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大动荡因何发生?专家称“印钞救经济”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文/张涛 路思远 编辑/石东

编者按

毫无疑问,近几年来,全球进入了全面动荡期。美国多边贸易制裁、英国脱欧等重大国际政治、经济事件不断发生,直至今年俄乌军事冲突这样的极端化事件爆发。而全球突发并延续两年多之久的疫情,更扩大了全球动荡的范围与幅度……在一系列重大事件发生的背后,是否有其必然的因素?

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张涛、路思远认为,全球秩序的裂痕在疫情前就已出现,当前阶段,全球正遭遇来自旧能源、旧经济、旧金融、旧政治的四大报复。在新共识形成之前,不断升级的多方博弈显化为局部激烈冲突的风险正在大幅抬升。2021年7月和11月,张涛和路思远先后撰文,对全球通胀和短缺问题进行了分析,发表了《为何本轮通胀不是暂时性的?》、《全球或将迎来供应短缺时代》两篇文章,引发了业内的思考。此篇承接上两篇文章,以更宏大的视角,反思了造成本轮全球经济、政治及社会危机的原因。

以下为正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超乎所有人预期,新世纪20年代的序幕是被全球大流行病拉开的。截至今年3月末,全球因新冠累计死亡人数已超过616万人,此人口规模在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115位,超过了新加坡的人口规模。在疫情持续2年多的今天,全球每天新增确诊病例数仍有100多万,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伤害之巨大是显见的。疫情应对无疑是一块试金石,各国各自的发展成色被进行了全方位检测。在疫情测试过程中,各国不断反思与调整,全球秩序也因此进入巨变期。

实际上,全球秩序的裂痕在疫情前就已出现。例如,2016年英国脱欧,标志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破裂;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则标志着多边贸易合作全球化共识的破裂……疫情的爆发更加速催化了裂痕的扩大。例如,疫情爆发后全球联合防疫机制的缺失,标志着全球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效率的下降,延续至今的俄乌冲突,更是标志着维系“冷战”持续“冷”的军事管控基石发生了根本性动摇。

未来裂痕的弥合只能依赖于新秩序的塑成,前提则是重建全球互信。只有在互信重获之后,包括知识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才能重返无限传播模式,相应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各生产要素才有可能重新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与配置。在此之前,由于互信与自由的严重缺失,全球必将遭受旧范式破裂的持续报复,并由此进入大动荡,动荡的范围与剧烈程度更是难以估量,这无疑是新世纪20年代的开端叙事。

旧能源的报复

4月4日,联合国发布报告《气候变化2022:减缓气候变化》警告,全球需立即在所有领域开展深度减排,否则全球变暖限制在1.5°C的目标将无法实现。联合国最新评估显示,若将升温限制在1.5°C左右,就需要最迟于2025年前全球实现碳达峰值,并在2030年前减少近一半碳排放与减少三分之一的甲烷排放。目前,伴随对低碳经济、绿色发展共识范围的扩大,全球主要经济体均做出了碳中和承诺,明确了“零碳排放行动计划”,确立了“碳减排”目标,但参照各国既定目标和实施路线,2025年前全球根本无法实现碳达峰,相应人类社会规避不可逆转气候冲击危机的希望已大幅削弱。

目前,低碳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经济运行对旧能源体系的依赖度依然很高,加之碳减排必须建立在全球一致行动的基础上方能真正实现,因此全球碳减排必将是个异常复杂的过程。尤其是在现有能源获取技术条件的约束下,清洁能源供给的稳定性、安全性远不及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的化石能源,新能源比重的提升,必然会导致整个能源供给体系脆弱性阶段性上升。例如,去年冬季由于风能的不足,全球多地陷入采暖能源严重不足的困境,只能被迫重返对旧能源的依赖,至今此重返依然有增无减,煤炭、原油、天然气的价格随之持续攀升,并进一步大幅推升了全球供应链成本。即:“旧能源的报复”不仅令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再次上升,更为全球碳减排一致行动新添了重重困难。

旧经济的报复

疫情爆发以来,被各国讨论和反思最多的莫过于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而自去年4月份以来,持续攀升的通胀压力更加证明,当前全球供应链已经丧失了应有的弹性,相应价格机制平衡供需功能随之衰减,即价格的上涨并不能撬动供给的快速增加,在需求不减的环境下,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就成为了必然,而本次疫情以及防疫措施则进一步削弱了现有供应链的供应能力,最终形成供应短缺的严重通货膨胀局面,即如图2所示,产出由Y0缩减至Y1,价格由P0飙升至P1。

