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加勒比海做过10年水手,如今在老家开面馆(组图)

我是老猫@巷口老猫,70后,生活在重庆的一个小县城。

现在回想起来,90年代在加勒比海做船员的日子,简直就是人间地狱,我都不知道自己是靠什么坚持下来的。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除了累就是困。身上都是汗臭,不用洗澡倒地就可以睡着。

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小在国内城市长大的十七岁的孩子来说,真的是生不如死。那里完全是法外之地,不受任何法律道德约束。有的时候船长还会亲自动手,让我以为自己穿越到古时候的奴隶社会。

(2016年3月10号,我和横店公主关晓彤)

1977年,我出生于重庆一个非常小的县城。爸爸是一名国营企业的理发师,妈妈是营业员,我有一个大两岁的哥哥。因为父母都是正式工,所以我小时候的生活还是比较好的,没吃过什么苦。

我从小比较叛逆,调皮捣蛋,成绩也不好,所以常常会挨揍。初中进入青春期以后,更无法无天。以混迹街头为荣,拉帮结派,偷鸡摸狗的事没少干过。结果初二的时候和老师对打,被学校劝退。

当时我们家所在的那条街上,有好多的录像厅,整条街的录像厅我都可以免费看。父母怕我学坏,托人在一个建筑工地给找了份工作,每天和泥搬砖。我精力充沛,非常开心,而且还在工地上学了一些电工、电焊的技术,这也为以后的工作埋下了伏笔。

不过可惜的是,后来因为调皮捣蛋又被建筑工地开除了。

(8岁的我,拍照都和别人不一样)

被工地开除后,正好赶上台湾有家公司,在重庆当地要招一批海员。当时面试有三十多个孩子,他们挑选了十二个人,我和另一个朋友被选中。

当时的条件,就是选中的人必须先去医院体检、切除阑尾。因为阑尾炎在海上发作的时候很要命,来不及做手术,所以必须先切除阑尾才能上船。

那时爸爸妈妈的工资,加起来也就100多块钱一个月,我在建筑工地干的时候月薪是200多块钱,可是出国当海员是月薪150美金,简直是天文数字。

于是家里拿出了4000块钱的存款,为我办理护照,交押金、做阑尾手术。这笔钱,在当时可以在我所在的县城买一套房子。

1994年,十七岁的我踏上了去异国他乡谋生的道路。

(1995年第一次回港)

那是我第一次见世面,从重庆坐火车到广州,然后从广州坐飞机到香港,从香港到伦敦,从伦敦到委内瑞拉,再到特立尼达多巴哥,用了一个礼拜的行程。可一下飞机,我的美梦就破灭了。

在机场,我们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第一次看见了电动门、感应水龙头,感觉一切都很新鲜。出了机场,多巴哥就有人来接应我们。

记得当时是一个黑人开了一辆面包车,把我们十二个人像塞粽子一样,塞到面包车里。因为语言不通,又身处异乡,我们心里都很恐惧。

(1996年在公海捕捞作业)

到码头上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因为舟车劳顿我倒头就睡。

我和那个朋友被分到一条特别小的台湾船上。船载重大约70吨,从船头到船尾只有十几米长,高度也只有七八米,外表很破烂。工作内容是抓金枪鱼、鲨鱼,就是体积比较大的鱼。

第一次出海,从码头开到公海用了十天。这个过程中,所有的人都开始晕船,吃什么吐什么,持续了十几天,那种感觉真的是生不如死。

一个船就是一个小社会。船上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厨师在内,总共十八个人。因为国内船员少,所以我们饱受欺凌,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睡觉的时间很短,全年无休。不论刮风下雨,哪怕是七、八米高的风浪,我们都得工作。

(1997年第一个三年合同到期)

无数次内心都想打退堂鼓,可我们是交了押金出来的,没有一点退路。在那里没有尊严,生命被看得很轻。每天就是周而复始,机器人般的工作。

就这样在公海待了半年,靠港整修的时候,感觉从地狱又回到了人间。这一次又回到多巴哥,才看清楚这个所谓的岛国。

在航港内要整修十几天,我们也不管英文好不好,就和老船员一起出去玩。说是玩,其实就两个地方,一个赌场,另一个红灯区。

(1999年已经做副船长的我)

我那个时候只有十七岁,就知道混吃混喝,出去看热闹。有的船员就开始赌,到现在还有船员在那边,欠很多很多债还不了,只能在那边打工。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十几天好像很快就过去了。

很快又到了出海的时间,走掉几个外籍船员,又补充了几个新的大陆船员。可能我是城里的孩子吧,想法要稍微宽广一点点。我就思考,为什么别人能做到领导,我不能去尝试一下呢?

