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谍战:蒋纬国靠一根扁担挖出郭汝瑰身份,为何郭安然无恙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进行到关键时刻,徐州突然爆出一桩惊天谍案,二公子蒋纬国擒获一名中共地下党情报员,从他随身携带的一根扁担里,搜出国军在徐州的兵力部署图。

蒋纬国连夜审讯,发现此案直接指向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蒋纬国不敢怠慢,立即向参谋总部发电举报。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此案却莫名其妙地没了下文。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蒋纬国越俎代庖搞谍战

蒋纬国本是装甲兵团长(后来升任副司令),为何越界去搞情报工作呢?此事还要从戴笠说起。

戴笠在抗战胜利后不断扩大军统力量,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了一套强大的私人力量。后来还一度与美国人勾联,想插手海军。对此蒋介石十分不满,一方面扶植中统与军统互相牵制,一方面刻意安排蒋经国加大政工工作力度,不断干预情报系统,分散戴笠的权力。戴笠越来越感觉到大公子咄咄逼人,便耍了手段,故意引入蒋纬国,希望搞成二子争宠,好把水彻底搞混,他再从中取利。

蒋纬国一直在装甲兵系统,无法明面上参与情报工作。戴笠私底下与蒋纬国联络,让他打着净化军队的幌子,注意军中的共军卧底,有事直接和他联系。

1946年3月戴笠到北平前,在上海机场神神秘秘地告诉蒋纬国,等到从北平回来,将会告诉他一桩极为机密的事情,这件事连蒋经国都不知道,是蒋介石亲自交待的。蒋纬国心领神会。

结果戴笠返回时,飞机撞山,失事而死,他所谓的机密成了永远的秘密。

这件事是什么,我们无需去猜度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由于戴笠的屡屡暗示拉拢,蒋纬国对情报工作产生了兴趣。

当时国共大战爆发,双方情报人员不断斗争,保密防谍成为一项突出任务。蒋纬国在军中搞一搞情报工作,倒也不是很碍眼。

他效仿戴笠的一套办法,不断在各地安插眼线。据其自述说,“我的间谍网相当深,用得都是当地的地头蛇,也有帮会的人,我跟他们的关系相当好,我的作风与他们也很接近,讲义气,很豪爽,随时三刀六眼都可以。他们也很喜欢我,喝酒就喝酒,绝不含糊,不过赌与嫖这两件事情我是不参加的。”(语出《蒋纬国口述自传——蒋氏家族与我的一生》p154)

蒋纬国自以为他很得人心,其实情报工作并不是靠吃吃喝喝、搞江湖哥们儿关系的,合格的情报人员必须要经过专业培训,岂能随便拉几个帮会人员就能搞情报。

之所以那些人喜欢和蒋纬国来往,蒋纬国相对随和、豪爽的脾气固然是一方面,实则那些人都有目的,都想攀龙附凤,借助二公子升官发财。

蒋纬国自诩搞情报工作有一套特殊的办法,就是观察言行,若是某人表现的过于完美,十有八九就是别有用心。

蒋纬国举过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

他在装甲兵中有一个排长,姓黑,人称黑旋风。干事极为利落,奉献精神极强,虽然是从士兵中提拔起来,文化水平却远远超出同辈袍泽。

蒋纬国一开始就感觉他不对劲,但这位黑旋风始终没有露出过什么马脚。后来上海作战,蒋纬国部队要打一个阵地,命令黑旋风排长带几个人冲,黑旋风二话不说,带人就要走,谁知这是蒋纬国设下的计谋。黑旋风刚冲出去,便被身边人按住逮捕。

蒋纬国也没有审问,直接宣布黑旋风是共产党卧底,下令枪毙。黑旋风倒也干脆,不诉冤,甘愿就死。死前问蒋纬国:“副司令,你是怎么知道我是共产党?你讲给我听再枪毙,我死也瞑目。”

蒋纬国说了几条,第一,你这个干部文化水平高,不像大老粗。第二,你表现的太完美,不求财不求私,干事任劳任怨,国军干部哪有这么无私的(蒋介石儿子都这么说,这对国民党来说是何等讽刺)。