除了新冠疫情的外生性冲击之外,疫前的诸多内生性变化,已先行一步,造成全球供应链弹性的趋势性弱化。尤其是2016年以来,全球化共识破裂,标志性事件就是“英国脱欧”,之后美国重拾单边主义,挑起关税战、贸易战,很多行之有效的全球性多边议事机制失效,原有全球化下的资源自由优化配置和供需自动平衡机制失灵,全球跨境资本开始趋势性收敛。

2020年全球FDI(国际直接投资)流量仅有1万亿美元,较2016年前的水平大幅下降了52%,G7国家的FDI流量则由0.84万亿美元锐减至0.26万亿美元,全球跨境投资的收缩直接导致全球供应层面产能扩张的停滞。

这些内生性变化均大幅削弱了原有全球化机制对通胀的缓和作用,加之疫情后各国将对供应链的要求,由之前的简单、高效调整为安全和稳定,更加重了供应链的紧张,因此在全球化共识恢复和新秩序塑成之前,供需失衡的矛盾很难得到根性本缓解,相应“旧经济的报复”也就很难停止。

旧金融的报复

在贸易全球化、人口红利,以及发展中国家赶超战略发力等诸多因素叠加推动下,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逐渐成型的“低通胀、高增长”的经济大调和在新世纪初期得以延续,同期金融领域则呈现出监管弱、创新强、扩容快的发展态势,跨境资本在全球的流动范围和规模不断提高,90年代中期全球FDI年流量仅为3000亿美元,2007年已升至2万亿美元左右,并带动全球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尤其是以中国为首新兴经济体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令全球产能持续扩张和释放,较为充分地满足了不断增加的全球需求,所以该阶段全球货币供应虽有较高增长,但宏观杠杆率并未大幅上升。

正是得益于前期全球供应链产能的持续扩容,能较为充足地吸纳新增的货币投放,使得在金融危机时各国无需过多顾忌实物层面供需的失衡,进而敢于通过量化宽松等手段给市场注入巨额的流动性,来维护金融稳定。可以说在疫情前,“印钞”就能解决经济问题的金融模式已经成为现有经济秩序的核心内容,不过由此带来了全球债务负担的快速攀升,市场出清速度的缓慢,经济资源被大量的僵尸企业所侵占。疫情爆发后,“印钞救经济”的模式显然已经难以为继,面对供应链弹性缺失下的经济困难,印钞不仅无助于供需缺口的弥合,反而会加剧失衡,因为印钞不能印出食品、能源和金属,但能增加需求。与此同时,“印钞救经济”模式下积累的资产泡沫、僵尸企业等“旧金融”的产物则越来越成为威胁全球经济运行的“堰塞湖”。

旧政治的报复

经济与政治变化从来都是如影随形。伴随经济秩序的巨变,全球政治格局也相应进入调整期,而触发政治格局变化最直接的原因无疑就是利益分配差距的扩大。例如,英国与欧洲之间利益分配失衡直接导致英国国民公投一致同意脱离欧盟,从而让欧洲实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大一统的梦想彻底破裂;而美国之所以重拾单边主义,针对他国发动贸易战的直接原因是对其在经济全球化成果分享中份额的不满意;而打破“冷战”以来全球冷状态的俄乌冲突,更凸显出利益分配失衡推动下的地缘政治巨变。

鉴于当前全球政治格局仍是以美国一极为主,他国多极为辅的局面,该局面是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苏东剧变后逐渐成型的,因此作为守成方,美国及盟友更倾向有利于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治格局调整,调整的核心内容包括产业链与中国的脱钩、资源供应的去俄罗斯化、各国国防开支的趋势性增加,由于中俄在全球产业链和资源供应体系中占有较高份额,加之资源分布不平衡和产业链重塑进程的缓慢,使得美国及其盟友的战略推进必将导致全球格局的动荡,而随之涉事各方的应对还会进一步加剧动荡。

在上述“四旧”的报复下,全球已很难重返“和平与发展”共识下的运行状态,而在动荡之下,各方博弈将更为激烈,博弈的广度和深度将持续扩大,包括全球贸易交往机制、货币体系、金融互惠安排等都将进入博弈范围之内。由于在新共识形成之前,新秩序根本无从谈起,而不断升级的多方博弈显化为局部激烈冲突的风险则在大幅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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