经过观察,当领导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要工作出色,第二要和高层的领导搞好关系,这样你的工作环境会稍微轻松一点。然后我就制定了一个计划,先把各种技能学到手。

(1999年在海上,做了大副很轻松)

我是小孩没人在意,为了掌握技术,就拍机械师的马屁。两年以后第三次出港,老机械师走了。又来一个山东的机械师实习,我又继续按我的套路和他搞好关系,当时我也算是老船员了。

有一次,我们船的一个螺旋桨,有个重要部件损坏。如果要更换部件的话,就得在海上漂流半个月,回港也得浪费十几天。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我说:“可不可以让我试一下。”我用建筑工地学的技术,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战成名。大家终于发现了我存在的价值。

当时整个船全部停工,都看我表演,我自然而然地就有一种众星捧月的感觉,经过我的电焊打磨,再电焊再打磨,把那个东西修的我认为差不多了,装上去还能用,大大的缩短了我们等待的时间。

一条船在外面,人员、工资、税金,包括燃油各方面的消耗挺大的,因为那次的突出表现,我直接被提升为机械师助手,就是二管轮,工资由150美金暴涨到400美金。

(加勒比海上,我和大陆的船员)

从那天起,我在船上的日子舒服多了。

又一次出海的时候,船上调来一个大副,性格非常暴躁,为了讨好台湾船长,欺负我们中国的船员,经常动手打人。气势比船长还大,老子天下第一的那种感觉,所有的船员都被他揍过。

很多船员都受不了,但是敢怒不敢言。最后大家找我商量,这个事儿该咋弄?要不然还没回国可能就被他打死了。其实这事儿我可以不用参与,因为他没有欺负我。可觉得他欺负自己同胞,我就不能坐视不理。

(我们打到的金枪鱼)

我想了一个月,组织所有的船员写了一封联名信,然后寄到总公司。结果很理想,公司换掉了船长和那个大副,我们的团结迎来了胜利。

后来船上又来了一个新船长,也是台湾人,大约50岁左右,脾气非常好。大副位置空缺,由于我在船上有了一定的号召力,就开始兼任,过了几个月正式做了大副。

那一年我才十九岁半,是全公司最年轻的一个大副,工资一下就提高到七百美金。再加奖金,折算人民币一个月可以拿到八千块。

月薪八千块,年收入达到了十万。在1997年,相当于国内一个小老板的收入。钱多了,人就开始飘了,每次靠港就出去逛街消费,各种场所都去过。日复一日重复着水手的生活,浑浑噩噩地过日子。

真正觉得中国人在世界站起来,是1999年的国庆大阅兵。世界各地都转播了那次的阅兵节目,我们在多巴哥也看到了,一下就震动了全世界。当我们再出去的时候,腰杆就比之前直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很骄傲。

(2006年回国后和父亲合影)

后来国内出来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整条船除了主要的干部是台湾人,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大陆人。为了遏制船员赌钱,我打过人;为了替同胞出气,我也揍过外籍船员。

就这样跑船七年,后来合作了三年多的船长要回台湾,我也不想做了,就于2001年回到了国内。

阔别七年回到家里,就像从外星球回来一样,家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连家都找不到。后来找了个人力三轮车,告诉他大概在哪个位置,才把我拉到家。

因为想给妈妈一个惊喜,当时就没有打电话。我在楼下和邻居讲话,他们也不认识我,印象中也应该没我这个人了。

看见餐馆门口贴的招聘信息,服务员月薪300块钱。我突然又觉得在家里挣钱好难。在外面虽然是辛苦,但是那个钱是家里的多少倍?

(2010年带孩子旅游)

在家里待了十来天,突然接到台湾老船长的电话,说他又去那边公司,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基本上没怎么考虑,就说可以。就这样在家休息了二十多天,我又踏上了多巴哥的土地。

2004年发生了一场海啸,很严重那种。我突然觉得,如果我死在那个海上,挣这么多钱给谁花呢?然后那一年我就决定回国了,这个海员的生活做到头了。

然后我向公司申请辞职,公司极力挽留,说再干几年我就做船长了,一个月工资有两三万美金。当时也是血气方刚吧,有了这种想法,就干脆利索地辞职了。

回国以后每天在街上转,发现房子便宜,手里有钱,就直接买两套房子,剩下的就存在银行。

那年我二十七岁,家里人觉得我到了成家的年龄。介绍对象的可以说是踏破门槛。我也是见过世面的人,知道过日子需要什么样子的,就选了个比我小九岁的女孩子交往。

(2010年去深圳之前)

一年以后,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装修公司,弄点小工程,以装修和建筑为主。生意也还不错,大概月收入有万把块钱。

我的野心比较大,想把公司做大做强,就提议不分红,把钱攒起来,弄个物业公司或者其他项目。但是其他合伙人不同意,觉得把钱放在兜里才放心。由于经营理念不同,我就撤了股。

在家待了两年多,老婆生完孩子后想出来上班,我没让她去,还是想自己做点生意。于是2009年初,我们投资四千块钱开了一家夜宵店,以卖面条和凉菜为主。

刚开始生意很惨淡,一天卖个两三百。因为我们两个对餐饮也都不懂,边学边干,很辛苦。经常跑到人家那去看人家怎么做,然后自己回来再改进。就这样维持了三四个月,生意慢慢地好转。每天的营业额从七八百到一两千,最后到两三千。

(2010年在深圳做保安)