蒋纬国惋惜地说:“若你决心反悔,我便把我的一身本领传给你。”但黑旋风至死不悔,终被枪毙。

二、一根扁担:郭汝瑰的惊魂时刻

蒋纬国对郭汝瑰的怀疑,起初也是靠主观猜度。

郭汝瑰受陈诚赏识,连连提拔,1946年一年三迁,升任国防部作战厅中将厅长,专门负责战略筹划。

郭汝瑰经历复杂,出身是川军军阀子弟,又曾传闻加入过中共。据说当年“剿共”时他还刻意避免到一线去当长官,不想和共军直接交手。最令人怀疑的是,郭汝瑰个人品德实在太好了,国民党内敷衍塞责、滑不溜手、派系倾轧的毛病,郭汝瑰身上很少见。郭汝瑰平时生活也很俭朴,有一次有人到郭家去探望,郭正好不在家,家里人正在吃饭,桌子上只有两个菜。这些风格,都与共产党相似。

怀疑来怀疑去,其实与怀疑黑旋风一样,都是从主观态度上分析,并没有什么实证。

但还真别说,蒋纬国的眼光确实击中了要害。

郭汝瑰1928年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一直到解放战争中才重新联系上党组织。利用自己的身份便利,一直在想方设法为党做出自己的贡献。

蒋纬国坚持对郭汝瑰的怀疑,天缘凑巧,还真让他抓住一个机会。

蒋纬国在徐州布置了间谍网,掌握了我地下党情报员常用的沟通技巧,比如密语、暗号、手势等,蒋纬国据此训练谍报员,要他们扮作中共地下党,搞起了反间谍。一名经常出入徐州的地下党交通员某甲,被蒋纬国盯上了。

大概在1948年11月的一天,蒋军谍报员某乙化妆成脚夫,担着两个空箩筐,走在徐州郊外,和某甲“巧遇”。两人接触过几次,某甲似乎警惕性不高,认为他也是我党情报员,只不过大家彼些没有横向联系,有纪律限制,互相不能打听自己的上级和任务,于是就稀里糊涂地认作了同志。两人闲谈中,某乙抱怨说:“两天两夜没吃东西,连水都没得喝,还一无所获;老兄你拿到什么东西没有。”

某甲说:“我倒拿到一点东西。”

某乙讨好他说:“老哥,这样吧,你给我看一看,我总算是听到些什么了,回去也好交差。”

某甲有心显露一下,就把随身的扁担拿出来,卸下一头的铁箍,原来扁担是中空的,里面藏着东西。

打开一看,某乙倒吸一口凉气,原来竟是绝密的徐州剿总作战部署图。

某乙不敢多看,感谢了几句,便邀请他到前面一个经常落脚的小面铺吃饭。某甲也没多想,跟着他去了。

这家面铺是蒋纬国安排的脚桩点,某甲一去,便被逮捕了。

某甲被连夜押到徐州城内,蒋纬国得知事情严重,亲自审问。该情报员熬不住拷打,供认这份部署图是徐州剿总一个参谋给他的,地点就在徐州剿总总部旁一条大街,有一间私娼馆,剿总的军官经常去那里鬼混,他就在那里等情报。

蒋纬国问他是谁交接的地图,某甲说不知道名字,大致描述了身高,圆圆的脸,穿着国军军装,但没有挂军衔。

蒋纬国大致判断出,此人应该是郭汝瑰的侍从参谋。

郭汝瑰平时神神秘秘的,他的卧室从不让别人进,只让自己的侍从参谋出入,肯定有鬼。

蒋纬国决心用这件事彻底揭穿郭汝瑰的身份,不料他准备把情报员某甲往后方押送时,此人竟然服毒自尽,事后验尸,发现舌头下藏着一个砒霜胶囊,大概是觉得罪不容赦,自尽了。

蒋纬国十分懊悔,于是赶紧把审问情况汇总起来,形成一份绝密电文,准备往南京报告。

可是跟谁报告呢?

戴笠走之前,曾说一旦有事,可以和他直接联系。但戴笠死后,毛人凤、唐纵、郑介民等人争得不可开交,军统改成了保密局,自家的事务还没理清楚,根本没人会受理蒋纬国的这份情报。

想来想去,蒋纬国把电报打到了参谋总部,希望通过参谋总长顾祝同,把这件事揭开,搞倒郭汝瑰。

三、密电打到南京为何没下文

那么,这份绝密地图,真的是郭汝瑰送出去的吗?

