉皇权力量的消失、中央势力的衰弱,因而出现垄断权力、割据四方的豪族军阀。

豪族,首先是一个“族”的概念。他是由“直系的家庭推及九族﹑同宗﹑宗族。”但是,“豪族如果仅以血缘为其范围,在人数及财富上都有很大的限制。豪族在扩张其社会影响力的过程中,有两件事实应予重视,其一是婚姻,其二是部曲﹑奴婢。”因而,东汉时期的豪族利用政治、经济、文化与联姻的手段获得势力和社会地位;他们拥有规模庞大、依附性强的宗族﹑宾客﹑部曲﹑门生故吏。总而言之,豪族是一个复合型的势力。

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与豪族

有学者认为,东汉政权是在外戚与宦官的政争之下亡国的。也有学者认为外戚政治是汉代政治的重大特色。一般认为,外戚的专横跋扈﹑擅权,是从东汉和帝时期开始的。此后,东汉政权的内部便不断上演着外戚与宦官的政治斗争。事实上,外戚与宦官只是辅助东汉皇权的工具,正是这两股政治势力的消亡才促进了豪族的发展。

一、外戚、宦官与东汉皇权

日本学者东晋次认为,东汉外戚与政的原因在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亲亲之义”的观念使皇帝特别尊崇外戚。秦学欣则认为,东汉外戚得以独占朝纲的原因是外戚既能够代表皇权的利益,又可以代表士大夫豪族的利益。杨联陞认为,外戚与宦官也属于豪族范畴,但有区别。他们的势力与中央政府关系特别密切。如外戚,普通原已是豪族,因取得中央政权而突然特别发展。如宦官,本来多不是豪族,得势之后,有许多人来依附,再发展,也就成为特别大的豪族。然而,西汉王朝是被外戚王莽所篡夺,前车尤可鉴,东汉政权不可能对外戚不有所防范。按《后汉书明帝纪》注引东观记曰:“光武闵伤前代权臣太盛,外戚与政,上浊明主,下危臣子,后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亲属荣位不能及许、史、王氏之半耳。”可见,光武帝对于外戚还是有所防范。但是,章帝时期,外戚马氏逐渐参政,渐开外戚与政之风,这又是为何?

众所周知,外戚一般担任的官职是内朝官或将军。但是,外戚的权力究竟由何处而来?具体而言,是皇帝在位时任命的?还是皇太后临朝时候被任命的呢?这个问题不能等闲视之,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进而可以找寻出外戚与皇权之间的关联。

光武帝时,郭皇后的兄弟任城门校尉。阴皇后的兄长阴识任执金吾,弟阴兴为卫尉。明帝时期,阴识仍为守执金吾。马皇后兄马廖为虎贲中郎将,马防与马光为黄门侍郎,马严为将军长史。可见,明帝以前的外戚没有作为将军开府的例子,也没有掌握尚书的权力。光武、明帝之际,外戚的权力尚有限。

章帝时,外戚马氏的官职有所上升,马防就任车骑将军。此外,“(马)防贵宠最盛,与九卿绝席。”但是,根据《后汉书》的记载看,马防得到车骑将军一职是由于其伐羌有功,而非其它缘故。虽说马防的权力来源于章帝的“宠爱”,但是很难看出马防所掌握的权力与其他官僚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在章帝时,外戚没有拥有自己的“权力机构”。

与此相对,在皇太后临朝称制1的情况下,外戚又采取了怎样的方式掌握政权呢?章帝亲政时,和帝时崛起的外戚窦宪强占了沁水公主的庄园,于是,章帝大怒,窦宪从此不得重用。但是,在窦太后临朝时,“(窦)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而且,窦宪与马防有质的不同。《后汉书 窦宪传》:“(窦宪)其所施为,辄外令(邓)彪奏,内白太后,事无不从,又屯骑校尉桓郁,累世帝师,而性和退自守,故上书荐之,令授经禁中。所以内外协附,莫生疑异。”此时,窦宪内外相谐,国政运转有序。无疑,窦宪的权力是来源于窦太后。

另外,“(窦)宪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尚书仆射郅寿﹑乐恢并以忤意,相继自杀。由是朝臣震慑,望风承旨。”窦宪培植亲信,首开外戚掌权之风。窦宪一方面开府,将人才至于幕府中;一方面,在利用外朝同时,让窦太后下诏,使自己政策得以顺利施行,此外还独占军权与内朝权力。