生意稳定后,我又把隔壁的铺子租下来,扩大经营。最巅峰时,五块钱一碗面,一晚上最多卖过7000块钱,纯收入有4000块。

那个时候刚三十出头,突然一天可以收入好几千,我又开始飘了。结交狐朋狗友,每天KTV、夜总会,该去的地方不该去的地方都去了。

外面莺莺燕燕一勾引,我和老婆两个就开始闹矛盾。后来我一冲动,就把店以每年十万的价格转租给了别人。那时我觉得自己需要冷静一下,想离开家去外面闯荡。当时有两个想法:一是去横店,二是去深圳。

由于身上没几个钱(钱都老婆管),我就选择先去深圳,挣点钱再说。为了落脚我选择了做保安。

(2015年在横店做群演)

做了保安以后,业主说帮他们卖房子,可以拿到二三十万的佣金。正准备摩拳擦掌大干一场。家里媳妇打电话说她说话很困难,医生告诉她要做手术,我思考了两天便辞职回家。

老婆手术很顺利,回家休养了一段时间,我就开始准备出门。想着回深圳之前,先去趟横店。当时内心非常激动,小时候录像厅里的情节,好像马上要重现。有一个声音从心底冒出——横店,我来了。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事实上踏上横店的第一天,我再一次感到了茫然。客车司机把我放在路边,才看清这里只是一个乡镇街道,但是房价并不低,开了一间房要140元。仿佛又回到了刚去深圳的样子,如果不尽快找到落脚点,我几天就得破产。

(2016年我和网红音乐人吴秀可)

为了尽快找到落脚的地方,选择了一个拉面馆,拿出行走江湖多年的本领,和老板娘套近乎,成功获得信任后,被以5000块的高薪聘请做拉面师傅。

落脚点有了,我就开始寻找和电影有关的机会,从一天150块钱的群演做起。其实拍戏是次要的,主要是想多认识几个人,因为我觉得圈子是决定一切。

我使出浑身解数,拼命去找看得顺眼的人套近乎,后来就和一个幕后的场工成功搭上了线,还被邀请暂时住到他那里。

(2016年我和陈之辉老师在工作室)

找到新路子,我就辞掉了面馆的工作,转为场地幕后,开始了正儿八经的横漂生涯。

在任何一个地方,阶层决定了圈子和发展。通过幕后工作,我又成功的搭上了两个演员,并且通过他们的关系,认识了很多人。就这样我一边工作,一边花钱请大家吃饭,不放过任何一个结识大人物的机会,后来成功的由一个群演、场工,变成了演员导演。

从当上演员导演那一天开始,我的圈子就由群演圈子,迈向了幕后制作圈子。开始了我在影视圈的开挂之路。

影视圈是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在剧组担任好一点的职务,所有跑组的演员都会来拍你马屁。不管这个剧有多烂,都渴望能署上自己的名字,能多一点台词。

(2016年4月剧组演员合影)

慢慢地我就认识了很多电影公司老板和幕后团队,包括横店的、北京的、上海的、河南的,圈子一下就开阔了。

那一段时间,我很享受在这个圈子里的生活。拍综艺、拍电影、拍广告,突然觉得明星经纪人离我近了,那明星也不遥远了。

好像一个蜘蛛网一样,从一个点,一下就扩张到整个演艺圈,我突然觉得自己神通广大了,有点呼风唤雨的感觉,骨子里那种不安分又开始作乱。

2016年我用在横店挣来的钱,和朋友合资在合肥开了一家传媒公司。

当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就规划了几个项目,开业的时候请了合肥当地比较知名的主持人,还邀请了几个老戏骨捧场。能做到这个地步,我觉得前面的路一片光明,自己一定会在影视圈大有作为。

(2016年,我和张春年老师)

可正当我的传媒公司要起步时,国家对文化传媒行业乱象开始了整顿,全国一下倒闭了两千多家传媒公司。很不幸,我的公司也是其中之一。

那时候投资人锐减,市场萎缩,没有苦撑下去的意义。我的这场饕餮盛宴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所有投资化为乌有。

这个行业地震不是个人能挽回的,况且我们还是个名不经传的小公司,小的连抵抗力都没有。苦苦坚持了差不多大半年之后,我不得不心有不甘地打铺盖卷回家了。大老板的梦,刚起了个头就醒了。

在这期间,我和老婆关系有所缓和,回家休息了两年,确实找不到更好的出路。我一寻思,还是把面摊收回来自己干,抓抓儿子的教育。因为这几年我不在,儿子的学习不是很好,马上要上初三了,到了关键时刻,我就决定在家里陪孩子。

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梦想,大多数都没有机会和条件去付诸行动。而我,想做的都尝试过,即便是以失败告终,也有很多回忆在里面。人活着不就是一个过程吗?所以,我从来不曾后悔自己的选择。

(2016年朋友聚会)

我不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小的时候偷鸡摸狗,上学和老师打架,当船员欺负弱者,生存也是用尽手段,可这些都是表象。

我只是不想默默无闻的过一辈子,我想做事,想更多的体验生活,在人世间留下足迹。

每个男人心里都装着一个江湖,都幻想自己是天降正义,大部分人走着走着就丢了。生命苦于无常,生活困于如常。年少轻狂的时候,我常常很傻,多年之后,我常常装傻,这就是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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