从时间上看,有这个可能。但从逻辑上看,不太可能。

1948年11月4日,蒋介石命参谋总长顾祝同带郭汝瑰等人,到徐州当面下达作战命令。郭汝瑰在徐州小住几天,后来又陪顾祝同飞回南京,11月10日,郭汝瑰在总统府参加了小型作战会。中间有五六天的时间在徐州。

但郭汝瑰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中,派侍从参谋直接和情报员见面,很不严谨地送出地图原件,这不符合情报工作的基本原理。

郭汝瑰的情报,一直都是通过任廉儒,转交给位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而后通过电台发往延安。

蒋介石最早制定的撤出徐州、防守蚌埠、决战于两淮的策略,就是郭汝瑰这么透露出去的。

11月间,华野大军已经到达徐州外围,如果有交通员出入徐州城,八成是华东局派出的情报人员,和任廉儒的情报线并不是一条线。郭汝瑰绝无可能直接与中共华东局联系。

从蒋纬国的自述看,这起情报案,极有可能是华东局情报人员,策反了徐州剿总内部的国军参谋人员,以重金买出部署图,通过自己的系统获得情报。

蒋纬国这封电报打到国防部,迟迟没有回音,极有可能顾祝同对此并不感冒,也就没有上报给蒋介石。

要知道,当时怀疑郭汝瑰的并不止蒋纬国一个人。

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早就说过郭汝瑰人小鬼大。杜聿明最初判断郭汝瑰有问题,是蒋介石改变守蚌埠战两淮的计划,改为死守徐州。

最初蒋介石采纳各方意见,准备弃守徐州,退守淮河,以蚌埠为核心组织防御,本来是一个不错的战略。杜聿明感到还有得打。

但旋即计划被改了,各部国军仍然向徐州靠拢,不放弃徐州,企图在那里击溃粟裕。

这一计划表面上看起来合情合理,国军重兵都在徐州沿线,左有邱清泉第二兵团,右有黄百韬第七兵团,都是国军中的头等主力。而且徐州又有坚城,又有纵横交错的铁路,轻易放弃太过可惜。

真正看出不妥,需要有深厚的战略素养和敏锐的眼光。国军诸将帅之中,只有白崇禧和杜聿明看出古怪,认为国军这是自陷死地,把兵力搞成僵死的十字形,完全是被动挨打。

杜聿明判断,能够撺掇蒋介石改变意图的人,肯定具有高明的战略思维,也十分了解蒋介石喜欢空谈理想、主义、牺牲精神的特点,这样才能诱导蒋介石死要面子,把徐州当作决战地点。

谁有这个本事?何应钦不会,顾祝同不能,白崇禧不管,转一圈看看,只有郭汝瑰有可能。

但杜聿明不敢说出来。

郭汝瑰是陈诚十三太保之一,铁杆“土木系”,顾祝同也要忌惮他三分。

1948年11月间蒋介石急于解开黄百韬被困的危局,令杜聿明飞赴南京召开作战会,问他怎么考虑解围。当时参加会议的有郭汝瑰,杜聿明在会上泛泛而谈,绝口不提具体作战计划。

会议结束后,杜聿明才单独找顾祝同讲了计划,并提醒顾祝同,千万不能把计划告诉郭,他有共谍嫌疑。

顾祝同说他这是老调重弹,完全是无稽之谈。原来1948年年初顾祝同担任参谋总长时,杜聿明就提醒他郭汝瑰有通共嫌疑,顾祝同当时不信,还斥责过杜聿明空穴来风。

在杜聿明的反复坚持之下,顾视同勉强同意不告诉郭汝瑰。

但是这一事实说明,顾祝同对郭汝瑰还是十分信任的,一则他是陈诚的心腹,他又是中将军衔,中将没有理由吃里扒外了。二则郭汝瑰在抗战时屡出奇谋,提出过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战略谋划,他的能力是人所共知的。