但是,窦宪仍然被和帝与宦官郑众所击败。和帝亲政时,外戚与政的情况有所改变。《后汉书 皇后纪》载:“(和)帝每欲官爵邓氏,后辄哀请谦让,故兄骘终帝世不过虎贲中郎将。”从引文看,似乎是由于邓皇后的“哀请谦让”才使邓氏一族与政治无缘。然而,邓皇后临朝后,邓氏一族的官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此可以认为,邓皇后的“哀请谦让”并非是抑制其家族与政的原因,而是她屈服于刚刚打倒外戚窦宪的和帝,即在皇帝亲政在位时,外戚不能掌握过多的权力。

所以,当和帝去世,邓后临朝时,局面便发生了变化。《后汉书 邓骘传》:“殇帝崩,太后与(邓)骘等定策立安帝,(邓)悝迁城门校尉,(邓)弘虎贲中郎将。……骘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户。骘等辞让不获,遂逃避使者……太后不听。骘频上疏,至于五六,乃许之。……其夏,凉部畔羌摇荡西州,朝廷忧之。于是诏骘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士及诸部兵击之……大败。……朝廷以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将迎拜骘为大将军。”被羌族大败后仍能就任大将军一职,无疑,邓骘权力的源头是来自于邓皇太后。换言之,在殇帝与安帝时期,外戚的权力也是源自皇太后。但是,窦宪是由于大破匈奴才得以晋升大将军,邓骘被羌族大败后仍然能够拜大将军,可见,外戚的权势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二、军阀割据的局面

即使东汉政权枢要官在史料记载中以“清”、“贫”的形象出现,也多为豪族层出身。东汉政权利用儒学将豪族成功打造成为适合统治的形态,极大减少了行政成本。所以,东汉是名副其实的“士大夫豪族政权”。

东汉初期,荆州南阳与司隶出身的士大夫豪族占有绝对优势。今文学为主的“家学”成为入仕的必要条件之一,于是“世传家学”的士大夫豪族逐渐门阀化。换言之,士大夫豪族利用汉帝国官定的今文学使自己的政治地位世袭化。因此,汝南﹑弘农郡出身的士大夫豪族渐渐代替了南阳的功臣和三辅的外戚。同时,东汉政权通过儒学为媒介,利用察举制度使地方社会的豪族士大夫化,使“士大夫豪族政权”名副其实化。但是,当豪族随着东汉政权意愿改变形态后,士大夫豪族门阀化的倾向趋向严重化,高度的同质化使其行动极其一致,成为了抑制东汉皇权的主要力量。

在中国古代社会,国家是天下民众的,如果将天下视若私囊之物,国家的公权势必会导向皇帝的“私有化”。君主在法理上不能将国家视同私有,这从君主的称号可知。中国古代君主有两个称号,皇帝与天子,将国家公权“私有化”的可能性是随着皇帝个人性格的不同而变化,并非绝对。因此,一旦东汉皇权与士大夫豪族之间的关系产生裂痕,就使得东汉皇权不得不依靠其他政治力量来平衡政权运作。

东汉中后期,没有儒学教育经历的枢要官所占比例逐渐减少,东汉政权成功使用儒学将行政成本低廉化。“清”、 “廉”的处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族的土地兼并与贪污腐化,增强了豪族对于同宗穷困之族人的体恤之情,“孝”、 “忠”、 “正”则大幅提高了官员对天子的忠诚度。然而,“士大夫豪族化”的另一个结果是王朝官员思想行为的高度同质化。利用儒学进行统治本是双刃剑,在减少豪族“露骨特性”的同时,亦会抑制东汉皇权的扩张。

皇权政治有一个不断完善与渐趋加强的过程。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中国皇权政治的分期大体上以唐宋为界,唐宋之前可称为贵族政治,唐宋以后可称之为君主独裁政治。贵族政治时期的显著特点就是贵族政治占有突出的地位,形成与皇权相颉颃的力量。内藤所说大体上不差,但尚有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川胜义雄就认为贵族制社会是形成于汉帝国崩溃后,而非之前。若是将川胜说进一步展开,可以认为东汉时期是皇权的相对独裁时期。

曹操政权与豪族

曹操之所以能够在军阀林立的东汉末年脱颖而出,成为实力最为强大的割据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曹操能够以合适的方式将豪族纳入自己的政权。