蒋纬国此番来密报,揭发郭汝瑰通共,看起来不过也是老调重弹,拿一些不着边的谍报线索往郭汝瑰头上扣屎盆子。

这是顾祝同压下情报没有上报给蒋介石的一个原因。蒋纬国苦苦等待,最终也没有等到回音。

但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制约因素。

四、多方纠葛:郭汝瑰巧计隐退

如上文提到,郭汝瑰是陈诚土木系的重量级人物。顾祝同不敢动郭汝瑰,实出于忌惮陈诚。

众所周知,陈诚乃是蒋介石的头号心腹。当时蒋介石正派陈诚前往台湾,接任省主席,已经开始密谋经营台湾基地,为国民党败退后打理最终归宿地。

这件事进行得很秘密,只有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李宗仁等少数高层人物知道,处于只做不说的状态。毕竟蒋介石此时提出的口号仍然是击败中共,如果将经营台湾宣示于天下,蒋家王朝恐怕要立即崩盘。

陈诚衔命赴台,其中政治意义之重大,顾祝同不会不知。

如果此时动郭汝瑰,势必要牵扯陈诚。动陈诚则台湾不稳,台湾是蒋介石最后的生命线,这个干系,顾祝同绝对担不起。

退一万步说,就算郭汝瑰真的是卧底,向中共透露作战计划,可是当时国军的计划,还有什么价值吗?

平庸如顾祝同,也已经看出淮海大战国军计划落于下乘,一改再改,一变再变,就算郭汝瑰送出去,未必有什么用。

实际上确实如此。

1948年12月,杜聿明集团决定从徐州突围,当时作战厅向蒋介石汇报了三路突围方向,一是西南方,与黄维汇合。二是正东,通过海州海路撤往南京。三是东南,从江苏省几撤到江南。

郭汝瑰分析多种可能,迎合蒋介石的心意,提出从东南撤退的建议。此议由于时间最快,路最短,得到蒋介石首肯。

郭随即想办法把情报传了出去。中共中央军委迅速据此指示华野粟裕,要求将兵力置于东南方。

但粟裕分析情报后感觉不合常理,东南方向水网纵横,不利于国军重兵集团通过。杜聿明并非庸人,当下最有可能的路径是西出永城,而后沿陆路南下与黄维汇合,此路虽然较为迂回,但若能与黄维兵团合成一股,国军大兵团仍有胜机。

粟裕最终冒着违抗命令的风险把兵力调到西南方向。英雄所见略同,杜聿明也不同意东南撤兵之议,违令兵出萧县、向永城,粟裕终于成功堵住杜聿明集团。

所以说,综合各种因素,顾祝同就算真的怀疑郭汝瑰,为他自己的前途计,他也没必要去整治郭汝瑰,大势已去,抓几个特务杀几个间谍,江山就能救回来吗?

蒋纬国也是聪明人,顾祝同装糊涂,他也不敢去较真。戴笠已死,情报系统大部分被蒋经国插手接管,他若再去硬插一杠子,岂不是自找没趣。毕竟在大哥面前,他的力量与地位根本不够看得。

蒋纬国在撤退大陆前,苦心孤诣地经营情报网,安插了许多特务。到台湾后向蒋介石交了底,蒋介石毫不犹豫地让蒋纬国撒手,把情报网全部交给蒋经国。在核心事务上,蒋介石一向看得分明,决不会让两个儿子争权。

郭汝瑰听说了徐州抓住地下党的消息,虽然明白这是一场情报交叉,他也不能不为所动。尽管各位大佬投鼠忌器,但为自己安全计,也得及早谋划退路了。

郭汝瑰怕三大战役结束后蒋介石甩锅杀人,而他是战略筹划方面的重要负责人,届时恐难全身而退,于是通过任廉儒向党请示,是否可以回到解放区。

组织上研究感到,此时郭汝瑰回到解放区,没有继续待在敌人阵营中作用更大。如果出于安全考虑,可以到下面的部队掌握一个军,这样也可以继续为党服务。

这招避祸沓中之计正中郭汝瑰所算。他向顾祝同提出引咎辞职,顾祝同正巴不得甩开这个烫手山芋,于是保荐他出任七十二军军长。

该军在淮海战役中被华野歼灭,郭汝瑰出面收拢败残军官,征收大批新兵,又动用各方面关系要来足够装备一个军的武器装备,迅速重建起七十二军。

远离中枢后,果然没有人再找他的麻烦。1949年12月,郭汝瑰成功地率七十二军在宜宾起义,安全地回到了党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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