曹操政权的崛起与发展

据《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所载,曹操的祖先是西汉高祖的功臣曹参。但是,参看《后汉书宦者列传》后,没有发现曹操与曹参有何关联,因此,曹操是曹参后裔的说法很值得商榷。另外,据陈寿的说法,与曹家有姻亲关系的夏侯家是高祖刘邦的功臣夏侯婴的后人。以上两种说法极有可能是汉魏禅代之际,曹丕为了增强曹家代刘汉的正当性,从而美化两家族的出身。因为,除却宦官曹腾之外,在史书中很难找到两家族的祖先在东汉政治舞台上有何作为的记载。虽然,曹腾为何会成为宦官的原因不甚明了,但是其在东汉中后期的政权中颇有影响力,推荐不少地方名士之举动是清晰无误的。《后汉书宦者列传》载:

(曹)腾用事省闼三十余年,奉事四帝,未尝有过。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溪典等。

但是,由于宦官没有自己所掌握权力机构,所以,曹腾没有掾属故吏,致使其家族在官界的势力影响有限。嗣曹腾后的曹嵩(作为养子),依据买官的手段晋升至太尉一职。但是,《后汉书》对于曹嵩的记载非常有限,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如上所说,曹氏并非士大夫豪族,其家族在政界的影响力远比“四世三公”的袁氏低。曹操起兵之时,“散家财,合义兵”,同族曹仁“阴结少年,得千馀人,周旋淮、泗之间”,曹洪“将家兵千馀人”投靠。从中亦可见,即使曹家拥有武断乡曲的势力,也只能归类于非士大夫豪族。

出身于非士大夫豪族家庭的曹操,少年时代“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二十岁时候,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此时,曹操发挥了其过人的政治天赋,进而擢升为议郎。光和末期爆发黄巾起义后,曹操拜骑都尉,因讨伐黄巾军有功,迁为济南相。曹操在此时采取的政治态度,为其将来的政治发展、与士大夫豪族的结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按《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曰:“长吏受取贪饕,依倚贵势,历前相不见举;闻太祖至,咸皆举免,小大震怖,奸宄遁逃,窜入他郡。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初,城阳景王刘章以有功於汉,故其国为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济南尤盛,至六百馀祠。贾人或假二千石舆服导从作倡乐,奢侈日甚,民坐贫穷,历世长吏无敢禁绝者。太祖到,皆毁坏祠屋,止绝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绝。”

之后,曹操拒绝就任东郡太守,称疾归乡。未过多久,东汉中央政权内部大乱,宦官势力与外戚势力火拚,使权力产生了真空,最后董卓入京,拥立献帝登极。此时,曹操拒绝董卓抛出的橄榄枝,变换姓名,逃到陈留,招兵买马讨伐董卓。如前文所说,初平元年(公元 190 年)时,各地豪族皆起兵,拥袁绍为盟主,讨伐董卓。虽然,曹操是盟军中的一人,但是兵力过少,即使与董卓军战斗,结果只有失败一途而已。

次年(公元 191 年),当袁绍等人意欲拥立刘虞称帝时,曹操则拒绝参与,击破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等,成为东郡太守。之后,曹操“受(黄巾)降卒三十馀万,男女百馀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虽说曹操此时拥有了独立的军事实力“青州兵”,但是,追随曹操的豪族仍然只有其一族的几人而已,因此,操操的实力远不足以同袁绍势力争夺天下。兴平二年(公元 195 年)时,曹操担任的职务不过是东郡太守与兖州牧,充其量只能说是地方长官的程度而已。

建安元年(公元 196 年)时,曹操大破黄巾,并其余众,迎天子,成为三公之一的司空。在曹操成为司空的这十余年间,大量辟召了士大夫豪族,成为曹操在军阀林立的汉末局势中脱颖而出的重要资本。而且,在此年,曹操接受了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开始屯田。

按《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曰:“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馀,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

在离官渡不远的许昌屯田,可见曹操的政治意图是与袁绍作战时可以粮草充足。在与袁绍决战前,曹操一一击破吕布、袁术、刘备等势力。此后,曹操于官渡之战大破袁绍,于建安九年时领冀州牧,将根据地迁往邺。

建安十二年(公元 207 年)时,“大封功臣二十馀人,皆为列侯,其馀各以次受封。”,其政权基础奠定。当然,曹操政权中降将很多,但是在曹操司空的十余年间,大量地辟召了士大夫豪族,侵食了东汉的统治基础。

建安十三年(公元 208 年),南下荆州的曹操被孙刘联军所败,之后,曹操便将重点放在了北方。建安十八年(公元 213 年)为魏公,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 年)为魏王。

从曹操势力扩张的过程来看,曹操政权的建立是依靠曹腾与曹嵩以来的家族财产,但是之后的发展是由于曹操个人的政治能力,以及与士大夫豪族的成功结合。

曹操政权的人员构成

曹魏政权成立之初,太中大夫贾诩“以非太祖旧臣,而策谋深长,惧见猜疑,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虽说并非旧臣,在魏文帝即位之时,贾诩晋升太尉,“进爵魏寿乡侯,增邑三百,并前八百户。又分邑二百,封小子访为列侯。以长子穆为驸马都尉。”可见,贾诩在曹魏政权中的地位之卓然。身为重臣的贾诩感到危险的原因是并非曹操“旧臣”,那么,所谓的“旧臣”究竟所指为何?

建安四年(公元 199 年),贾诩劝服张绣臣服曹操,此时,距离曹操举兵讨伐董卓时间仅九年,离曹操政权发展转折点的建安元年更只有三年,归顺曹操政权的人士尚属有限。按照“旧臣”的字面解释,曹魏政权中的大部分人都非“旧臣”,贾诩已经能算得上“旧臣”级别了,那么,贾诩应该没有理由畏惧。因此,“旧臣”并非是以时间长短来衡量的。可以推测说,“旧臣”与“新臣”的差别应该在君臣关系上。如果上述推测无误的话,曹操政权的人员构成又是怎么样的?

根据《三国志魏志》诸列传,将曹操政权中的人员出仕方式分成以下八种。也就是,“从”、“表”、“归”、“以”、“召”、“辟”、“诣”、“降”。

其中,“降”就是降服的意思,例如投降曹操政权的主要人员有黑山贼的首领张燕、五斗米道的张鲁、张绣、吕布将领宋宪、魏续、庐江太守刘勋等。“归”就是归顺的意思,如许褚“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太祖徇淮、汝,褚以众归太祖。”另外,《三国志张郃传》载:“(张郃)汉末应募讨黄巾,为军司马,属韩馥。馥败,以兵归袁绍。绍以郃为校尉,使拒公孙瓚。”之后,张郃在官渡之战时率兵归顺曹操。归顺投诚,兵力多寡有否另当别论,不过在归顺之前是作为武将的。“诣”的意思与降、归大致相当,例如《三国志于禁传》载:“(于禁)黄巾起,鲍信招合徒众,禁附从焉。及太祖领兗州,禁与其党俱诣为都伯,属将军王朗。朗异之,荐禁才任大将军。”

《三国志臧霸传》载:“黄巾起,(臧)霸从陶谦击破之,拜骑都尉。遂收兵於徐州,与孙观、吴敦、尹礼等并聚众,霸为帅,屯於开阳。太祖之讨吕布也,霸等将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见而悦之,使霸招吴敦、尹礼、孙观、观兄康等,皆诣太祖。”也就是说,有率领士兵“诣”,也有单身赴“诣”。与此相对,采取“从”的形态出仕的人士大多是曹氏与夏侯氏一族之人。不过,也有两家之外的人“从”曹操。按《三国志李典传》所载:“(李典)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众随太祖。”另外,《三国志夏侯惇传》注引魏书曰:“(史涣)少任侠,有雄气。太祖初起,以客从,行中军校尉,从征伐。”

由“诣”、“降”、“从”、“归”诸类型入仕曹操政权的人士,在加入曹操集团后会重新叙官。而“表”、“以”、“召”、“辟”等方式出仕的则不同,它们本身就是叙官的方式,在叙官时就意味着编入了曹操政权。与投降归顺的人有显著区别,“表”、“以”、“召”、“辟”行为的主动权不在加入者,而在于为了扩大势力,采取积极策略的曹操一方。

首先,探讨“表”方式在曹操政权人员出仕中所起的作用。《三国志华歆传》载:“华歆……举孝廉,除郎中,病,去官。灵帝崩,何进辅政,徵河南郑泰、颍川荀攸及歆等。歆到,为尚书郎。董卓迁天子长安,歆求出为下邽令,病不行。……会天子使太傅马日磾安集关东,日磾辟歆为掾。东至徐州,诏即拜歆豫章太守,以为政清静不烦,吏民感而爱之。孙策略地江东,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长者,待以上宾之礼。后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徵歆。……歆至,拜议郎,参司空军事,入为尚书,转侍中,代荀彧为尚书令。”如此,曹操向天子献帝推荐优秀的士大夫豪族,拜议郎,然后将其编入自己的政权中。

另外,《三国志王朗传》载:“王郎……举孝廉,辟公府,不应。徐州刺史陶谦察朗茂才。……(天子拜)朗会稽太守。……孙策渡江略地。……(王郎)遂举兵与策战,败绩,浮海至东冶。策又追击,大破之。朗乃诣策。策以儒雅,诘让而不害。……太祖表徵之,朗自曲阿展转江海,积年乃至。拜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三国志郭嘉传》载:“太祖与荀彧书曰:‘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彧荐(郭)嘉。召见,论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为司空军祭酒。”如文献所载,有曹操自己“表徵”的情况发生,也有上表天子而“徵”的情形出现,在东汉时期,都是常见的叙官方式之一。但是,被“表徵”的人员,如王朗与华歆一般,都已经担任较高的官职,进入曹操政权后也多任高官。

曹操政权的特点

如上所述,在加入曹操政权时,“诣”、“降”、“从”、“归”诸类型的人员拥有行动的自主权,而“表”、“以”、“召”、“辟”则相反。在加入曹魏政权后,由“诣”、“降”、“从”、“归”等方式入仕的将接受再叙官。“表”、“以”、“召”、“辟”等方式是曹操试图扩大强化自己的政治势力的手段。其中,“辟”使曹操与用人之间建立起了隶属的“故吏”关系,妥善地解决了曹操政权与士大夫豪族之间的任用问题。

“辟”在整体的入仕方式中占有三成以上的比例,可谓最高,“诣”、“降”、“从”、“归”等方式加在一起也不过与其持平。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被“辟”之人大多是曹操在任职司空时期辟用的。在丞相时期被辟用的韩暨、高柔、胡质、郑浑等人,在被辟用之前都已经是县令,王粲是长安左中郎将,王凌是中山太守。上述诸人都是以高官被“辟”用,可见,曹操是在非常积极地拓展“故吏”基础。因而,在其担任丞相之时,“故吏”关系已经成为其政权的主流“君臣关系”。

另外,从曹操政权中人员所担任的官职亦可瞧出端倪。将军一类的军事职务多是曹氏与夏侯氏的人员担任,例如夏侯惇任大将军、夏侯渊为征西将军、曹仁任征南将军、曹洪为骠骑将军、曹瑜任卫将军、曹休为镇南将军、夏侯尚任征南将军;曹氏与夏侯氏之外掌握军事职务的多为“诣”、“降”、 “归”方式入曹操政权的人,如乐进任右将军、张燕为平北将军、于禁任左将军、张郃亦为左将军、徐晃任右将军、张辽任征东将军。当然,担任重要军事要职的仍然是曹氏一族人员。在曹操政权末期与魏朝刚建立时,三公九卿与尚书、侍中等行政职位,几乎被“辟”用的人士所垄断。如陈群任尚书、何夔任尚书仆射、和洽任侍中、毛玠任尚书仆射、程昱任卫尉、鲍勋任侍中、凉茂任尚书仆射、王粲任侍中、邢颙任侍中尚书仆射、卫觊任尚书、王脩任大司农、徐奕任尚书令、刘晔任侍中、刘放任秘书郎、桓阶任侍中、陈矫任尚书令、徐宣任尚书。

综上所述,曹操政权的特点在于,曹操同士大夫豪族与非士大夫豪族建立起了适当的支配形式、隶属关系。曹操成为帝国高官后,利用东汉政权的正当性“辟除”、“表徵”士大夫豪族,不断将优秀的士大夫豪族从公门转向私门;通过士大夫豪族对地方乡里的控制力来扩大统治基础。东汉中期后,执掌政权牛耳的士大夫豪族大多出身豫州﹑司隶。在曹操政权中,出身于豫州﹑司隶的士大夫豪族占有较高的比例。此外,通过任质的方式控制一些掌握宾客兵士的非士大夫豪族,与他们建立起更为直接的支配关系。因此,曹操政权得以在军阀林立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势力,与其成功驾驭士大夫豪族与非士大夫豪族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诸多军阀中,曹操是非士大夫豪族的代表人物,成功与失败同豪族有直接的关系。曹操政权的特点在于,曹操同士大夫豪族与非士大夫豪族建立起了适当的支配形式、隶属关系。曹操成为高官后,利用东汉政权的正当性来“辟除”、“表徵”士大夫豪族,将优秀的士大夫豪族从公门转向私门,通过士大夫豪族对地方乡里的控制力来扩大其统治的基础。此外,曹操还通过任质的方式来控制一些掌握宾客与士兵的非士大夫豪族,与他们建立起更为直接的支配关系。因此,曹操政权得以在军阀林立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强大的割据势力,与其成功驾驭士大夫豪族与非士大夫豪族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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